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強大的、幾乎是唯一的正統教育面前，即使偶爾有不同的聲音，也會很自然地被我視為異端，並自覺地加以抵制，至少是不接受，甚至會慷慨激昂地加以駁斥、批判。
如小說中的某些描寫，一旦不符合我們心目中的戰爭想像，就會令我反感，不舒服。1974年11月我看了《紅日》後，覺得這本書「不使人增添勇氣和信心，反而使人感到死亡可怕，戰爭可怕，作者的描寫給予人精神上的壓力和摧殘，不使你感到渾身充滿力量，反而使你感到死亡是多麼可怕。他把敵人寫的那樣頑強，把他們的死寫的又那樣悽慘，仿佛是讓讀者同情他們。我認為這本書並不好，或者說很不好。」我當時並沒有看過對這本小說的批判之詞，只是憑自己的感覺就不喜歡。
1975年4月我看了電影劇本《吉鴻昌》，非常激動，深受教育，「但同時也覺得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如把吉鴻昌的死雖然描寫的偉大，但好像給讀者的印象是，最後還是敵人勝利、我們失敗，我們的人遭槍殺，悲傷、失望、痛苦，好像並不是給人勇氣和信心。還有把叛徒描寫得可憐勝過可恨，似乎他們背叛也是出於無奈，並不是他們真的壞。」
記得有一次學校請了清水塘的一位老工人做憶苦思甜報告，他說在舊社會當徒弟時經常無故被老闆打耳光，他每次都用手捂臉笑着道歉：「對不起，對不起，冒看見你老人家，是我瞎了眼，……」這個老工人一邊學着他當年的口氣說對不起，「一邊做出了低三下氣的奴隸相，臉上堆起獻殷勤的奸笑，這不能不令人憤恨。看着他今天的這副奴才相，誰能相信這是受壓迫的工人階級？他的口氣、動作，哪一點像樸實的老工人？他哪有那種窮苦人對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他今天的這個醜惡像，倒是像一個工頭，像一個好吃懶做、阿諛奉承的小丑，他這是長敵人的志氣，滅無產階級的威風。即使是你當年有那樣的行為，也不能夠拿出來教育後代，因為這不是無產階級的代表。憶苦報告本來是用自己心酸的家事教育群眾，揭露黑暗的舊社會，從而抒發我們對黨、對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更加努力工作，可到了他這裏，變成了油腔滑調的故事。」
「還有，他說他曾經看見過敵人迫害我們的革命者，當被敵人折磨昏過去、又被冷水潑醒時，不由得長嘆一聲：唉，……這是多麼無恥的污衊！我看過無數本小說，看過革命的樣板戲，在那裏面，革命者在敵人面前臉不變色、心不跳，在毒刑拷打之後，仍然堅強地和敵人作鬥爭，哪裏嘆過氣？像江姐、許雲峰、陳崗那些共產黨員，那樣堅貞不屈，在死亡面前都瀟灑自若，怎麼會在敵人面前說『唉』？這是多麼可卑的誹謗！」
其實這個老工人講的可能是實情，但實情與我們腦海中的模式不符時，我們就拒絕接受，從不懷疑灌輸給我們的模式是否有問題，而是懷疑講實話的人在造謠污衊（好在我只是在日記中控訴，沒有報告老師——這或許是我本能地與權威保持距離的個性所致）。
從表面上看，我當年的這些感受，似乎表明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開始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但這種思考顯然是一種長期教育的結果，反映了我們對一切陌生的、不符合自己想像的敘述都習慣性地抱着懷疑、牴觸、排斥的態度，而不是從新的信息中有所感悟，進而學會從不同角度看問題。那些不同的聲音沒有矯正我們的偏見，相反還加深了我們的偏見——通過對其批判鞏固了原有的偏見，我們只接受同樣、同類或相似的東西，不接受差異、另類、相反的事物，這種思維模式呈現出的封閉性、保守性、單一性，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可能是部分老年（當然絕非全部）而非青少年的特徵。
2023-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