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傻公子」該有兩個。一是早為公認的吳興劉承干，「傻公子」三字，始見於魯迅給楊霽雲信中，那是敬意的「調侃」。到一九五一年，這「傻公子」更致函浙江圖書館，要捐贈整個嘉業堂藏書樓的藏書、連房產、設備，更包括嘉業堂四周的空地。這次捐獻，其實是「搶救」。因土改時，「傻公子」要面對一些「民粹」，「傻公子」提出「捐獻」，這就令嘉業堂藏書能保存下來。此舉有遠見。「傻公子」，並不傻。
近代另一「傻公子」是張伯駒。張氏關心文物和劉承干無二致，但卻讓老友鄧之誠為之發狠說：「此人將來必以窮死」！這話是鄧氏聽說到張氏捐了一批字畫給市政協，博得一百二十元獎勵，鄧氏乃在日記中記下這句狠話。按：當時文物是不能轉賣的。只有捐給公家，再由公家予以獎金。這是潛規則。但問題是：「市政協」是「諮詢」機構，不是文物專業的機構，它不具備保護和管理文物的專業能力。顯然，張伯駒是「入錯房」了。這類事情易生腐敗，即使不產生腐敗，但不專業的處理，也同樣是災難。這類焚琴折桂的事，也曾發生在張伯駒身上。
據吳小如《京劇老生流派綜說》：一九三六年余叔岩陪張伯駒在福壽堂演過一次。那次張伯駒演諸葛亮，除余叔岩外，還有楊小樓、王鳳卿、程繼仙。「僅四將出場起霸，已被當時人譽為『此曲只應天上有』。張氏當場曾請人把演出實況攝成電影。」"解放後"，張氏把這套影片獻給了國家，底片即存於北影倉庫。一九五八年以後，北影當局在清倉時竟把這套影片當成廢品燒掉。「三十年代十分珍貴的一部京劇文獻資料，就如此輕易地灰飛煙滅了。」
試想，捐獻給「對口」的文藝單位其遭遇尚且如此，那麼捐與不「對口」的「市政協」，又將如何呢？鄧之誠扼腕說重，「此人將來必以窮死」！是不幸而言中，後來張氏瀕危，醫院以級別不夠拒予「換房」的，這和「窮死」也差不了幾步。不過，顧及大義的人，是「雖千萬人吾其往矣」。「寵辱不驚」「仗義忘身」的「執着」。人多視為「傻氣」，但「傻氣」令人敬佩。
民初，張伯駒以名公子身份和涵養出現，張是博學多能，當中更有「執着」。在此只說他對「詩鐘」的一種執着。
「詩鐘」，是要兩句成對仗而又合乎詩律，句中要有「鍾眼」。「鍾眼」被規定的位置。簡言之是一唱、二唱以至七唱。如果雅言之則為鶴頂、燕頷、鳶肩、蜂腰、鶴膝、雁足、鴻爪。此外更有魁斗、轆轤、晦明、籠紗、碎錦、雙鈎、蟬聯等格。
詩鐘流行，是清末民初的文化氛圍，到此得說一下「寒山社」。「寒山社」創於民國三年，但宣統初已有雛形存在，初始人數也達數十人。到民國二年的年底，由易實甫加盟方始正式定名為「寒山」，未幾樊樊山加盟，於是群推領袖。其實始終其事者，是在於關賡麟的發起和主持，該社始終是「以文會友」的宗旨，是從不考慮參與者的社會階層和政治面目。正是這原因，寒山社課，數年之間發展到數百人。後來日本侵華，「寒山社」遷南京，復又遷重慶。隨「寒山」之後有「稊園詩社」也兼辦詩鐘。後來連反對「詩鐘」的陳石遺也來北京另組詩鐘社了，由辛亥到解放的三十多年間，北京有此文化氛圍。而張伯駒的青年、壯年、老年就是在這種氛圍中渡過的。因此張氏的「執着」「詩鐘」文化，正顯示張氏涵泳的文化精神。
張伯駒生於光緒戊戌(1898)，在「寒山社」成立時(1914)，他只十七歲，論年紀當然不會在該時期能縱橫壇坫。但以名公子的身份而追隨諸公，其親謦欬，隨杖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薰陶影響，造成張氏日後的「風尚」和「執着」。
其時寒山社中人視張伯駒為「小友」，後來更變成「老友」了。像許寶蘅、夏仁虎、陳海梅、黃公渚等「寒山」的中堅都和張伯駒相稔，當年陳海梅就對張伯駒是以「同年」相稱的，為的是陳海梅是戊戌科的會元（鄉榜首名），而張伯駒則是生於戊戌年，因而陳氏戲稱為「同年」。實則陳海梅生於一八五五年，是比張伯駒長四十三歲。
"解放後"，老輩碩果無多了。像關賡麟在解放初還油印函件四出征詩，這和時代脈搏就不大協調，於是有朋友出言勸阻了。而張伯駒呢，他也曾組織了「庚寅詞社」（即「展春詞社」），未幾，也自動結束了。
但張伯駒的「執着」卻依然。反右未幾，張氏於役長春。「山高皇帝遠」，張氏做了兩件「執着」的事。
第一件是在那環境中編成了《春遊瑣談》，這分明是一種「執着」。他在《春遊瑣談》序中說在長春與舊雨新知如於省吾、羅繼祖等文士，「爰集議每周一會，談笑之外，無論金石、書畫、考證、詞章、掌故、軼聞、風俗、遊覽，各隨書一則，錄之於冊，則積日成書」。張伯駒的集稿方法，就很受郭則沄編《知寒軒談薈》的影響。
第二件「執着」的事是「七二鐘聲」，這本是張牧石和兩個朋友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二年的地下「詩鐘」的創作，這在當時都是被視為封、資、修的東西，這兩小朋友是「玩火」。但這事讓張伯駒老人見到了，居然見獵心喜，也要和青年人一起玩。其後四人幫覆滅了，再隔了六年，才能以油印方式面世，是以《七二鐘聲》為書名。
很難形容，這種執着是具多大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