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嚴峻的外交困境，習近平似乎決定把重心用在鞏固國內政權安全上。
譯者：蘇大鵬
儘管美國總統拜登多次表示願意與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但中國政府一直沒有明確回應。不過，9月4日，中國國家安全部（MSS）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拜登與習近平會晤的條件。
其中，中國國安部表示，為了」真正實現』從峇里島到三藩市'」，美國必須」表現出足夠的誠意」。(「峇里島」指的是去年10月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拜登與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的會晤，而「三藩市」指的是外界廣泛猜測拜登與習近平可能在今年11月於三藩市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會晤）。
迄今為止，國際媒體基本上沒有注意到中國國安部的這一不尋常舉動。一般來說，任何國家的政府機構就其參與的外交事務發表聲明都是正常的。不尋常的是，一個安全或情報機構，即使它參與外交事務，也要干預諸如會見一個非常重要的外國國家元首的條件等高層事項的決定。
在習近平的政治領導下，中國官員不敢輕舉妄動，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因此，國安部公開評論中國最重要國際關係中最關鍵的國際時事就更不尋常了。鑑於這些動態，我們可以推斷，習近平指示他的長期心腹、國家安全部部長陳一新領導安全部參與外交事務。
允許國家安全機構高調參與外交事務意味着習近平將國家安全置於其外交政策的中心。換言之，他正在將外交納入其國家安全框架。對習近平來說，國家安全的概念主要包括其個人權力的安全，其次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安全，以及他所認為的中國在國際關係中核心國家利益的安全。
我們已經看到習近平對安全意識的痴迷程度。即使當他意識到中共合法性最重要的支柱——經濟繁榮——正面臨壓力時，他仍在繼續實施安全政策，這些政策限制了市場自由，針對中國民營企業家和國際投資者，這些政策實際上對經濟復甦產生了負面影響。例如，他發起了一場全國性的反間諜運動，這讓每一個與外國人打交道的中國公民，包括普通百姓，都感到不安全。
國家安全的核心是防禦性概念，而將外交嵌入國家安全框架幾乎可以肯定，在可預見的未來，習近平的外交政策方針可能會從進攻性姿態轉向防禦性姿態。
有跡象表明，習近平越來越感到當前的外交環境對他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安全構成了威脅。大約十年前，習近平在與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談話中談到中國是「顏色革命」的目標。最近，在去年9月於烏茲別克斯坦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SCO）峰會上，他呼籲俄羅斯和該地區組織的其他成員互相幫助，防止外國勢力煽動」顏色革命」。習近平將中國經濟衰退歸咎於美國的遏制，是為了防止嚴峻的經濟形勢破壞他的統治，並試圖重新點燃民族主義以鞏固自己的權力。
習近平正在進行的鞏固權力、抵禦西方尤其是美國策劃的」顏色革命」和經濟崩潰的鬥爭密不可分。對內鎮壓和對外咄咄逼人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同樣，在習近平的中美關係戰略中，挫敗西方思想、信息和美國」劣幣」對中國的滲透，以及在超級大國之間的全球鬥爭中擊敗美國，也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但現在，至少就目前而言，習近平可能發現關注前者比關注後者更重要。
習近平最近的外交行動支持了這一推斷。例如，他選擇不出席9月9日至10日在印度舉行的重要的二十國集團峰會（G-20 Summit），而是派國務院總理李強代表他出席。同期，習近平前往中國東北洪災災區視察。
9月12日，習近平也沒有出席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東南部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舉行的第八屆東方經濟論壇，而是派國務院副總理張國清代其出席。習近平是否會出席今年秋季在三藩市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並與拜登會晤，我們拭目以待。
事實上，今年到目前為止，習近平只出國訪問了兩次，遠遠低於他在新冠疫情之前的平均水平。這可能標誌着習近平開始擺脫他執政前十年的積極外交政策。
近來，習近平在外交上困難重重，遇到了許多無法克服的挑戰。例如，美國一直在積極擴大和加強與印太盟國和夥伴的聯盟，包括日本、韓國、印度、越南、菲律賓、澳大利亞，甚至蒙古。在中國政府看來，這相當於針對中國擴張的遏制戰略，使中國難以突破。新的中國」標準地圖「的公佈也使中國與東盟的長期戰略合作關係趨於緊張，這引起了人們對中國在該地區海洋爭端的高度關注。
習近平的旗艦國際項目」一帶一路」倡議（BRI）也面臨挫折。意大利決定退出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協議，美國支持的連接印度、中東和歐洲的新貿易路線也在最近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啟動，這對中國的全球雄心構成了挑戰。
就俄烏戰爭的外交而言，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遲遲未能取得習近平預期的效果。可以說，即使是習近平最引以為豪的外交成就，如金磚國家的擴張，也因印度在與中國競爭全球南方領導權方面日益明顯的成功而黯然失色。
一系列外交障礙和困難可能使習近平意識到，目前外交攻勢的邊際收益太低，更重要的可能是集中精力鞏固現有地位，使中國變得更加強大。但這並不意味着他打算放棄其全球雄心。作為毛澤東的學生，習近平深知毛澤東」先抑後揚」的戰略方針。
作者：特邀作家楊建利
楊建利是」公民力量」（Citizen Power Initiatives）的創辦人和主席，著有《為了我們，活着的人：真理之光之旅》和《是時候建立一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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