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遇羅克寫的《出身論》，對大行其道的血統論進行了批駁，在全國反響巨大。他於1968年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名政治犯，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大會上，被宣判死刑並被處決。圖為青年時期的遇羅克。（公有領域）
在黑暗的年代，從不乏勇士，雖然他們的人數很少，雖然他們所為在那個時代猶如螳臂當車，但他們的微光卻讓那個時代，在後人追憶時不必是一片漆黑。比如在十年文革中殉難的讓今人崇敬的勇士就有林昭、遇羅克、張志新、北大學生劉奇弟和張錫錕，等等。本文再說兩位文革鮮為人知的勇士，今天說的這個人是無名氏。
根據《炎黃春秋》2006年第七期刊載的王海光撰寫的文章《試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傳單》一文，文革時期有這樣一份反「文革」油印匿名傳單，題為《給全體共產黨員的緊急呼籲》（下稱《呼籲》），署名是「一個共產黨員」，落款時間是「一九六七年二月」。這個時期正處於各種群眾組織紛紛奪取各級各單位黨政大權的全國大亂階段。
《呼籲》分開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實質」，「前途」四個部分，全文共3800多字。從行文上看，傳單作者顯然並沒有從本質上認識到中共的邪惡，因此《呼籲》開篇先是肯定了中共的功績，即所謂的「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國」，但實際情況卻是中共依靠欺騙和借抗戰發展壯大篡奪了政權，從此中國人民過上了無自由、無人權的悲慘日子。
隨之，文章稱建政十七年來，中共和中國「正處在水深火熱萬分危急」的關頭，文革帶來的巨大危機體現在：從中央到基層的各級黨組織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下，「已處於癱瘓狀態」；中共的核心骨幹成為今天「被攻擊的主要對象」，扣上了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右派」、「叛徒」、「軍閥」、「工賊」等罪名；中國悠久的文化遺產、優良傳統「幾乎全部被踐踏了」；建國以來文學藝術成就全部被「摧殘了」，文化、教育、藝術領域「一片淒涼」；著名專家、學者「被打擊的走投無路」，許多人「被迫自殺」。
還有：大、中、小學停止學習，文化教育、藝術活動從此中斷，一片淒涼；可是「一個人的著作和語錄卻超過任何時代，不惜任何代價的出版着……強迫全國人民把他的語錄用鮮紅的顏色裝飾着，不知花費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無政府主義口號下興起的全國「千百個造反集團」，正在「合法」地奪取各級黨政權力……「這一可怕的現實竟由某一個人的獨斷理論『造反有理』而『正當化』了」。
通過作者頗具畫面感的描述，文革亂象以及中共所乾的惡事浮現在我們面前，不過，作者卻認為主要責任在於毛澤東，並直接稱其為「獨裁者」。在那個年代，將矛頭毫不留情指向「毛太陽」，在幾億人民群眾正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爭得你死我活的時候，必須具有非凡的勇氣和獨立的思考能力。
在接下來的「文化大革命」的小節下，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造成這場大動亂的原因，是多年來中共在「國際國內政策方面所犯的錯誤」引發的黨內矛盾的產物，也是毛「獨斷專行」造成的錯誤。作者認為發動文革以達到的政治目的有兩點：
一是將那些反對一人獨斷專行的中共黨員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罪名打入冷宮，以除後患。
二是把毛因為獨斷專行而集聚的不滿轉移到這些「當權派」身上。
作者指出，獨裁者（很明顯就是指毛）在「文革」中以群眾運動「炮打司令部」的形式解決黨內鬥爭，是一種「政治陰謀」。顯然，基於作者對中共的邪惡本質認識不清，作者依舊站在維護中共的角度，非常痛心毛將黨內矛盾公開暴露在人民面前，認為這會讓敵人利用中共領導人的錯誤而造成人民的不滿，對中共「一概否定進行攻擊」。
在直接指出毛這個獨裁者的陰謀後，作者還回答了群眾為什麼會對毛如此膜拜的問題。主要有三個原因：
1、長期的個人崇拜的宣傳誤導。1957年以後，黨的集體領導取得的成就，逐漸歸於了某一個人，把罪過強加於其他人。通過一些片面歌頌、片面宣傳，在人民群眾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一個人才是中國人民的救世主」的錯覺。「這是部分群眾的盲目崇拜、盲目支持的原因。」
2、群眾表達自己意願的特殊方式。多年來的各種政治運動，特別是經過反右派鬥爭後，群眾也聰明起來了，學會了「一個人的旗幟當作臨時的護身符」，在高舉一個人的思想旗幟下表達自己的不滿，爭取自己的利益。
3、政治投機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機分子為了實現個人野心，曲意迎合一個人的思想，以換取一個人對他的支持。
作者隨後又指出毛髮動文革的原因和1958年「大躍進」運動、「三面紅旗」運動的失敗聯繫起來。他表示：中共領導人（指「毛」），對1958年這條理論上、實踐中都證明是錯誤的路線，不但沒有承認錯誤，反而用過去的威望進行掩蓋。文革的發生就是這些錯誤延續下來的最後結果。
作者認為，中共領導人（指「毛」）把主觀、冒險主義政策失敗的原因，都推給客觀條件，比如自然災害、「蘇修」的背信棄義、下級領導犯了錯誤等等，這就是毛「欺騙黨員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的開始」，而也就從這個時候起，毛開始在政策上、理論上陷入了被動地位。為了堵塞政策上連續出現的漏洞，毛在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上採取了一系列更加錯誤的「政治動作」，文革就是其中的「政治動作」之一。
作者緊接着對中共當時大加宣傳的「世界革命」論進行了批判，認為這種理論和政策的實質是建立在「戰爭不可避免論」上的，但是該理論是完全行不通的，在事實面前完全是「無能為力」的。作者還提到了中越關係，認為中共不過是想通過越南戰爭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諷刺中共自以為是，以為越南沒有中共的支持，就不可能把美軍趕出去。
可以說，作者對毛的認知，對毛髮動文革原因以及民眾膜拜毛的原因的認知還是相當銳利的，只不過作者尚沒有認清馬克思主義是邪說，沒有認清中共這個邪惡政黨和一黨專制的存在，沒有認清中共黨魁與這個邪黨相互利用，才是中國人苦難的根源。無疑，這樣大膽的見解和公開對毛進行的抨擊，在那個時代顯然讓毛和中共震驚、恐懼。
在抨擊完毛和文革後，作者在最後「前途」的小節中，表達了對文革的徹底否定的態度，他認為「造反派的核心多是政治投機分子或者抱有各種個人主義的人和多年來運動對我黨懷有仇恨的人」。這說明他還意圖維護中共這個邪惡的黨，還只是認為黨是好的，是黨魁出了問題，因此為了擺脫這場危機，「糾正一個人所犯的嚴重錯誤」，他提出了兩個辦法。
一個是通過黨內合法鬥爭的途徑解決，即「從黨的中央到黨的支部，重新建立集體領導，發揚黨內民主，恢復黨的權利。」但作者也承認「這種可能性幾乎沒有希望了」。
另一個辦法是呼籲全黨、全國人民自下而上的直接反抗，對「一個人的錯誤路線」進行公開的抵制和鬥爭。他也承認這種方式是「尖銳的、複雜的、反覆曲折的」，是「有流血犧牲的」，至於其是否存在可能性，作者予以了迴避。或許，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他一樣站出來進行抗爭。
關於文革爆發的前因和過程，海外很多文章都已經進行了記述和分析，在此就不贅述。從表面上看文革是毛澤東為了清洗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批中共高層的異己勢力而發動的一場政治運動。由於反清洗力量的強大，毛不得不藉助民眾的力量。而民眾一旦被發動起來，獲得某一程度的自主空間時，他們在為毛效力的旗號和幌子下，逐漸提出了自己的政經訴求，並且，這些訴求與毛的意圖漸行漸遠，與中共官僚體制，尤其與軍方產生嚴重摩擦、衝突，從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壓制，直至六八年夏秋、六九年初被全面鎮壓。
但是在事實上，它顯然是一場真正的革文化的命。其對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的破壞和摧殘是前所未有的，對於中國社會的良性發展和未來人們尋找真正的回歸之路的阻礙也是古往今來頭一遭。
《呼籲》一文的作者雖然未必能意識到幾十年後文革造成的嚴重後果，但他至少看到了文革爆發後在各個方面帶來的災難。因此他否定文革，否定毛，就是意圖挽救中共，雖然仍有其局限性，但仍不失為一個勇士。
要知道，在14年後，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文件中，就有若干與這份《呼籲》幾乎相同的觀點和認識。比如關於文革發生的原因，關於毛的個人專斷，等等。
那麼，這份傳單的作者究竟是誰？王海光先生提到，在《試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傳單》一文發表後，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的梁志學先生來信要約自己一談。王海光和韓鋼前去拜訪，一起對傳單原件進行研究。
梁先生提供了一個線索，說作者可能是他夫人的一個親戚。作者的父親是中共第二野戰軍的一名高級將領，曾任「二野」的後勤部長。作者50年代中期留學蘇聯，回國後在山西的一家國防保密工廠從事技術工作。1967年初，他來到北京，通過郵寄方式散發反「文革」傳單。當時，北京公安曾將其作為「現行反革命」要案到許多單位進行調查，也曾來過梁先生的哲學所。
案件後來被偵破，作者被捕，隨後被以「現行反革命罪」處死。文革後，山西省為其「平反」，還追認他為「烈士」。
梁先生所講述的情況，從寫作時間、作者身份、文字水平、寫作手法來看，都對得上號，非常像是傳單的作者，但因為作者的遺孀心有餘悸，不願再提及往事，王海光採訪未果。因此這位反「文革」的勇士我們只能稱其為無名氏。他的名字雖然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但身為勇士的他，還是一一己之力刺穿了那個黑暗的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