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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早看穿林彪想當觀潮派逍遙派的意圖

—文革中真實的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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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書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他說:「事實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決策,林彪都被蒙在鼓裏,只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對毛的意圖不甚了解,不知文革運動怎麼搞法。見各級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垮台,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卻對運動的前景茫然無底,處境着實難堪」。 楊成武后來也這樣回憶:「林雖是副統帥,但常委碰頭會、軍委、國務院;國防、外交、經貿等等,都是周恩來管,具體事沒給林彪權」。

林彪文革舊照

林彪早有先見之明,留下《日記》以便洗刷自己的罪名。

清查五一六

「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本來只是一個受極左思潮影響而自發建立起來以炮打周恩來為主要目標的青年學生組織。1967年9月7日,新華社播發(《人民日報》次日發表)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公開提出了批判「反革命組織」「五一六」的問題。毛澤東為此文加寫了一段話:「這個反動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此後,「清查五一六」逐漸擴大成為全國範圍的一場大運動,其罪名擴大為「三指向」(即鬥爭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指向人民解放軍),其打擊面之寬,清查時間之長,成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冤案。《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中的「清查五‧一六運動」辭條中說:「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就抓『五‧一六』問題作了『新的指示』。林彪號召: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五‧一六』徹底搞出來」。但據「林辦」工作人員所了解的情況,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林彪一直在蘇州。因此林彪這個「召開大會」和「號召」是否準確?除去這一句話外,在整個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看不到林彪有什麼具體作為。倒是毛澤東和其他人有不少具體指示。

有關「第一號號令」

所謂「第一號號令」指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共發佈「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襲」緊急動員令。

關於這件事,林彪幸好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的日記中有着這樣記載:

會議發生爭議,氣氛很緊張。「B52」突然離題提出,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蘇修要宣佈開戰,美帝準備入侵,蔣介石部署反攻大陸,印度要侵佔西藏。到會的都給突發性幽靈所勾劃出的最新情報怔住,都提出了疑問,等着總理、我的態度。我還是不想表態,被「B52」點了名,就說了:「蔣介石反攻大陸還要老闆點頭,加大擾亂、挑釁,會的。另一個因素看,我們局勢能穩定下來、正常了,諒不敢大的軍事挑釁。蘇修宣佈開戰,還得有個藉口;美帝入侵,至少近期不可能,他越戰陷得很深。」三個老帥也認同我的分析。

「B52」當即發怒:「看來我和親密戰友不夠親密了,我又變成了少數。我以黨主席提議,民主表決。同意我的意見請舉手,反對的不舉手。」通過了。一個老帥改變立場,四人未舉手。(按:三個老帥指朱德劉伯承葉劍英,是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改變立場的是葉劍英。四個未舉手的是朱德、林彪、劉伯承、陳伯達)。

事後毛澤東倒打一耙,即「九一三事件」後,在中共中央下發的有關《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上是這樣說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發佈所謂『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調動全軍進入戰備狀態,這樣的大事,竟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

毛死後,有關「第一號號令」,當事人和所謂研究者有過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第一號號令」事先是否報告了毛澤東。毛的保鏢汪東興回憶說,林採用電話記錄的方式,於十月十九日用急件傳閱給毛澤東,先交周恩來,由周轉毛閱。汪將傳閱送毛,毛一臉不高興的樣子,說「燒掉」,自己拿起火柴點着了傳閱件。當天晚上,周恩來打電話給汪,問毛看過緊急電話通知沒有,汪告毛已經燒掉,周驚詫未語。

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增訂版有一個引人注意的修改。這本書一九八一年版本的敘述是:「同日(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藉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佈『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被毛澤東發現後制止」。修訂後的敘述是:「同日,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林彪做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刪去了「藉口」、「擅自」等語。)

時到八十年代中期,黨史編寫人員不可能不看《林彪日記》,而這些人仍抹着良心編寫黨史,企圖繼續欺騙人民。正如林肯所說:」你可以欺騙全體人民於一時,也可以欺騙部分人民永遠,但你不能欺騙全體人民於永遠」。

現在有了《林彪日記》作證,上述論點純屬栽贓行為。

一打三反

從1970年1月開始,「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全國展開了聲勢凌厲的「一打三反」(即打擊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反對鋪張浪費,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運動。這一運動實際上以「一打」即「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為中心,而所謂「現行反革命」又主要是指反對或「破壞」「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人。《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一書記載:「據統計,1970年2月至11月共10個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萬多名,許多案件屬於冤假錯案」。這一年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許多地方都有像遇羅克這樣的思想先驅者被槍斃,像張志新這樣的優秀共產黨人被判處死刑……而這一運動是怎樣開展起來的呢?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月30日(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並提出:『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批:照辦。三十一日,指示發出」。

總之,客觀地回顧「文化大革命」的具體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彪在總的方面,其實只算得上一個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所謂「親密戰友」、「副統帥」,不過是毛澤東用於一時的擺設而已。不過,林彪這個觀潮派、逍遙派,又不同於一般幹部和民眾中的觀潮派、逍遙派,而有其特殊性。因為林彪的地位特殊,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副統帥」,許多事情顯得像是他在直接領導、發號施令。周恩來上報的或毛澤東批示下發的文件,一般都要到林彪那裏走一趟,由他批幾個字或畫一個圈。長期以來,特別是毛澤東及其徒孫們操縱輿論的「批林批孔」運動以來,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故意把毛澤東和別的領導人的批示和表態隱去,而對林彪的「畫圈」或批示、講話則取其所需大肆渲染,從而給人造成一種只有林彪在製造動亂的假象。「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對毛澤東與江青、林彪與葉群這兩對當代中國政壇上特殊的「政治夫妻」,對江青和葉群這兩個特殊身份的人物,又採取了顯着的雙重標準:對江青所乾的壞事,儘量說成是與毛澤東無關,儘量為毛澤東洗刷、開脫,儘量渲染毛澤東對江青的一些批評、指責;而對葉群所乾的壞事,則儘量說成是林彪的授意或林彪的責任,儘量籠統歸罪於「林彪集團」……這樣,儘管「文化大革命」已被徹底否定了幾十年,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林彪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氏徒孫們借「批林批孔」運動「妖魔化」的那個形象。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書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他說:「事實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決策,林彪都被蒙在鼓裏,只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對毛的意圖不甚了解,不知文革運動怎麼搞法。見各級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垮台,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卻對運動的前景茫然無底,處境着實難堪」。

楊成武后來也這樣回憶:「林雖是副統帥,但常委碰頭會、軍委、國務院;國防、外交、經貿等等,都是周恩來管,具體事沒給林彪權」。

「林辦」秘書張雲生在談到林彪對開始出現武鬥的態度時說:「也許他並不贊成這樣做,因為他多次在背地流露過對『武鬥』的不滿,但他的『接班人』角色卻形同虛設,沒起什麼作用」。從「文化大革命」中震動一時的「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一案也可以看出林彪「接班人」地位之虛空。1967年8月,毛澤東眼見他的「文化大革命」路線到處碰壁,他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謊言無法掩蓋全國大動亂的現實,特別是各地支左部隊與「左派群眾組織」關係緊張甚至衝突不斷,便獨自作出了打倒中央文革小組要員王力、關鋒(不久又加上了戚本禹)的決定,以拋出替罪羊來轉嫁罪責。他叫楊成武從上海回北京向周恩來傳達他的決定。楊成武回北京向周恩來匯報後,周恩來又叫他去向林彪匯報毛澤東的這一決定。楊成武說:「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讓我只單獨向您一人匯報。並讓我轉告您,這件事讓您一個人單獨處理。」周恩來說:「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對主席講時,說是我讓您向林副主席通報的。」楊成武遂飛赴北戴河向林彪通報,林彪聽後「只是微微地點了個頭」,楊成武問有什麼指示,林彪答:「沒有了。」

可見,毛澤東不但不與林彪商量、討論,甚至根本不向林彪通報。連周恩來都認為「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

對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觀潮派、逍遙派表現,曾擔任審查林彪專案組重要成員的紀登奎也有生動的回憶。紀坡民在《上台下台,任職辭職--聽父親紀登奎談往事》中是這樣說的:「中央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聽不到這位副統帥的意見。毛主席的意見很多,各方面的問題都能聽到他的指示。可是這位副統帥,中央討論工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農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財貿,還是沒有他的意見,討論政治問題,比如整黨,也沒有他的意見……我想,也許林副統帥在考慮什麼重大的軍事戰略問題吧。可是,後來我到軍隊工作以後,發現還是這樣:中央和軍委無論討論戰備、訓練、科研、軍工,還是討論軍隊的政治工作,都沒有這位副統帥的指示,聽不到他的任何意見」。紀登奎當面向林彪匯報軍隊工作,提出軍隊副職太多、形成冗員的問題,林彪聽說後只說了一句話:「就是啊,那怎麼辦呢?」紀登奎的回憶,把林彪勾畫出了一幅逍遙派的畫像。

其實,毛澤東早就看穿了林彪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當觀潮派、逍遙派的意圖,曾當面斥責他「想當明世宗」,並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明世宗即明代嘉靖皇帝,他迷信道教,求長生,二十多年不見朝臣,不問政事。說林彪「想當明世宗」,不正是說他想當觀潮派、逍遙派嗎?綜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整體表現,他並非只是「想當」,而確實是在很大程度上當了觀潮派、逍遙派。

當然,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副統帥」,林彪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岸上觀潮不下水,完全逍遙事外一點不介入,不可能什麼壞事都沒幹過,不可能什麼人都沒整過。在當時的體制和政治環境裏,政治運動的領導者有誰能完全置身事外?有誰的手能保持乾淨?目前史學界已廣泛認同這個觀點:政治運動中的不少受害者,往往同時又是加害者。正如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根據清代一首《剃頭歌》改寫的《整人歌》所說:

「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林彪自然也難逃這個歷史局限。我們說他是「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就是從他對「文化大革命」所抱的總的態度和所起到的總的作用來看的。我們希望澄清史實,分清歷史責任,是誰的責任,有多大責任,不要按一時的政治需要去加以剪裁、取捨,既不要「為尊者諱」,也不要搞「妖魔化」。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作者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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