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無花的薔薇之二
當年被中共中央和兩報一刊吹捧到天上的紅衛兵的豐功偉績——「紅八月」，於今已是盡人皆知的一場對政治賤民的血腥屠殺。不少學者把它比作納粹時代的「水晶之夜」。其實，它比「水晶之夜」要恐怖得多，也殘忍得多。「水晶之夜」總共打死91人，而「紅八月」打死的，僅官方公佈的便達1772人。至於紅衛兵殺人手段的殘酷、冷血，更是納粹衝鋒隊所望塵莫及的。
是誰製造了這場屠殺？半個世紀過去了，這仍然是一筆諱莫如深的糊塗賬。「水晶之夜」的罪責是清楚的。街頭燒殺的衝鋒隊員固然有罪，但罪魁禍首卻是納粹黨及其黨魁希特拉、戈培爾、海德里希。「紅八月」呢？到目前為止，承擔罪責的只有抽象的「紅衛兵」。近年來不少當年的紅衛兵公開作了真誠的反思和道歉，但多數是沒打人、甚至還制止打人的，只有極個別是打過人的，當場打死人的則一個也沒有。根據當時打死人的兇手往往多於被打死者的人數來推算，打死1772人，兇手應有幾千人。這幾千人是徹底在歷史上消失了。
尤其令人驚詫的是，當年領導紅衛兵運動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和戚本禹，在他們的《反思錄》、《回憶錄》中，信誓旦旦地聲稱自己堅決反對紅衛兵「破四舊」、打人。不僅他倆反對，據說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江青、陳伯達，甚至謝富治，都堅決反對打人、殺人。在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堅決反對的情況下，幾千兇手居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兇多日而不是像「水晶之夜」那樣一個夜晚，殺死了一千多人，這不是嘲弄十幾億國民的智商嗎？
本文擬從分析王力、戚本禹的回憶入手，揭示「紅八月」恐怖狂潮的形成過程，探明這場大屠殺的真正責任人。
王力如此「反思」
王力在他的《反思錄》中這樣說：
「紅衛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舊』運動。有些歷史學家不知道毛主席對『破四舊』做法實際態度是什麼。據我和毛主席接觸中的了解，他是不贊成『破四舊』的。我也不贊成。」
「毛主席對當時的中央領導不滿意，認為他們沒有集中目標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搞『破四舊』這類東西，毛主席對此並沒有欣賞。林彪、陳伯達也沒有號召這樣去搞。是新華社、《人民日報》做具體工作的同志對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夠，新華社提倡這樣搞。」
「在這一點上，毛主席對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陶鑄不滿意。但群眾行動也不好去制止。也沒有想到會產生那麼大的後果。」[1]
按照王力的說法，從紅衛兵走上街頭，他就不贊成「破四舊」。毛澤東也不贊成，林彪、陳伯達也沒號召，是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的工作人員鼓動紅衛兵乾的，罪魁禍首是主管宣傳的陶鑄。這個謊編得實在離譜。
「破四舊」是《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提出來的。「十六條」的第一條就指出，文化大革命首要任務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破四舊」。它說：
「資產階級雖然被推翻了，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因此，無產階級「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即「破四舊」。
「十六條」據王力講是毛澤東要陳伯達搞的，陳伯達找了王力、關鋒等人在釣魚台十四樓着手起草。言下之意，陳伯達和王力是主要起草人。對此，戚本禹還因為沒提到他而頗為不滿，說起草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全體人員都參加了」，「後來林彪和葉群也參加過討論和修改。最後，毛主席親自主持了討論和審定。」[2]
作為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毫無疑問是毛澤東親自領導中央文革小組制定並經中央全會通過的。「十六條」號召「破四舊」，而參加起草的王力，三十年之後竟然說他和毛澤東都不同意「破四舊」，這不是公然撒謊嗎？！紅衛兵走上街頭「破四舊」，依據的就是「十六條」。他們先是剪褲管、改路名、砸招牌，很快便發展成抄家、打人、打死人。他們之所以能為所欲為，無人敢管，就是因為有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支持，有「十六條」作依據。
紅衛兵組織的蓬勃發展和走向社會，是在毛澤東「八一八」接見百萬革命師生大會之後。接見前，紅衛兵只是個別中學的學生組織，活動也限於校內。接見後，紅衛兵組織似雨後春筍，遍地開花，並迅速沖向社會。那次接見，毛澤東戴上了師大女附中學生宋彬彬獻的紅衛兵袖章，紅衛兵的名聲一下子便如日中天。毛澤東又問了宋彬彬的名字，鼓勵說：「要武嘛！」表面上看，「要武」只是對名字中「彬彬」二字的調侃，實際上，毛是在用「十六條」教導紅衛兵。「十六條」第四條提出：「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澤東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這段出自《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話，下文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整個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都把毛澤東的這段話奉為圭臬。「紅八月」的暴烈行動，更是與此直接相關。
王力說，毛澤東之所以沒有制止紅衛兵的暴行，是「沒有想到會產生那麼大的後果。」仿佛毛澤東不知道紅衛兵在殺人。這又是彌天謊言。8月是文革再發動的關鍵時期，毛澤東密切關注着文革進程，連細節也不放過，一切都在毛的掌控之中。8月20日，林彪向毛澤東轉送了有關「破四舊」行動的《文化大革命簡報》。他顯然是對紅衛兵的暴行感到不安，想提請毛澤東注意。不料，毛澤東在轉送文件上批道：「已閱，是大好事，徹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這樣可以打出一條路來，對群眾有利。」[3]我們無從得知那份簡報的內容，但從批語來看，決不會是剪褲管之類。那種小事，林彪是不會轉送的。簡報反映的很可能就是抄家、打死人的事。
當年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在回憶錄中也記下了毛澤東對「破四舊」的態度：
「1966年『破四舊』後，一天，毛主席找我去匯報『破四舊』的情況。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我在匯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剎一剎這股風。我匯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林彪也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4]
這段回憶把三個人對待「破四舊」的態度，惟妙惟肖地表現出來。作為市委書記，吳德深感承擔不起這場屠殺的歷史責任，所以他決心說服毛澤東結束「混亂局面」。所謂「混亂局面」，指的就是血腥屠殺。他想不到他的「期望落空」。他用「雄才大略」、「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來形容毛澤東的回答，其實是委婉地表達自己的不滿，也是要向後人釐清這場屠殺的責任。
林彪明顯也不贊成打死人。他先用「這是個偉大的運動」抽象肯定「破四舊」，但話鋒一轉，他說「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聯繫前邊的轉送簡報，他其實是在規勸。他的話和當年劉少奇說的「餓死人是要上書的」，本質上沒有不同，只是說法更婉轉而已。
只有「雄才大略」的毛澤東，對這場屠殺毫不介意。他對吳德匯報的回答是：「破四舊」動了幾代遺老，「這樣也好」。這完全符合毛澤東的革命思維：「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何況，只是打死幾個遺老！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破四舊」中放縱紅衛兵虐殺「黑五類」所造成的恐怖景象，正是毛澤東震懾「反革命派」的重要手段。
王力自詡是在和毛澤東接觸中了解到毛對「破四舊」的態度的，但他既沒講具體時間，也沒講毛澤東是如何表述的，到底是確有其事，還是子虛烏有，無從判斷。而林彪和吳德跟毛澤東的接觸，都是在「破四舊」進行之中，他們所反映的毛對「破四舊」的態度，清晰而又明確，決非王力的謊言所能否定得了的。
王力把「破四舊」的罪責推給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這當然有一定道理。在「破四舊」中，官方輿論確實起了煽風點火、助紂為虐的惡劣作用。但那絕不是「具體工作人員對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夠」，恰恰相反，正是毛澤東指使他們這樣做的。
8月28日，毛澤東在接見唐平鑄（《人民日報》代總編）、胡痴（《解放軍報》代總編）時說：「現在學生心思不在學校，要到社會上去橫掃牛鬼蛇神。我們領導，在報紙宣傳上，不要違反學生的潮流。」[5]第二天，《人民日報》就發表了《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的社論。社論說：
「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
「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賬，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紅衛兵的行動，真是好得很！」
從8月26日到9月1日，是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據王友琴統計，26日打死125人，27日228人，28日184人，29日200人，30日224人，31日145人，9月1日282人。8月29日正是高潮的頂峰。社論把被紅衛兵毆打、屠殺的人冠以「寄生蟲」、「吸血蟲」、「人民的仇敵」，強調了紅衛兵行動的正義性質，又稱讚紅衛兵的行動好得很，分明是為大屠殺推波助瀾、火上澆油。這可是奉毛澤東之命而撰寫的社論。有學者說，撰寫、修改該社論的是中央文革小組，不知王力是否參與其中。不管是誰撰寫的，該社論是奉旨行事殆無可疑。
文革結束後，「紅八月」的殘酷真相陸續曝光，紅衛兵殺人手段的殘忍，驚世駭俗。王力為洗白自己，罔顧事實，竟然說他和毛澤東都反對「破四舊」。這既表現了他推脫罪責的無恥，也流露出他對深重罪孽的恐懼。他說是毛澤東，其實正是他自己「沒想到會產生那麼大的後果。」
戚本禹機關算盡
王力「反思」十五年之後，《戚本禹回憶錄》出版了。和王力一樣，戚本禹也竭力洗刷當年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支持紅衛兵「破四舊」的罪惡。那罪惡畢竟太大，責任人誰都想切割。最好的切割辦法就是把罪責推給別人。王力推給了陶鑄和新華社、《人民日報》，戚本禹則推給了葉劍英、萬里和首都工作組。
和王力不同，戚本禹不是空口說白話，而是羅列「事實」，用「事實」來證明他的觀點。他在《後記》中說：「我更看重我在《回憶錄》中描述的歷史事實的真實性。」「我相信有一天，即使不同意我的立場、觀點的朋友，也會承認我說的那些事都是真的。」
果然，2017年1月《紅色中國》網站發表了一篇被稱作「中右」人士的東夫寫的文章《不可不讀的〈戚本禹回憶錄〉》，副題是「你可以不同意他講的道理，但必須面對他擺的事實。」文章說，讀了戚本禹講述的查抄東風市場、寫報告阻止大興屠殺的事實，才知道原來「破四舊」是葉劍英和萬里搞的。經歷過文革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這個說法的荒唐。但戚本禹的「事實」，確實迷惑了相當多的人。到文革一代逐漸故去之後，戚本禹描述的「事實」說不定真還就成了「信史」。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我們不妨分幾個小題目，看一下戚本禹的觀點和他回憶所涉及到的具體事實。
（一）紅衛兵和破四舊
戚本禹說：「否定文革的人，總是把紅衛兵與1966的『破四舊』，所謂的紅八月的紅色恐怖聯繫在一起，與其中的隨意抄家、亂打人、打死人和破壞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為聯繫在一起。其實這裏的情況很複雜。」[6]
他首先把紅衛兵和「破四舊」作了一個切割。按照他的說法，把紅衛兵和「破四舊」的紅色恐怖聯繫在一起，是否定文革的人的別有用心。但是「破四舊」畢竟是紅衛兵的「偉大功勳」，沒有紅衛兵就沒有「破四舊」，直接切割於理不通，所以戚本禹用了一句含糊的話：「這裏的情況很複雜。」
複雜就複雜在「破四舊」上。前面說過，紅衛兵敢於肆無忌憚地「破四舊」，就是因為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支持，對此，戚本禹並不否認。他說：
「本來『破四舊』是十六條提出一個口號。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當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紅衛兵小將上街進行『破四舊』的活動時，我們都講了話，給以支持。《人民日報》還發了社論，讚揚紅衛兵小將的革命行動。」[7]
既然「破四舊」的活動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那麼「破四舊」的罪責理應由中央文革承擔。但是，戚本禹話鋒一轉，輕輕的一句話，就把責任推掉了。他說，雖然「破四舊」是革命行動，「但是，後來在某些權勢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舊』行動演變成了一場亂抄家、亂打人、打死人……的非法行動。」是什麼權勢人物呢？「據文革小組當時的調查了解……是葉劍英領導的首都工作組控制的。王任重在裏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8]
在這裏，戚本禹又進行了一次切割——切割「破四舊」。即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支持的「破四舊」本來是革命行動，後來在葉劍英唆使下才演變成了紅色恐怖的非法行動。因此，打死人的責任應該由葉劍英和王任重承擔。（按：王任重和首都工作組毫無關係，只是因為在中央文革小組中和江青有矛盾，戚本禹就把他也拉上了。）這種切割，只能騙騙沒經歷文革的年輕人。
紅衛兵走上街頭是8月19日，當天就打死了人。8月24日打死人的數目上了兩位數，26日上了三位數，9月1日打死人的高潮結束。前後不過十二天，何來演變？在這十二天中，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人民日報》狂熱地吹捧紅衛兵，從未間斷，吹捧的內容正是他們的抄家、打人。8月31日，正值「紅八月」的「紅色恐怖」高潮中，毛澤東第二次檢閱了紅衛兵，對紅衛兵的「破四舊」大加讚賞和鼓勵。在檢閱之前，林彪審定別人為他起草的講話稿時，在「革命的小將們，毛主席和黨中央熱烈讚揚你們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你們幹了大量的好事，你們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議。我們十分高興，我們熱烈支持你們」這段話後邊，加寫了「堅決反對壓制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毛澤東作最後審定時批示給林彪：「這樣修改很好。」[9]
當然，葉劍英、王任重也吹捧紅衛兵「破四舊」。那段時間。舉國上下無人敢不吹捧，就連最敢講話的陳老總，也說：「群眾運動打死幾個地主有什麼了不起的。」[10]大家吹捧，是因為都在看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臉色行事。現在始作俑者不承擔責任，卻拉追隨者墊背。戚本禹自己在回憶錄中承認了對紅衛兵「破四舊」「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當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紅衛兵小將上街進行『破四舊』的活動時，我們都講了話，給以支持」，可是卻一點不反思自己的罪孽，還用墊背者來洗清自己，手段未免低下。
（二）關於首都工作組
戚本禹把「破四舊」的責任推給葉劍英，主要根據就是首都工作組主持了「紅八月」的遣返。他說：
「就在紅衛兵上街進行『破四舊』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組以加強首都安全的名義，實施了一項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裏的地、富、反、壞以及歷史上有重大問題的人驅趕出北京的計劃。而他們用來出面執行這項計劃的主要是一些高幹子弟的中學生帶頭。」
「我記得在一次毛主席參加的中央會議上，葉劍英還向主席匯報了把一批人驅趕出北京的事。當時主席對這種做法是有疑問的，主席認為只要這些人沒有現行的破壞活動，那就應該就地發動群眾對他們進行監管，而不是把他們簡單地趕走。主席說你把他們都趕到農村去，那叫農村怎麼辦啊？由於主席的表態，總理就中止了這個計劃的實施。」[11]
首都工作組確實實施過一次遣返，但不是在「紅八月」，而是在它剛成立的1966年5月。周恩來在1967年1月曾對此事作過說明：
「文化大革命初期，總要把地、富、反、壞弄走，有些不穩定的人也調一調。組織一個工作小組，但又擔心擴大，有點躊躇。請示主席，主席指示，除個別勞改犯外，其它自己消化，不要把矛盾上交，也不要把矛盾下放。」
「六月十日我請示過主席，六月十三日回來，傳達主席指示，這個工作就停了。當時將一些壞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12]
這次遣返和「紅八月」紅衛兵的遣返是兩回事，它根本不是由「高幹子弟的中學生」出面執行的，那個時候中學生還在上課呢。據張民講：「按當時規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過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員會，說服、動員其遷出北京。」[13]具體遣返了哪些人，由於看不到檔案材料，不得而知。
戚本禹把首都工作組5月實施的遣返挪到8月來，目的就是洗清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縱容紅衛兵的罪責。他以為把事情推給首都工作組，罪責就可以讓葉劍英承擔了，因為葉是首都工作組的組長。其實首都工作組所做的一切事，第一要負責的是毛澤東，其次是周恩來，葉劍英不過是具體執行者。關於首都工作組的成立，周恩來在1967年講過：
「我總想向你們說一個問題，一直沒有時間。去年三、四月份羅瑞卿的問題被林副統帥揭發出來，後來彭真的問題也揭發出來了，首都安全問題也被提出來了。主席上半年沒回來，就是因為不安全。主席在北京總的要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根據主席指示，林總提議成立一個北京工作組，準備處理這個問題，是毛主席親自批准的。」[14]
原來因為毛澤東感覺北京不安全，不敢回來，所以指示林彪解決這個問題。林彪提議成立北京工作組，於是周恩來着手籌備，然後再由毛澤東批准，成立了首都工作組。這個由毛、林、周共同策劃的神秘機構，是周恩來直接領導、事無巨細均由毛澤東拍板的凌駕在政治局之上的機構。戚本禹把「破四舊」的責任推給首都工作組，以為這樣毛澤東就洗白了，結果恐怕適得其反。5月指示首都工作組遣返和8月縱容紅衛兵遣返，主意都是毛澤東定的。
（三）查抄東風市場
查抄東風市場是戚本禹所謂反對紅衛兵打人的鐵證，《回憶錄》對此作了非常生動的描述。戚本禹講，紅衛兵走上街頭亂打、濫殺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記者反映到文革小組來」，「為此，中央文革小組專門開會作了討論，周總理也參加了」。「總理和江青讓我立即去了解情況，並去制止老紅衛兵這種亂打亂殺的暴力行為。總理還派了衛戍區的解放軍戰士和我一起去。」[15]於是就有了查抄東風市場的精彩一幕。
筆者曾面對面聽戚本禹講過這段經歷，有些細節比《回憶錄》所寫還要血腥。用不着懷疑這段史實的真實，那種血淋淋的場面，非親歷者編不出來。但是這件事絕對不是發生在「紅八月」，而是在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市委《重要通告》之後，即66年的11月下旬。
關於這份通告的出籠，吳德曾經這樣講：
「那時（是）武鬥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對這種情況，我很緊張，寢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我談情況時，謝富治也顯得很緊張，神色驚疑。我們認為要制止這種情況。謝富治說，由公安系統、市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從謝富治處回來，就開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統的通知由謝富治打電話，讓市公安局來擬。
「我們市委的稿子還沒有發出去，當天夜裏二點鐘，謝富治打電話找我去。我去後他對我說：公安系統擬的稿子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評了。大意說：你們還是想壓制群眾，文化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
「這樣，混亂的局面就無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斷傳來打死人的消息使我發愁了。10月份，我又找到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我還找過陳伯達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發一個通告，制止打死人等無法無天的行為。中央文革小組不同意，還是說，這樣會約束群眾的革命活動，影響發動群眾。
「一直到11月18日，我們當時都搬到京西賓館辦公了，中央文革小組才同意市委發佈《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說：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16]
戚本禹正是根據這個通告才去查封的東風市場。陳伯達取締六中勞改所也是這個時候，《陳伯達遺稿》同樣用這事說明自己反對打人。殊不知9月6日陳伯達還去六中支持紅衛兵，那時六中勞改所已經打死人了，陳走後，六中紅衛兵又打死學生王光華。
吳德的回憶是真實的，直到10月份中央文革小組還在維護毛澤東的放手發動群眾、不准壓制紅衛兵的決策，連一份制止打死人的通告都不准發佈，怎麼可能在「紅八月」開會研究紅衛兵打人問題，還派戚本禹去查抄東風市場呢？戚本禹說是周恩來派他去的，我們不妨看看文革中周的講話：
「東風市場設了點，有四間房子關了八個人，我想去，不方便。周榮鑫同志去過，雍文濤同志也去過。設點押人不能搞。」[17]
這是9月25日周恩來對首都紅衛兵造反司令部負責人的講話，目的是婉勸紅衛兵不要設點打人。直到9月下旬，周榮鑫和雍文濤都對東風市場的打人據點束手無策，周恩來的規勸也透着苦澀和無奈。如果「紅八月」周恩來就派戚本禹抄了東風市場，怎麼還會有這樣的事？
戚本禹說，紅衛兵亂打濫殺的情況，是記者反映給中央文革的。「紅八月」之後，確有一位《解放軍報》記者採訪過東風市場，他在敘述了目睹的慘狀後，說：
「回到報社，對東安市場（按：文革中改名東風市場）紅衛兵發生的過火行為，我連夜寫出情況反映送往中央文革。沒想到第二天下午就傳來，要記者學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專門宣讀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段語錄。」[18]
這才是中央文革在「紅八月」中的真實態度！誠如戚本禹所說，他們完全知道紅衛兵的亂打濫殺，他們不缺乏了解情況的渠道。但是，在毛澤東不准壓制紅衛兵的指示下，在中央出台《嚴禁出動警察鎮壓學生運動的規定》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形勢下，他們不會也不敢開會研究制止紅衛兵亂打亂殺的暴力行為。他們不僅自己不制止，還堅決反對別人去制止。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解放軍報》記者的採訪反映，都是例證。類似的事還有不少。直到9月2日，周恩來起草了《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要求紅衛兵不要打人，拘捕人必須與北京市委、北京衛戍區和公安部門商定，討論的時候，中央文革的人還堅決反對，致使該意見胎死腹中。
或以為戚本禹畢竟查抄了東風市場，這不也能證明中央文革反對老紅衛兵的亂打、濫殺嗎？筆者擬借用戚本禹的一句話：「這裏的情況很複雜。」查抄是11月下旬，也就是冬天進行的。1966年的冬天和夏天，那可是乾坤大轉移。毛澤東曾經說過：「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變成反革命了。」[19]這部分人就是夏天「破四舊」、冬天「刮黑風」的老紅衛兵。夏天，他們在學校里造反，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毆打校長、老師，打死人；衝上街頭「破四舊」，抄家、批鬥，打死「黑五類」；革命豪情高萬丈，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對他們百般呵護、慫恿、支持。冬天，他們保爹、保媽、保工作組；上街貼大字報，刮「黑風」炮打中央文革，變成了「反革命」，遭致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嚴厲鎮壓，部分老兵甚至被關進監獄。東風市場打人打了三個多月，為什麼沒人敢管？11月下旬，中央文革為什麼又查抄了它？道理就在於此。戚本禹把他冬天鎮壓老紅衛兵的事搬到「紅八月」來，企圖以此掩蓋他們夏天的罪行，心機雖深，但騙不了從文革走過來的人。
其實，王力也好，戚本禹也好，一直到關進秦城監獄，他們始終沒有停止對紅衛兵「破四舊」的歌頌。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記錄紅衛兵「破四舊」豐功偉績的《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竟然是會議文件之一。也是在那個時候，林彪指示辦《首都紅衛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抄家戰果展覽會》，中央文革小組直接領導籌辦工作。1967年春末夏初，籌辦就緒，中央文革全體成員在陳伯達帶領下到展覽館接見工作人員。據當事人回憶，「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們個個臉上泛着罕見的紅光，一副春風得意的神態，頤指氣使。」[20]不知道那時「容光煥發、神采奕奕」的戚本禹是否像他在回憶錄中說的，認為「破四舊」是「隨意抄家、打人、打死人」的非人道行為？這個展覽辦了兩年，一直到1969年初才結束。到那時為止，社會上一直無人敢對「破四舊」說半個不字，而王力、戚本禹其時已經在秦城監獄了。
（四）關於大興「八三一」事件
大興屠殺「黑五類」，是「紅八月」恐怖狂潮的巔峰。談「破四舊」，這是一道邁不過去的坎。筆者曾和戚本禹交往一年多，關於文革的經歷，他曾系統地對筆者談過。由於研究的需要，筆者最關心的是青海「二二三」事件和大興「八三一」事件。前者他向筆者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材料，而後者，除了說他曾經到過大興之外，基本上一無所知。然而，在《回憶錄》中，戚本禹卻把自己描寫成大興事件的親歷者和終結者。他這樣說：
「在得到大興縣發生大屠殺案的報告後，我和王力連夜驅車趕去大興，可等我們到了那裏的時候，那些主持大屠殺的人卻早已經得到了風聲跑了。」
經過調查了解，加上時任大興團委書記的康生孫女的幫助，他倆終於弄清了情況，然後；「我和王力當夜趕回釣魚台，已經凌晨四點多了。回來後我馬上給我熟識的北京新市委的書記馬力打了電話，讓他去處理這件事情。第二天，馬力就親自帶着人去了大興縣。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當場宣佈，如果再發生亂打人、亂殺人的事，就以現行反革命論處。」[21]於是，大興的屠殺停止了。
故事編得很好，可惜不是事實。他沒說他和王力是哪一天去的大興，但馬力去大興是9月1日清晨，按戚本禹所述推算，他和王力去大興理應是8月31日。8月31日是大興屠殺最瘋狂的一夜，親歷者有具體描述：
「我當時在中共大興縣委農村工作部任幹事，後被機關群眾推選為『文革組長』。『八三一』事件的當天夜裏，我被縣委書記王根亢叫醒，說東方紅公社（現為北臧村鄉）馬村大隊正殺害『地、富、反、壞』及其家屬，馬上組織人前往宣傳《十六條》，制止殺人。我聞風而動，叫醒文革成員、縣委組織部幹事張紹千……等10多人陪同王書記驅車前往。」
「9月1日凌晨1點左右，我們來到新立村與馬村交界處就被馬村的民兵阻住了。他們各個手持木棒、鐵棍，有的還手持鐵杴、刀子，對我們如臨大敵，不准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設立三道防線，不准出入。我們的位置在村子的東側。我們對攔截者說單位、亮身份、談目的，一直乞求到金雞報曉也沒讓進村。這時，北京衛戍區的張益三同志驅車而來，又進一步與阻攔進村者曉以利害，他們仍堅定不移，任你說破嘴舌，只能聽到四個字：『不准進村』。」[22]
張益三是和馬力一起被市委派去大興的（不是戚本禹打電話叫去的）。此事，吳德在回憶錄中講得很清楚：
「大興、昌平發生了亂打亂鬥，一夜之間打死了幾十人……我們立即派人去制止，結果，派去的人進不了村子，村子邊都站了崗，不讓進，就像禹作敏一樣。[23]我們說市里派人去不行，讓衛戍區派人去。被派去的是衛戍區的政委劉紹文、張益三和市委的秘書長馬力。」[24]
8月31日的夜晚，大興縣的恐怖氣氛遠非「水晶之夜」可比。村內殺人，村外布崗，嚴禁出入。縣委書記帶十幾個人、市委派衛戍區政委去，都進不了殺人現場。他們不斷地衝鋒，直到9月1日的黃昏時分，才沖至第三道防線，王根亢厲聲吼叫：「你們不讓我們進村，就先殺了我這個縣委書記吧！」站崗的民兵經過請示，這才放他們進去。現場的慘狀，令人毛骨悚然。而戚本禹說他和王力一到大興，「那些主持大屠殺的人卻早已經得到了風聲跑了」，這不是痴人說夢嗎？
尤其荒唐的是，戚本禹還說他為制止大興屠殺打過報告：
「在親自到現場調查，綜合各方面反映的情況後，我跟陳伯達說，我們得趕緊給毛主席、給中央寫個報告，制止這種事情。不然的話，還會出大事的。陳伯達讓我來寫。於是我去找了關鋒和王力一起商量。」
「我們的報告是1966年8月26日寫好，先送給陳伯達、江青，第二天江青和陳伯達就在上面簽了名，上報給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
「8月29日下午，主席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我們）特別談了在大興所發生的滅門慘案。主席聽了就問，這又是誰的發明啊？總理說，中央肯定沒有這樣佈置過。謝富治也說，公安部事先並不知道這事。葉劍英則一聲不吭。」[25]
故事編得有聲有色，時間逐日排列，毛、周、謝的講話口吻逼肖，不由得不令人嘆服。可惜故事有悖常理。大興縣殺人是8月27日開始的，戚本禹居然在26日寫出了報告。中央29日研究了大興的問題，大興縣卻在31日大規模殺人。離奇的是，戚本禹、王力那晚還趕到大興把殺人者嚇跑了。
難道說是戚本禹記錯了日子？不是。因為戚本禹和關鋒確曾在8月26日給毛打過一個報告，毛批了，而且專門於29日召開常委擴大會研究了該報告。此事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上有記載。29日的常委擴大會，在逄先知、金沖及的《毛澤東傳》上也有記述。但那報告肯定不是關於大興屠殺的，因為那時候還沒開始屠殺。戚本禹為了證明確實寫過關於大興屠殺的報告，就把這個報告拉來頂差。殊不知他並不清楚大興屠殺的來龍去脈，本想移花接木，反而弄巧成拙。
關於大興「八三一」事件的經過，筆者在《血統論和大興「八三一」事件》一文中曾有論述。[26]事件起因於欖杆市事件。8月25日，小房產主李文波砍傷了抄他家的女紅衛兵。在舉國上下視紅衛兵為天兵天將的時候，李文波的行為無疑大逆不道。儘管他被當場打死，事情卻並未了結。中央專門開會研究，周恩來、謝富治立即發表公開講話，把事件定性為階級報復。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講話尤為出格，他竟然說：「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在氣憤之下，打死也就算了。」「打死人我們根本管不着。」於是整個北京市颳起了復仇的旋風。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負責人在大會上說：「階級敵人用白色恐怖向我們進攻，我們要用紅色恐怖來還擊。」[27]紅衛兵由打「黑五類」，發展到打狗崽子，「破四舊」每天打死人的數目由兩位數跳升到三位數。
「這股腥風颳到大興縣以後，有人訛傳地、富、反、壞四類分子要『反攻倒算』、『妄想變天』、『陰謀殺害貧下中農』等等。一時間陰風四起，鋪天蓋地而來……從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28]
這次惡性屠殺事件，起因於愛護、支持紅衛兵，直接導火索則是周恩來、謝富治的講話。據《北京日報》社1985年2月編的《宣傳手冊》）講，大興縣公安局8月26日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各派出所紛紛行動，27日就展開了屠殺。「有的人造謠說：這事（指殺人）公社知道，縣裏知道，市里知道，連周總理都支持。」[29]
戚本禹顯然也知道一些內情，所以他在《回憶錄》中竭力撇清周恩來和謝富治的責任，卻把罪名按在萬里的頭上。他說「在大興縣發生的滅門慘案中，也是當地公安部門根據萬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單」。明明是縣公安局會議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戚本禹卻說是萬里的指示。明明是派出所利用基幹民兵聯手村幹部殺人，戚本禹卻說「也是老紅衛兵支持搞的」。如此信口雌黃，目的只有一個：洗清有罪的「左派」，把污水潑在主張改革的葉劍英、萬里身上。
紅衛兵如何走上殺人道路
王力、戚本禹說中央文革反對「破四舊」，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破四舊」所針對的地、富、反、壞、右，不是文革鬥爭的大方向，而他們是始終把握鬥走資派這個大方向的。「破四舊」是走資派為轉移鬥爭方向挑動、引導紅衛兵去搞的，王力點了陶鑄的名，戚本禹則舉出葉劍英、萬里。
走資派，或者說一切當權派，當然歡迎「破四舊」。在「炮打司令部」的形勢下，當權派人人恐慌，巴不得把禍水引向地、富、反、壞、右。這一點，在地方上表現尤其明顯。各省的方面大員，接過毛澤東支持紅衛兵的旗幟，紛紛組織官辦紅衛兵，讓他們走上街頭「破四舊」。典型的如西南局的李井泉、中南局的王任重、西北局的劉瀾濤、湖南的張平化、上海的曹荻秋、楊西光……一段時間裏「捉黑鬼」、「鬥鬼風」甚囂塵土。偏遠如青海，王昭也把佛教大師喜饒嘉措拉出來，鼓勵紅衛兵去破他的四舊。
但是，北京的「破四舊」卻不能用這個理論去套，因為北京的紅衛兵是毛澤東支持的。毛澤東支持他們，正是因為他們的大方向正確。北京紅衛兵打死人，不始自「破四舊」，而始自中學生鬥黑幫。第一個打死的，是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卞仲耘，此後不斷有學校領導和教師死於「左派」學生、紅衛兵之手。是幾十名、上百名的教育工作者的犧牲，刺激起紅衛兵運動的恐怖狂潮。有個北京紅衛兵這樣描述他們當年的經歷：「從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到掄起皮帶揚鐵棍，打死老師打流氓，最後，定格在舊社會殘存下來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身上。」[30]
「破四舊」打死「黑五類」，不過是打死教育工作者的延伸。到8月下旬，二者合流又互相激勵，遂愈演愈烈。校長老師都敢打死，地富反壞右又豈在話下。
余英時曾提出，「中國是一個最講『尊師重道』的古老文明古國，而且尊師的傳統從未間斷過。」「為什麼文革爆發後，第一個暴力行動便指向老師呢？」他認為這是個值得討論的大問題。其實，這問題說大很大，說簡單也簡單，紅衛兵不過是：「毛主席揮手我前進。」
文革前，毛澤東不止一次地指斥教育界，有些話說得很嚴重。例如：
「無論哪個城市的大學、中學、小學，那裏的教授、教員以及行政工作人員，過去都是替國民黨服務的，都是親帝國主義的。」[31]
「我們過去自己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我們把國民黨留下來的人統統收下來，逐步改造。有一部分人改好了，另一部分人還是照他們的老樣子。你叫改造，他們不聽你的。」[32]
「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33]
「我們被蒙在鼓裏，許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實上學術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那裏掌握着。……現在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壟斷了。……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不然將要出修正主義。將來出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這批人實際上是一批國民黨。」[34]
「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35]
只要讀讀這些講話，紅衛兵對師長們痛下黑手也就不難理解了。「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階級敵人就是身邊的校長和老師，這對那些錯過了革命戰爭年代而又急於當革命接班人的幹部子女們意味着什麼？請看兩位幹部子女的對話：
馬（笑冬）：我當時就覺得文革給我們這代人提供了革命的機會。
葉（維麗）：這種想法在幹部子弟中挺有代表性。……很多幹部子弟急於證明他們是有這個能力的。我後來看到一個16歲的幹部子弟寫的日記，他參加了7月底江青第一次接見北京中學生的會。男孩在日記中說（大意）：「北大附中紅旗、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刀已經磨得很亮了，我的刀在哪？」這個日記表現了那些有資格革命的青少年的心理，箭在弦上，露出一股殺氣。[36]
這批殺氣騰騰的幹部子女如何走上了殺人的道路，倒真是個值得討論的大問題。巴金說：「孩子們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狼。」不談長期的狼奶教育，單就「紅八月」看，「孩子們」殺人也不是一夜之間練成的，他們經歷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發生在8月初，即文革再發動之始。高潮的推手是撤銷工作組。
早在1964年，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高幹子弟，從毛澤東和毛遠新的談話中，知道了毛對教育戰線的不滿，他們遵從「學校應把階級鬥爭作為一門主課」的教導，以不貫徹階級路線為名攻擊學校領導，是為「四、六、八學潮」。學潮被北京市委化解。
1966年6月，清華附中的高幹子弟組織紅衛兵，仍以相同理由造學校領導的反，他們遭到工作組的抵制。
兩次學潮，都是遵從毛的講話鬧教育革命，文革發動，他們自然代表了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北京市委、劉鄧工作組站在他們對立面，自然就是反動路線。其實，工作組也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搞教育革命，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校長和老師。不同的是鬥爭方式，一個要放手發動群眾，讓學生大鬧天宮，一個則想用傳統搞運動的方式。7月29日，中央宣佈撤銷工作組，又撤銷了禁止亂鬥的1966年310號文件，學生們徹底獲得了解放。
很快，把階級路線推向極致的「對聯」出現了，「紅五類」學生（其實是高幹子女）自我感覺極度膨脹，老子天下第一，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他們開始動手了。8月4日，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在北大萬人大會上用皮帶抽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在座的中央文革大員無一人出面阻止。江青還當眾擁抱彭小蒙，稱她「小太陽」，說中央文革和「革命小將」是同一戰壕的戰友。與此同時，毛澤東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點名讚揚了北大附中紅旗和彭小蒙。這無異於給造反學生的野蠻行為火上澆油。
從此，中學生放開手腳批鬥黑幫了。典型案例如四中和八中的游鬥，師大女附中的「八四」毆打校領導和「八五」游鬥打死副校長卞仲耘。其時，中央正在開八屆十一中全會，高層鬥爭驚心動魄，誰也不敢管毛澤東支持的紅衛兵。卞仲耘被打當晚回家對丈夫說：「她們打死我就像打死一條狗一樣。」胡志濤去了西城區委，說：「我們的生命沒有保障了。」區委根本不管。回到家，她丈夫說：「怎麼打成這樣？」她說：「工作組走了，沒人管了。」第二天早上，她去北京市委求救，市委把她支到中學文革辦公室，辦公室說我們剛成立，沒法管。她們不敢不回學校，結果那天胡志濤慘遭毒打，卞仲耘被打死。
筆者贊成葉維麗的看法：「這一階段出現的暴力，在我看來，在『文革』的『再次發動』中，起了特殊的威懾作用，具有其他形式不可代替的功能。」
第二次高潮是8月中旬到8月25日前。標誌性事件是8月13日的批鬥小流氓大會和8月19日的批鬥黑幫分子大會。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百萬革命師生，則是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批鬥小流氓大會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主持的。由於在會上殘酷毆打批鬥對象，對中學生震動很大。請看兩個中學生的回憶：
「那次在北京市召開了一場鬥爭大會，場面非常大，我後來回想應該是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我們學校的學生都去了。會是在傍晚開的……在開會的過程中突然有人從看台上衝下去，打那幾個被鬥爭的對象。我感到震駭……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暴力，在暮色蒼茫中一個像古代羅馬角鬥場那樣的場地。」[37]
「北京工人體育場批鬥小流氓的十萬人大會，我們學校的『紅紅紅』是召集人之一，因為他們組織的一個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會上他們把小流氓打得極慘，可當時在座的中央首長包括周總理等沒一人制止。」[38]
批鬥會後各中學掀起打流氓的狂潮，紅衛兵把周圍胡同的小偷流氓抓進學校，嚴刑拷打，校園暴力增加了新內容，關押黑幫老師的勞改所、教育室擴大了收容隊伍。這次是往死里打。人大附中因打死「四龍一鳳」中的鳳而名噪一時。師大女附中打死周圍飯店的一名女服務員。兩名被打死者都不過18歲。各中學紅衛兵打死流氓的事時有所聞，這為幾天之後衝上街頭打地、富、反、壞、右開了個極其惡劣的頭。
中山公園音樂堂批鬥黑幫分子，是為四、六、八學潮翻案的大會，批鬥的主要對象是彭真內弟、市委教育部部長張文松和市教育局長李晨，四、六、八中的校領導陪鬥。會上，發言者聲淚俱下，聽眾席群情激昂，不斷有紅衛兵衝上台掄起銅頭皮帶抽打批鬥對象。李晨被打得頭破血流，拉回後台沖洗後再押回批鬥。八中校長孫國梁被打斷三根肋骨，副校長溫寒江被打得當場昏厥。
這次批鬥會後，校園暴力急劇升級。當晚，北京外國語學校打死教師張輔仁、職員張福臻；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從19日開始連續被打三日三夜，於22日被打死。此後陸續被打死的有八中支部書記華錦、景山中學工友李錦坡、白紙坊中學支部書記張冰潔、北師院附中教師喻瑞芬、人大附中老師楊俊、第十五女子中學支部書記梁光琪……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毛澤東有一個講話：
「我的意見，亂它幾個月。堅決相信大多數是好的，壞的是少數。
「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十萬人大會，把兇手抓出來，驚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39]
已經打死那麼多人了，毛澤東還認為亂得不厲害。「呼籲書」號召紅衛兵不要打人，毛澤東卻認為太文明了，是驚慌失措，對打流氓倒有些不以為然，對暴力批鬥黑幫卻不置一辭。這大約就是「掌握鬥爭大方向」吧。
第三次高潮是8月25日，也就是欖杆市事件之後。由於事件定性為「階級報復」，紅衛兵掀起紅色恐怖復仇狂潮，大量的人被打死。新鳳霞在《絕唱》一書中說，8月26日到28日是北京市「打全堂」的日子，她聽到紅衛兵說：「今天北京市全面開花打全堂，一個也跑不了。」最後，終於引發了昌平、大興的大屠殺。
「紅八月」的亂打人、打死人，是在一片轟轟烈烈的革命氣氛中公開進行的。據卞仲耘的家人回憶，他們去火化卞遺體的那天，城裏到處紅旗飄舞、鑼鼓喧天，和他們的悲戚心情形成極大的反差。整個十年文革，「紅八月」一直是革命的象徵，是紅衛兵引以自豪、官方媒體反覆讚頌的「豐功偉績」，誰膽敢否定「紅八月」，誰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而王力、戚本禹卻在幾十年之後說他們當時就反對「破四舊」。當年他們的革命表演有目共睹，他們會在那個時候充當反革命？
不能否認，毛澤東、中央文革確實都說過不贊成打人、要文鬥不要武鬥的話，「十六條」也明確規定「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但是，為什麼會出現打死這麼多人的事呢？問題出在，他們認為推動運動發展、實現革命目標遠比打死人（何況是打死階級敵人）重要得多。紅衛兵打死人的時候，他們不僅不出面阻止，反而鼓勵紅衛兵繼續革命。他們是擁有絕對權力的最高統治者，他們的態度理所當然地引發了恐怖狂潮。
【注釋】
[1]《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644頁。
[2]《戚本禹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頁。
[3]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38頁。
[4]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27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第52頁。
[6]《戚本禹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頁。
[7]《戚本禹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頁。
[8]《戚本禹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頁。
[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版118頁
[10]《陳毅在外交部關於紅衛兵掃四舊的講話》1966、08、30，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2010年版。
[11]《戚本禹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5頁。
[12]《周恩來接見科學院京區各單位代表談話紀要》1967、01／21。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2010年版。
[13]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4月。第100頁。
[14]《周恩來接見科學院京區各單位代表談話紀要》1967、01／21。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2010年版。
[15]《戚本禹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82頁。
[16]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28頁。
[17]《九月二十五日周總理在接見首都大專學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時講話》，載聯合編輯組編《首長講話選編》，1967年3月，第156頁。
[18]李景榮《狂熱？幻滅——紅衛兵運動剪影》，載《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19頁。
[19]《毛澤東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的談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武漢版，第1961—1968年卷，第290頁。
[20]丁大華《世所罕見的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載《文史精華》2008年第一期。
[21]《戚本禹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84頁。
[22]張連和《五進馬村勸停殺》，載《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99頁。
[23]禹作敏：80年代天津大邱莊的莊主。莊內曾私自打死人，並拘禁辦案人員。天津公安局動用400名武警封鎖大邱莊，村民和工人持棍棒、鋼管與武警對峙。1993年禹作敏被捕，判刑20年。
[24]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38頁。
[25]《戚本禹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86頁。
[26]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
[27]引自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267頁。
[28]張連和《五進馬村勸停殺》，載《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98頁。
[29]引自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81頁。
[30]高宜《最黑暗的夜晚》，載王克明、宋小明主編《我們懺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5頁第一版。
[31]《接見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學生代表團時的談話》（1964年8月25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武漢版，1961－1968年卷，第220頁。
[32]《接見幾內亞教育代表團、總檢察長時的談話》（1965年8月8日）同上第314頁。
[33]《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同上第335頁。
[34]《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3月20日華東）同上第332頁。
[35]《毛澤東給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
[36]葉維麗《動盪的青春》，新華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110頁。
[37]葉維麗《動盪的青春》，新華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107頁。
[38]老鬼（當年第47中學學生馬波）《血與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轉引自《文革受難者》第310頁。
[39]《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8月23日），，《毛澤東思想萬歲》武漢版，1961－1968年卷，第34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