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振同
這個人有點像岳飛，是被冤殺的。33歲便被處決，罪名非常荒唐，說他陰謀率部投敵。其實他當時遠離軍隊，正準備出國留學。像這種無中生有的罪名，原本不值一駁，卻沒人聽他申辯。
可以想見，他當時定然悲憤難抑，死不瞑目。直到50年後，這樁冤案才徹底推翻，還了他一個清白。
這個人叫季振同，1901年出生於河北滄縣。家庭富有，並不缺吃少穿。他讀書時，受五四運動影響，決定投筆從戎，拯救國家，於是進入軍隊，在馮玉祥麾下當兵。
因為有文化，加之為人機敏，辦事幹練，很受馮玉祥賞識，不斷得到提拔。到了1926年時，他已經是國民聯軍第14師師長。
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後，馮玉祥戰敗下野，他統領的部隊被蔣介石收編。蔣把馮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季振同部被縮編為26軍74旅，由季振同擔任旅長。該旅裝備精良，是26軍主力。這種改編過來的部隊，相對於黃埔系來說，就是雜牌軍。這種雜牌軍忠誠度如何，蔣介石是不放心的。1931年他命令26路軍南下江西與紅軍作戰，季振同和73旅旅長董振堂都不情願。無奈軍令如山，26軍只好奔赴江西。
但26軍達到前線後，卻發動了寧都起義，在季振同、董振堂、趙博生等人的策劃下，率領1.7萬人在前線反戈一擊。這次起義意義重大，當時整個紅軍才4萬多人，26軍一倒戈，紅軍瞬間擴大了五分之二。而且，這1.7萬人共攜帶了2萬多件武器，對遭到嚴重封鎖的蘇區來說，絕對是雪中送炭。
26軍起義後被改編為紅一方面軍第五軍團，下轄三個軍，由季振同擔任紅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任副總指揮兼第十三軍軍長，趙博生任軍團參謀長兼第十四軍軍長，黃中嶽任第十五軍軍長。只有蕭勁光是上面派來的軍團政委，帶了幾個人過來負責政治思想工作。
季振同的思想進步得很快，起義沒多久便申請入黨，本來他的條件還不夠，但是上面考慮到將他吸納為黨員有利於穩定起義官兵，因此由周恩來和朱德擔任介紹人，於1932年1月批准了他的請求。
蕭勁光在與季振同搭檔期間，相處融洽，彼此信任。有段時間，國民黨一直想要再次策反季振同，但季振同始終不為所動。但凡收到國民黨那邊傳來的書信，季振同都會叫蕭勁光過來一起看。有一次馮玉祥的高參胡景陶、劉驥帶着馮的親筆信秘密來見，季振同還是按照一貫做法，先請示蕭勁光，在得到最高層允許後才與來人見面，並將那封信交給了組織。
1932年2月，紅軍圍攻江西贛州，史稱贛州戰役。此役紅軍苦戰33天，攻城不克，反遭重大傷亡。作為增援部隊的紅五軍團也傷亡慘重，這讓身為總指揮的季振同非常內疚，他向蕭勁光提出，想要離開紅五軍團去蘇聯學習。
這突如其來的請求，讓蕭勁光感到驚訝，他和季振同進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談，想要挽留。但季振同心意已決，他誠懇地對蕭勁光說：我是少爺出身，對於軍事真的不太擅長，我沒有什麼指揮能力，還戴着舊軍閥的帽子。所以我希望能去蘇聯學習軍事。請你放心，我不會再回蔣介石那裏去，我做了紅軍的總指揮，還是黨員，回去肯定要被殺頭的，我還沒傻到把頭主動送給人家宰殺。我就是想去蘇聯學習深造。
一番話說的如此懇切，蕭勁光不便阻攔，只好請示中央，中央鑑於季振同一直以來的表現，認為沒有什麼不妥便同意了。季振同提出給他一筆路費，中央也同意了。
隨後季振同離開了紅五軍團，他離開部隊時，蕭勁光還特別組織了一場歡送會。季振同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留下了，望遠鏡給了肖勁光，青鬃馬給了朱總司令。槍也交了，他的警衛班（班長就是後來擔任過空軍副司令的王秉璋）也留了下來，只帶了一個保鏢前往瑞金。
季振同走後，紅五軍團總指揮由董振堂接任。
誰也沒有想到，就在季振同等着去蘇聯的那段日子，發生了一件大事：1932年5月，保衛局抓捕了一個所謂馮玉祥的代表劉佐華。
劉佐華不知是故意還是被人利用，竟然誣陷紅五軍團下屬的15軍軍長黃中嶽，密謀叛變，想要重新回歸國民黨部隊，甚至說紅五軍團起義前就已開設的同興旅社，是黃中嶽等人與國民黨的秘密聯絡點。
蘇區保衛局未經證實，便聽信了劉佐華的一面之詞，派人迅速抓捕了剛剛打完漳州戰役的黃中嶽。再通過查探同興旅社的相關人員，牽出李聘卿（紅五軍團經理處會計科長）、蕭世俊（紅十五軍參謀長）、高達夫（紅十五軍經理處副處長）、朱冠甫（紅校總教官）、張少宜（紅十五軍副軍長）等人，將這些人全部抓捕。後又將在瑞金等待出國的季振同一併逮捕。
這就是所謂的「季、黃謀叛案」。
然而實際上，同興旅社只是紅十五軍解決供給問題的一個基地，只是接待來往客商的一個落腳點，和所謂的秘密聯絡點完全扯不上關係。
其實，只要實事求是，就不難判斷這是一樁無中生有的冤案。但當時正是「左」傾路線盛行時期，這樣的特定背景，註定了這樁案件的不可逆轉。
1932年8月4日，經過兩天的審訊，蘇維埃臨時最高法庭對「季、黃反革命案件」作出判決，最高法庭完全同意原告機關的訴訟意見，判決「季振同、黃中嶽、蕭世俊、張少宜、朱冠甫、高達夫、李聘卿、劉佐華八名執行槍決，並沒收他們的一切財產。蔡佩玉監禁五年。」判決「是最後的，無上訴權」。
當槍決命令報送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時，毛澤東和項英沒有同意。他們認為：「季黃等均是參加寧都暴動者，對革命不無相當功績」，「季黃二人即便是此案的主謀者，但曾為寧都暴動領導人之一，應減刑免死」，「朱冠甫、高達夫、張少宜等三人曾參加寧都兵暴，並且不是此案的主謀者，可改為監禁。」於是，1932年8月10日由毛澤東、項英簽署的中央委員會決議案決議如下：季、黃二人「由死刑減為監禁十年」；朱、高、張三人「由死刑改為監禁八年」；其餘劉佐華等4人「仍按原判執行」。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即將踏上長征之路，博古等人擔心有人泄露紅軍的轉移路線，命令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將季振同、黃中嶽二人槍殺於瑞金縣葉坪。
此時連毛澤東自己都靠邊站了，還差點被排擠在長征之外，所以根本無法出面阻止，但這件事一直讓他耿耿於懷。到延安後，他不止一次說過：把季、黃殺掉是不應該的。
1949年建國後，毛主席又在一次大會上說：季、黃在寧都起義中立下那麼大的功勞，如果沒有他們，全部起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把他們處決是非常錯誤的。
蕭勁光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說：就我與季振同的接觸來看，他的表現是好的，我們沒有發現他主動進行過秘密反水活動。
從毛澤東與蕭勁光兩人的說法來看，季振同毫無疑義是被錯殺了。
1972年6月，在中共中央一個「批林整風」的會議上，周恩來沉痛地回憶起季振同案時說，當時有人說季振同、黃中嶽二人不安心，想把部隊拖走，李克農向我報告，是我同意把他們逮捕的，這件事我也有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