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中國政府公佈了一項令人震驚的數據：在16歲至24歲的中國公民中，城鎮失業率達到了創紀錄的21.3%。隨後，政府迅速決定暫停公佈城鎮青年失業率。目前的數據已經糟糕透頂，與「阿拉伯之春」前夕整個中東地區的青年失業率大致相同。
中國共產黨深知，大城市裏受過教育的失業青年群體有能力挑戰其權威。畢竟，中共本身也是這樣誕生的。幾十年來，黨國的執政合法性依賴於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這些目標都已岌岌可危。老態龍鐘的領導層沒有通過創造新崗位和新機遇來滿足青年不滿的需求，而是將專制鎮壓層層加碼，作為應對日益惡化的經濟危機的主要手段。
這不是中共首次面臨城市失業問題的困境。70多年來，這一頑疾曾反覆出現，但要麼通過政治鎮壓得到遏制，要麼通過利好經濟的發展得以緩解。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農民紛紛離開破敗的鄉村，到大城市尋找工作。為了限制這樣的人口遷移，中共出台新規，阻止公民在登記居住地以外的地方獲得社會服務。少了農村求職者的競爭，城市居民的就業也能得到更多保障。
到上世紀50、60年代，經濟和人口結構受到的新衝擊再次增加了青年失業的威脅。由於「大躍進」的災難，加上失去了蘇聯援助，中國經濟步履蹣跚，而屬於中國城鎮嬰兒潮的一代人即將畢業進入不斷惡化的就業市場。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選擇性地引導這些青年，但他們最終造成了太過嚴重的動盪，以至於毛澤東改變了路線，在全國開展「下鄉」運動，迫使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到農村種田。
上世紀90年代末，曾是毛時代經濟支柱的國有企業在市場改革浪潮中經歷了大規模下崗，再次威脅到城鎮就業。亞洲金融危機使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中國東北的蕭條工業城市出現了國企下崗員工和退休人員的抗議活動。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了大量外資和工作崗位，從而挽救了局面。
如今，中國再次走入這個循環，政府不出意外地以壓製作為應對方法。這一次，黨似乎沒有政策牌可打了，隨着繁榮期的終結，中國擺脫經濟困境的難度將會越來越大。
自2010年代之初，中國的GDP增長明顯放緩，疫情封鎖後的經濟反彈也未達預期。與此同時，不斷擴張的高等教育體系正在向社會輸送越來越多的畢業生，過去那種枯燥的工廠職業已經無法滿足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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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應屆生轉而到快速增長的科技、房地產和教輔行業求職。但自2021年以來，中國政府對這三個行業進行了打擊，以遏制習近平所說的「資本無序擴張」。去年，電商巨頭阿里巴巴裁掉了1萬多名員工。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之一碧桂園裁員超3萬。一家業內頂級的教育公司在2021年裁員6萬人。
政府也在採用老一套的做法。早在2018年，習近平就號召開展送城市青年下鄉活動，每隔幾年就再次發出呼籲。即使城市青年真的有興趣響應這一號召，那裏也不是他們父母年輕時的農村了：可耕地一直在減少。
如果政府不刺激家庭消費或放鬆對中國私營部門的控制，那麼城市的高失業率——還有年輕人的不滿——將會持續下去。近年來，許多幻想破滅的中國年輕人加入了一場名為「躺平」的反工作運動，以偷懶當作無聲的反抗。一位研究這一運動的北京大學經濟學家估計，如果把那些自願「躺平」的人計算在內，幾乎一半的中國年輕人可能沒有工作。
諸如此類的問題讓人猜測共產黨的控制正受到威脅，但這種猜測還為時過早。從帝制時代晚期到今天，零星的抗議很少對中央政府的控制構成實質性挑戰；抗議者的要求往往是針對當地官員的。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當幻想破滅的知識分子將孤立的抗議活動聯合起來，形成有組織的運動，要求從根本上改變制度時，抗議活動才會成為嚴重的問題，而共產主義活動者在20世紀初正是這樣做的。
目前還沒有出現這樣的威脅。意識到這些動態後，中共嚴厲打擊知識分子。維權律師、女權主義者、LGBTQ活動人士，甚至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都遭到了逮捕，或者組織被解散。面部識別、廣泛使用的安全攝像頭和手機追蹤等新技術讓政府有了更大的能力來監控個人的行動和想法。這種極權主義的轉變是如此徹底，以至于越來越多的人將中國與朝鮮相提並論。從中共的歷史來看，很明顯，這些行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遏制經濟惡化帶來的政治後果。
緬甸、伊朗、委內瑞拉和俄羅斯等國經濟窘迫的專制政府都曾殘酷鎮壓過大規模抗議活動。過去十年中一心一意完善鎮壓基礎設施的習近平政權沒有什麼理由不做同樣的事情。
中國共產黨似乎有意將鎮壓作為應對經濟放緩的主要政策手段。但是，這樣做雖然可能防止政權受到威脅，但肯定會進一步扼殺國家的經濟活力，從而使共產黨陷入更深的困境。
日益不滿的年輕人與冷酷無情、缺乏安全感的政權之間的拉鋸戰不僅將決定中國的政治軌跡，也將決定中國的經濟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