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阜外醫院專家黃潔說，接受急診心臟移植患者，平均等待供體時間需要5天左右。（網頁截圖）
中國2022年冠心病介入手術近130萬例，心血管介入市場規模近400億元，中國已成「介入強國」。而在這一輪落馬的醫藥領域貪腐人員中，中國業界知名心血管介入專家、北京阜外醫院介入導管室主任徐波一案，有三個大看點。
首先，徐波今日高位落馬背後有不簡單的人事背景。徐波1994年畢業於首都醫科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同年被分配到阜外醫院，1996年、1997年和2001年外派荷蘭瑞典受訓後，正式接掌介入導管室。徐波不是醫生，而是工程師出身，罕見的成為醫院臨床科室的領導，全拜阜外醫院這兩任院長所賜，第五任（1996－2002）高潤霖把徐波引進介入導管室，第六任（現任，2002－今）胡盛壽把全院7個分散各科的導管室合併交由徐波統一管理。
除了在阜外醫院擔任要職，徐波兼任國家心血管病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心血管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介入心臟病學大會（CIT）秘書長、中國心臟大會（CHC）執行秘書長、全球心臟介入影像培訓中心主任、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NMPA）器械審評專家等眾多職務。這意味着，徐波在相關領域具影響力有話語權，甚至可以影響行業的標準。
不做手術的徐波，在心血管醫學領域的「三多」（國家項目、學術兼職、社會兼職），也是因為胡盛壽、高潤霖二人具有院士身份。尤其是高潤霖被指中國冠心病介入治療的先導者，1999年當選院士，2002年創辦CIT領軍系列會議，也成為介入業者熱衷贊助的年度盛會。高潤霖還是北京醫院名譽院長，曾接觸過的是中共元老級及其家屬，如院內病逝的「紅一代」曾山，有個兒子曾慶紅。
徐波這樣的背景，國家級的大醫院的主任，身兼諸多職位和光環，舉報無法扳倒，落馬只能是靠山失靈了。徐波無預警被拿下，現在不單是殺雞儆猴，阜外醫院高層，乃至衛健委皆受震懾。徐波案是否止於徐波，值得觀注。
其次，徐波落馬背後是阜外醫院每年心臟介入手術超40,000例的龐大體量。阜外醫院（全名：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前身為解放軍胸科醫院，徐波開發設計的導管室工作系統管理軟件，同時獲瀋陽軍區總醫院等採用。阜外醫院從軍方改隸屬於原衛生部（今衛健委）後，也成為「國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血管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心血管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所在地，醫院介入導管室也發展成為年介入治療數世界第一。
徐波此番落馬，輿論質疑聲再起，年介入治療數世界第一，其中有沒有因為醫院績效與創收而進行的非必要手術？這40,000例患者中，其實藥物治療可以的卻被鼓動介入手術？
胡盛壽2020年披露數據，在全國開展心血管疾病診療的4510家醫院中，有4311家設有心內科，只有976家設有心外科。而最常做介入的有神經外科、心內科和心外科。換言之，上千家縣級醫院開展介入治療，讓心臟支架的使用達到了頂峰。
高潤霖幾度回應外界，中國支架沒有濫用。但早在2007年，著名心臟病專家胡大一公開反對支架濫用，2012年，胡大一離開公立三甲醫院，並在當年第14次全國心血管病學術會議上公開表示，「國內濫用心臟支架問題已相當嚴重，藥物洗脫支架的使用率高達97.3%，顯着高於歐美發達國家」，「不少患者一次性就被放入三個以上，有的甚至被放入十幾個」。2017年胡大一發文批中國支架濫用；趨利的醫療體制，按支架數手術量付費，支架手術越多，醫院收入越多，灰色收入越多，企業盈利越多，形成了多贏的利益鏈，只有患者沒贏。
徐波落馬背後藏着百億產業鏈，眾醫院都想分一杯羹。中國（PCI）註冊資料顯示，自2019年以來，中國PCI手術量步入「百萬時代」，介入市場總量超過389億。2022年PCI的註冊總病例數為1293932例，增長超過11%，而這個統計還不包括軍隊醫院的介入手術。
最後，徐波落馬也讓人關注到中國心臟移植數據羅生門。徐波所在的阜外醫院，做為「全國第一」的，不僅介入手術，還有心臟移植。阜外醫院是中國最大的心臟移植中心，心臟移植團隊的帶頭人鄭哲，國家心血管病中心黨委書記、阜外醫院黨委書記，團隊核心成員黃潔，阜外醫院移植病區主任。
而中國心臟移植的官方數據，沒有第二個來源，唯一來源是中國心臟移植註冊系統（China Heart Transplant. Registry, CHTR）。
鄭哲2017年CIHFC年會上，以及黃潔2019年GW-ICC年會上，二人出示2010至2016心臟移植例數（括弧內為黃潔的數據）分別如下：149（149）、150（151）、177（180）、232（234）、325（331）、287（289）、368（368）。二人的數據都引用CHTR，除了2010年與2016年數據相同，其餘年度的數據都鬧雙胞。
另外，據2014年度中國心臟外科白皮書，2014年全國做了358例心臟移植。據人民網2018年刊文，「從2010年建立心臟移植註冊系統開始登記資料，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中國大陸在這六年間的心臟移植註冊登記例數一共達到2149例」。這與鄭哲（1688例）、黃潔（1702例）的合計差額多達461、447例。不僅如此，2019年與2020年在官方白皮書或年刊中也出現數據不一致。
如眾所周知，經濟數據會有多個來源，如財政部、統計局、海關等多少會有差異，但心臟移植數據只有CHTR一個登記系統，而且心臟移植相比肝、腎移值的例數並不大，不可能出現量多的統計誤差，心臟移植這樣的數據羅生門意味什麼，不言可喻。
心臟移植統計即便是有一例的相差，都是很恐怖的，數據不真實的更大更重要的問題是，心臟供體來源，如果是不該死之人成為心臟供體，這不是器官移植，而是「以命易命」。
在2019年長城會上，阜外醫院移植病區主任黃潔報告，「捐獻是一方面，因為供體還是夠的，很多病人因為沒有及時的進行評估而造成了供體的浪費。」「由於供體因素的限制，接受急診心臟移植患者，平均等待供體時間需要5天左右。」黃潔這一番話披露了中國移植界心臟供體等病人的現象。黃潔在會上還特別提到，國際心肺移植學會（ISHLT）至今拒絕納入中國心臟移植相關數據。
據ISHLT一項政策，全面禁止發表來自中國的器官移植的研究論文，這項政策的出台背景起源於ISHLT接受了「中國法庭」的判決以及澳洲學者Matthew Robertson和以色列移植學會主席Jacob Lavee的研究結果。
兩位學者聯名發表的論文指出，證據顯示中國有包括「良心犯」在內的死囚，在腦死之前遭活摘心臟；而有關活摘心臟手術，是在一般公立醫院或軍方醫院進行。所發現的死囚遭活摘心臟案例，一共涉及56家中國醫院，以及超過300名醫護人員參與其中。中國死囚遭活摘心臟的實際數字，很可能遠超過他們所發現的71宗。從這份論文來看，中國心臟移植數據之迷亦不難破解。
而設在倫敦的「中國法庭」的判決指出：「無庸置疑，在中國，強制摘除良心犯器官已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涉及非常多受害人。法輪功學員向來是器官供應來源，而且很可能是主要來源。」「強制摘除器官直至今日仍持續」。
目前中國民間已有談移植變色變的現象，中國網民只要翻牆後在中英文網絡搜索，就能看到國際社會對中共活摘器官是非常關注。醫療反腐，醫院那些不知來源的器官來自哪裏是比徐波貪腐多少億更需要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