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2023年進入第10年。這項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雄心勃勃的倡議在最初幾年雖然引發國際觀察者好奇，但並沒有立即激發參與熱情。十年之後，北京有意隆重慶祝倡議提出十周年之際，官方數據顯示，已經有152個國家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簽署了合作協議。這項外交上的成功近年來伴隨着越來越多的批評。一些國家由此愈加沉重的債務負擔引來對中國是否以「債務陷阱」換取政治利益的懷疑。法國智庫「亞洲中心」（Asia Center）是歐盟委員會框架下的«China Horizon»多邊合作科研項目的參與者。「亞洲中心」特別關注了中國與非洲合作的情況，借用計量經濟學和統計學方法，希望了解最近20年，中國對非政策，尤其是「一帶一路」項目，與非洲相關國家在國際舞台對中國的政治支持度的關係。研究報告得出的結果可以說令人多有意外。其實「一帶一路」項目啟動之初，非洲國家並沒有展現很多熱情。但十年後的今天，陷入債務危機的國家卻主要在非洲大陸。為什麼？「一帶一路」倡議對中非關係有何影響？今天的公民論壇節目邀請「亞洲中心」主持了這項研究報告的青年研究員Clément Durif先生來介紹他們的觀察。
與「一帶一路」項目相關的債務危機主要發生在非洲
截至2015年，也就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兩年之後，幾乎還沒有非洲國家加入這項倡議。只是在2016年前後才開始有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走入這個合作框架。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非洲國家陷入嚴重債務問題呢？
Clément Durif：「的確，其它地區也有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情況主要集中在非洲，比如贊比亞。最近，埃塞俄比亞、肯雅等地也出現了困難。實際上，非洲的情況有點特殊，因為與其他地理區域相比，中國向非洲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貸款。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內，中國不完全是通過聯盟來運作，而是通過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一個國家與中國政府簽署諒解備忘錄對『一帶一路』放行，意味着該國開放接受這一框架下的資金——投資或貸款流入。雖然很多國家可能是在2016年或2017年左右才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但在此之前，典型的商業往來、投資和貸款流入就已經在增長。所以，即使在2015年或2016年之前，中國資金在非洲就已經出現增長。」
的確如此，這可能也是為什麼有些工程在倡議提出之前就已經存在，但也被追加了「一帶一路」標籤。
Clément Durif：「當然，『一帶一路』倡議回應的是此前就已經出現的需求。此前一家機構的分析曾指出，聯通亞洲與歐洲、或亞洲與非洲、或亞洲與拉丁美洲的基礎設施需求巨大。比如，對連接非洲兩座城市的道路項目的需求在『一帶一路』倡議之前就已經存在，但貼上『一帶一路』標籤，實際上有助於中國在這些國家傳播一種軟實力。它們實際上是擴大影響力的渠道。」
這些「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大型基建項目近年來引來不少批評，但Clément Durif認為，這些項目的成敗不能一概而論。
Clément Durif：「實際上，我的看法是對這些問題需要有更深入的分析，因為有很多要考慮的因素。中國無疑在非洲留下了它的財政印記；也顯然，在非洲的某些基礎設施項目中，中國做出了有爭議的決策，導致了失敗：有時候項目成本太高，或質量一般甚至很差，或無法盈利，或者使用了中國工人而不是本地工人……所以，我們的確可以質疑中國是否真的想要實現與非洲的互惠互利。」
「連接肯雅首都內羅畢和蒙巴薩港口的鐵路線通常被當作失敗的例子。但其實所謂失敗是相對的。這個項目遭到很多批評，但我們不應該如此全盤否定，因為許多學術研究實際上證明，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的項目有助於提高當地發展指標。而且，在非洲的中國工人數量也不像媒體宣傳的那樣多。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重點是，這個項目剛剛完成，很難現在就評判結果。通常情況下，要評估基礎設施項目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指標產生的真正影響，至少需要5到10年以後。因此，現在做出結論可能還為時過早。」
隨債務水平上升，非洲國家在國際舞台上對中國支持在減少
從「亞洲中心」最近完成的這項分析來看，中國大舉進軍非洲對中非關係的影響也與人們想像中的結果不大吻合。
Clément Durif：「我們寫的這篇文章題為《中共官方貸款與雙邊政治站隊——非洲案例》。文章旨在分析在2000年至2020年間，中國政府貸款對非洲政府在聯合國的投票行為產生的影響。也就是分析這些貸款是否對雙邊關係產生積極或負面的影響，以及影響程度如何。研究的出發點是，如今實際上很難將中國的經濟利益與中國的政治利益區分開來。這些利益實際上是交織在一起的。因此，為了分析這種影響，我們構建了非洲國家的投票走向打分圖表，藉此反映這些國家在雙邊關係中，對中國的政治配合和支持程度。我們使用定量方法來衡量債務對這種親和度得分的影響。」
「結果呢，我們的統計分析顯示，在2002年至2020年期間，中國貸款大量湧入、導致債務水平上升，對這些非洲國家是否在政治上選邊中國產生了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實際上歸因於多個因素，首先是貸款規模，其次是貸款條件，即貸款利率和貸款期限。最後，還有比較主觀的各國感受，也就是中國的貸款外交常常被稱為『債務戰略』或『債務陷阱』。我相信大家都在媒體上聽過『債務陷阱外交』的表述。這項分析思路是提供更多數碼化的依據來幫助理解。從中我們也可以找到中國貸款戰略調整的原因。」
「可以說中國自2018年起，也就是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就已經減少了對非洲的貸款規模。它也調整了投資的目標領域，即減少了對基礎設施的重視，但在其他領域的，比如健康、氣候或技術的合作項目開始增加。還有就是，中國對非洲大陸的貸款行為也更加謹慎。這幾點觀察都非常重要，因為我們認為，除了財政和經濟損失之外，也就是在非洲國家無法償還債務導致債務重組帶來的損失之外，還有這些國家與中國在政治親近度上的損失。實際上對中國欠債過多、對中國的金融依賴過強的那些國家，在多邊領域支持中國的程度也會減少。我們以統計方式捕捉到了這一點。」
21世紀的中非關係更多是基於經濟利益
中國在冷戰時期也曾以慷慨援助來換取非洲國家在國際舞台上對中國的支持。可以說非洲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年在聯合國取代台灣中華民國發揮了重要作用。那麼如今的中非關係與當年的中非友誼有什麼不同呢？
Clément Durif：「60年代、70年代的中非關係與今天相比有什麼不同？實際上中非關係的親和性質、他們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性質不再一樣。從1971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時候開始，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雙邊關係的親和度主要基於意識形態，也與當時非洲去殖民化浪潮相關的軟實力以及政治制度上的一些趨同性有關。但在21世紀，他們之間的互動基礎發生性質改變，經濟關係成為主導因素，尤其是從2000年開始。也就是雙邊關係主導因素的性質隨不同時期，發生了變化，這一點很重要。」
法廣：這項研究的時間跨度是2000年至2020年的20年間。在這個時段內，中非關係是否也有「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和之後的不同呢？
「一帶一路」倡議反而令非洲國家對中國的親和度降低
這項研究的時間跨度是2000年至2020年的20年間。在這個時段內，中非關係是否也有「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和之後的不同呢？
Clément Durif：「的確，我們的研究焦點是2000年至2020年這段時間內。我們將這段時期劃分為兩個子時期。第一個子時期是從2000年到2010年。這個時期可以稱為中非關係的熱絡時期，也就是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裏，非洲國家與中國投票走向一致的得分，與中非經濟交流呈現一種正向增長。第二個時期從2010年到2020年，這也是『一帶一路』倡議出現和非洲國家加入該倡議的時期。但實際上在這段時期，特別是在2016年和2017年之後，我們發現投票走向一致的得分實際上下降了！這與我們原本的想像很不一樣。這種下降是由非洲國家的債務和債務水平急劇上升引起的，儘管這不是唯一的原因，還有其他一些解釋。但是，在2010年到2020年期間，我們認為這些貸款產生了負面影響，主要是因為它們數量龐大，條件過於苛刻，就是說，中國貸款的利率比其它債權人高，而期限更短，這導致了非洲國家的外債水平上升。換句話說，這些債務在非洲國家中產生了負面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投資和貸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2000年到2020年期間，中國向非洲國家提供了1800億美元的貸款，佔2019年非洲雙邊債務的50%，占非洲總外債的16%。但相比之下，中國對非洲的投資要少得多，大約只有400億美元的投資存量。這表明中國與非洲之間的經濟關係主要體現為主權債務關係，而不是直接投資關係。這種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平衡的，好像一種僱主與客戶、債權人與借款人之間的關係。欠中國錢的非洲國家處境被動，而中國處於更有利的地位。」
「人們本來預想『一帶一路』倡議會讓中國和非洲更親近，在政治上有更多一致性。但實際上，中國貸款行為過於苛刻，對利率和到期日的要求更高，實際上產生了相反的效果。也就是說，在最近幾年，特別是從2015年開始，非洲國家對中國的親和度在降低，與中國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情況在變少。」
Clément Durif先生在採訪中表示，鑑於中國調整了對非洲的貸款戰略，相關非洲國家的債務困境從中長期來看，會逐漸緩解。但至於非洲國家對中國債務的真正數額，好像很少有人能給出具體數據。因為很多貸款協議中包含有秘密條款。有學者擔心其中可能有不少隱性債務。
他還特別指出，中國以更高的利率、更短的期限、更嚴格的要求和更加不透明的方式借貸。當然，有很多因素都應當由中國承擔責任。但我們仍然需要全面看待這些問題。尤其是，在2014年到2016年期間，非洲經歷了石油價格衝擊和原材料價格衝擊，這對非洲的經濟表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2015年到現在，非洲的經濟增長率大幅下降，貿易順差也在減少。當然，中國的大量貸款和債務水平的上升是一個因素，但也不能忽視這些國家在那些年裏的經濟狀況和其他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