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因為我在新疆曾有「竊密」罪名，可能給人造成麻煩，便中斷了與新疆境內維吾爾人的來往。唯一繼續聯繫的是穆合塔爾，因為我在七五前去新疆旅行時給他留下了備用號碼，約好了備用聯繫方式。號碼是北京一位老人家的座機。每次我去老人家，便會用我的手機給穆合塔爾發個問候短訊。他會找一處公用電話，或是借用身邊人未受監控的手機，打到老人的座機。我們用這種方式保持聯繫好幾年。隨着形勢變得緊張，電話里不再敢暢所欲言，不過從聊的個人情況我也聽得出新疆方方面面都在日趨惡化。
我們最後的通話，穆合塔爾問我什麼時候再去新疆，我回答「等新疆情況好點吧」，他沉默一會，說了句「恐怕你再也來不成了」。雖然我們都笑了，心裏卻很悲涼。沒想到一語成讖，從此不但我再沒有去新疆，連穆合塔爾也斷了聯繫。每次在老人家裏給他發短訊，座機不再響起。後來我不發短訊，直接給他打電話，卻是無論他本人還是家人都沒有回應，感覺如同落進了黑洞。
在我越來越擔心穆合塔爾的安全時，《我的西域，你的東土》這本書成了一個讓我焦慮的源頭。此書寫作和完成是在北京奧運會前。當局那時儘可能表現寬鬆，儘管是「外松內緊」、暗中打壓，總體卻受制於國際社會的壓力，給民間讓出更多空間，讓人相信社會將獲更多自由，人權會有更多保障，未來不可逆轉。所以儘管那時考慮穆合塔爾的安全，我還是決定出書。並且不徵求穆合塔爾的同意，以將他和出書切割，有麻煩一切可以推給我。決定出書既是完成的作品對作者而言就像足月的孩子必須出生那樣無法阻擋；同時也是知道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會是穆合塔爾的選擇。但是決定出書的前提還是判斷形勢不會變得更壞。儘管出書時的形勢談不上好，但是在那種形勢下的可能要付的代價，對我們還可承受。
那時若能想到形勢會惡化到後來這等程度，我一定會重新考慮，儘管沒有穆合塔爾便難成書，我也要把他抹掉，或是改寫到沒有把柄可抓。但是怎樣自責都為時已晚。每當看到我在書中引用他的那些話，會想像按照今日的嚴酷程度可以給他加上什麼罪名。那些想像讓我不寒而慄。我從推特收到過一封來自匿名推友的私信。他／她因為把《我的西域，你的東土》電子版在網上轉發友人，便遭抓捕審問，以傳播暴恐讀物罪名拘留十五天。警察說《我的西域，你的東土》是查禁名單上的二級暴恐讀物。以傳一份電子書被拘留十五天的標準，穆合塔爾作為書中主角，會有怎樣的厄運落到頭上？每想到這一點，便會讓我有心痛到窒息的感覺。
當年我還能出境時，在台北誠品書店看到《我的西域，你的東土》被放在旅遊類中，混於其他的遊記見聞、旅行指南。對於我，沒有比這更強烈的對比，真是如同兩個平行宇宙。那時我暗自想像，如果穆合塔爾生活在台灣，是會當個介紹新疆旅遊的Up主，還是講授維吾爾歷史的教師或維吾爾餐廳的主廚？僅僅是社會制度不同，他——以及千千萬萬的維吾爾人——就會有完全不一樣的另一個世界和人生。
在台北誠品書店看到《我的西域，你的東土》被放在旅遊類中。沒有比這更強烈的對比，真是如同兩個平行宇宙。
現在，我已不再做民族問題研究，停止了那些年發呼籲、提建議、組織簽名連署一類社會活動，甚至不再發表文章和接受採訪。倒不是因為意志衰退，以往我做那些事，是因為還抱有推動變化和解決問題的希望。即使權力當局指望不上，也希望能影響民間。在一次次碰壁後，當我確信已經不存在推動的可能，也就沒有了徒勞的必要，不如專心去做可做和值得做的事。
至少對中國的民族問題，我該做的和能做的都已經做完。除了留下的文字，我的其他作為對現實皆無作用，可以說處處碰壁，一事無成。不過就如保羅那句「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我盡力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其他的只能交由歷史去完成了。
我毫不懷疑歷史一定變化，世上沒有不敗的帝國，甚至會如蘇聯那樣一夜塌垮。個人渺小，生命短暫，歷史卻總是大河奔涌，因果相扣，該來的終究會來，只是或遲或早，既非個人推得動，也非個人擋得住。如今，我對民族問題的考慮已經沒有了國家是否完整，文化是否延續那類情懷，關心的只剩一點——那個終究要來的時刻會是暴烈還是和平？並且祈禱我所屬的民族，與伊力哈木、阿安扎西、穆赫塔爾、格桑的民族不會陷入戰爭與仇殺。
最後要向各位朋友道別。從2005年我開始給自由亞洲藏語部和中文部寫作專欄，到今年合約滿期超過了18年。我在幾月前向自由亞洲表示不再續約，一是因為現在我無法親自去西藏新疆，對當地情況缺乏最新的切身體驗，只能給讀者老見聞讓我不安；另一個原因是到了我這年齡，該主動讓位年輕人，讓他們帶來新的觀念與活力。
我為與自由亞洲的多年合作感到榮幸，並向所有工作人員表示感謝。深切感激18年來每個讀者和聽眾的陪伴與鼓勵。我這次的暫別不是停筆，將會奉獻給你們對我而言更重要的作品。
後會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