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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風之故人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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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承認的乾爹朱丹,人很和藹,又一直真的把我當成自己的孩子,他每次來我們家,我都非常高興。

在我記憶中,歌唱家杜矢甲只來過一次,他的嗓門很大,不愧是唱《伏爾加船夫曲》的,進門就對我爸嚷:聽有人說你說過,杜矢甲是一棵倒下的大樹?

我爸笑着說:這話編得夠聰明的,一聽就像是我說的。可是我真的從來沒這麼說過,也沒這麼想過。

於是他們就高興了,就喝幾盅。因為我聽慣了他的故事就記得他了。

杜矢甲和我爸在延安的時候都是另類青年,自以為革命和藝術是一碼事,那時還有蕭軍、塞克和他們一樣,一齊高高興興、瘋瘋癲癲。

我知道後來的故事非常複雜,到我這個孩子的腦子裏就簡化成這樣了:

當時那麼多的熱血青年投奔到延安,延安在整風運動後期,就開始懷疑,這裏面一定有大量國民黨派來的特務。根據康生從蘇聯學來的清黨的經驗和技巧,必須採取又打又拉的戰術,才能瓦解這個特務系統。康生還發明了幾個用於這次運動的專用名詞,諸如「搶救失足者」,給這些奸細重新做人的一條生路,用以反擊所謂「國民黨紅旗政策」,這個所謂的「紅旗政策」就可以解釋為什麼這麼多知識分子、文學藝術家,都自願投奔艱苦的延安,那一定是有組織、有目的派來的大批臥底。

於是,康生授意王麻子、周揚等人,再由他們精心挑選、培養若干積極分子,據說有個姓於的、姓丁的等等,還有高什麼揚那些自認的特務,願意裝扮成合作的投誠特務,讓他們現身說法:只要承認自己是什麼人派來的,就給你吃一碗放了紅糖的麵條,表明因為你合作的態度,就立地成佛了,就立馬變成了好人啦。

那時候人的腦袋簡單,遊戲也很簡單,好多人就為了那碗麵條,自己趕緊編故事,別的是假的,麵條和紅糖都是真的。你以為那種麵條不好吃?你要在那個時候在那個地方,你一定覺得那就是天上玉皇大帝的佳肴,同時,那還是救命的仙丹。

我爸的一個老朋友,倒不是為了吃麵條,也違心地承認了自己是「紅旗政策」的奸細。他主要是神經不夠結實,扛不住日日夜夜的審訊和折磨。其實,他就是一個正常的人,不得不說自己從不相信的話:就承認了自己是一個著名敵對政黨派來的大特務。

人家問:那你怎麼參加的?(如果故事不生動,還是不給面吃。)

他說:在重慶的時候,因為他宣傳抗日,結果一天半夜裏,突然電燈亮了,他睜開眼睛,周圍十二把手槍指着他。恐怖的驚嚇就和現在一樣,你根本沒法不叛變了。不錯,他真是個故事好手,講得很有想像力。沒承想,這個故事就成了經典段子,人們要他一遍又一遍地到處去講。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碗面,容易吃嗎?

好多年以後,人們還在背後開玩笑叫他的外號:十二把手槍!說到這裏每個人自然用食指和大拇哥,比成把手槍,一起舉起來,然後一起哈哈大笑。他真不錯,給大家留下來這麼精彩的故事和回憶。

朱老丹說到這裏又笑得眼淚都出來了,他和爸爸、媽媽在一九五六年才能為此笑得這麼舒心,那是因為過去荒誕而殘酷的年代終於一去不復返了。

難怪後來夏衍先生不止一次用了如下的句式:

「值得慶幸的是那個年代一去不復返了。」

或許,他們都笑得太早了,其實更荒誕的故事還沒有開始哪。延安時代僅僅是演習而已。

我早告訴過你,我爸的糊塗不在我之下。一九四三年在延安這麼明白簡單的遊戲裏,他偏不肯合作,就認死理,還是相信自己憧憬的童話,不相信自己有吃麵條的資格,真的,他的心眼兒也太不活泛了,害得當時的領導只好把他給抓起來了,這種人只好關起來吧。

我姐姐那會兒住在學校,那個學校簡稱「保小」,也是在窯洞裏。哦,那時候什麼都在窯洞裏。我們家就是一眼窯洞,我生在名為「中央醫院」的地方其實就是一排窯洞中的一眼。估計在古代中東地區兩河一帶,生活的環境也這般純粹質樸,要不也孕育不出那麼多樸素無華的信仰。

那「保小」就是延安保育院小學的簡稱。那時候人人都唱一個叫做《保衛黃河》的歌。

那會兒人們一唱就兩眼放光,我媽不算,她那會兒看不見了,因為生了我,又沒有營養品,我爸拿來的那一串羊肝,也沒起到人們想像的作用。

「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大家一激動就發音不準,我姐姐他們就很納悶,「黃河在保小」?他們就在「保小」,可是從沒有見到一條河由那裏流過,也沒有任何一個叫黃河的人在那裏上學或者教書。他們那些孩子,一邊迷茫,一邊繼續縱情歌唱:

黃河在保小,

黃河在保小。

那會兒我哥哥已經送人了,為了保衛延安麼。我們家孩子多,要送走一個,否則以後怎麼行軍打仗呀?這個遊戲不准這麼多人一塊拉家帶口。我哥哥又白又胖,比較有人緣。送我姐姐,人家不要,一來喜歡男孩子,二來她懂事了,自己主意大了,就不容易服從遊戲規則。

我哥走得乾脆,一歲就送走了,下落不明。反正帶他走的都是咱們一頭兒的,聽說還是革命軍人。那就都是好人了,就必須放心。

遊戲規定,不能多問。那你要是反悔,再要回來,那就沒法玩了。只當沒這麼回事,很快就忘掉他。我爸我媽,還是由於沒吃那碗面的關係,十多年以後還念叨這事情。吃了那面可能就沒這麼多麻煩了。

你算算,我爸關起來了,姐姐住校了,哥哥遠走高飛了。所以家裏就剩我一個人了,應該照顧我眼神不靈的媽媽。而且看不見東西的媽媽的眼睛是由於我的到來而造成的,我的意思是無論如何我都應該好好照顧我媽。當然,這是我後來懂事以後才這麼想的,那時候我還是整個一個混蛋,除了哭以外什麼也不會,當然還會做吃的動作什麼的。

就這樣,我媽還要去開會,還不能帶小孩。這不能怪人家,國難當頭這裏還要清除匪諜,這麼重要的會議一天還不開幾個?我還是覺悟不高,用哭來攪場,和成心搗亂的破壞分子沒什麼區別,可是人家不和你計較,你也就是佔了年輕的便宜,才一個月吧。要不也得送去參加那個吃完紅糖麵條才能變成好人的遊戲。

我和你說過,那窯洞真是天然的冰箱,那會兒我們家沒有鐵爐子,只有一個瓦盆放些木炭,那就是取暖的火盆。在延安那會兒這就是相當奢侈了。我那會兒還沒有堅強的革命意志,就凍得不行了。本人當時還真有本事,居然自己從土炕上滾到了地下。開會休息的時候,媽媽回來一摸炕上沒人,頓時一身冷汗。就滿地亂胡擼,一把抓住我的腿。那會兒被子早就散了,我是渾身冰涼,腦瓜子滾燙。

我媽二話沒說,也沒去請假,也沒找任何人商量,是啊,那會兒也沒人敢和她商量,她抱起我來就往外沖。

那天晚上開會,一個老熟人開始發言。他真是一腔熱誠,也就是苦口婆心地勸說我媽交代我爸怎麼當特務的過程。當年在北平這人是和我爸一起學畫的老朋友,和我爸一起熱衷組織抗日漫畫小組。

我爸老家在東北,他沒事兒就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流亡學生嘛,都是有家不能回的主兒。這個同學當時用的化名叫高揚,我爸一直以為他就是真正天真善良的羔羊。

原來他是秘密的什麼黨的黨員。一不留神,他讓當局給抓走了。當局也和所有的當局一樣,就怕年輕人受人蠱惑,誤入歧途。於是對他苦口婆心:交待出來組織,就是迷途知返,不交待呢,就是頑固不化了。

他是個明白人,要是真的把這邊的組織交代出來,就一定有人迅速清理門戶了。而且弄不好還要株連親屬。據說那會兒有個紅隊,也叫打狗隊,專門對付這種人,乾淨麻利脆。當年在上海顧順章交待得太快,結果連累了一家老小,就是眾所周知的榜樣。

要是什麼都不交代,自己就一時半會兒別想出來,皮肉還得大大地受苦。

於是他就一臉無辜、一心無愧地把我爸給交待出來了,真聰明。

第一,我爸和有打狗程序的組織沒有任何關係,周圍的哥們兒也沒有打狗的能力。

第二,他除了畫畫一無是處,不交待他,天理不公。交待出來他,既保護了像高揚同志那樣有用的人,也保護了背後的大組織。你不入地獄,孰人可入?我爸就這樣合乎情理地進了北平的警察局。

我不是跟你說了嘛,我爸壓根沒開竅,他沒有什麼可交待的,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黨,什麼是組織。另一方面,他又沒有那種機靈勁兒,再找一個更年輕的傻子來頂缸。當局一看,嘿,這小子還滴水不漏,鐵嘴鋼牙?沒準是個大傢伙,就把他們漫畫小組的幾個人一起押解到南京。一個是我爸,一個叫凌子風,後來當了導演;一個叫藍馬,後來當了演員。他們和我爸一樣的傻,就集體一起老老實實去給高揚先生頂了回缸。哈。

這會兒也來到延安的高揚先生剛吃完了紅糖麵條,嘴甜着呢。舔舔嘴唇對我媽說:過去張仃那麼大的罪名蹲過南京的大獄,後來還蹲過蘇州反省院,居然能活着出來就非常奇怪,按說如果沒有什麼交易、如果沒有什麼貓膩,怎麼這麼便宜國民黨就放了他?雖說是有人保了他,更多的人即使有了更大的鋪保出面以後,照樣槍斃了。

他出來以後,在南京才認識了你,那時你一定知道,他那會兒靠什麼吃飯?誰和他經常聯絡?什麼人又是他的上級?你們又是接到什麼任務,懷着什麼目的從江南的花花世界,跑到延安這黃土高原來?

別看我媽個子不高,嗓門不大,她這時候反而一點火氣都沒有,可是說出話來字字像在他腦門子上挨個地楔釘子:

姓高的,在國民黨法庭上你就是個叛徒,是個高明的撒謊者。現在在共產黨的法庭上,你還是個叛徒,還是個撒謊者!我們兩樣全都不是,所以我沒有什麼交待的,無話可說。

當時,姓高的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臉一陣紅一陣白。所有參加會的人都傻了。當時,是戰爭時期,動不動拉出去順手就給槍斃了,誰還敢這麼說話?何況我爸還是已經被抓起來的特務嫌疑呢?

要不怎麼說無論何時何地永遠有不信皇帝新衣童話的人,這時候杜矢甲先生挺身而出。他個子很大,幾步就竄到了台前。那時我媽兩眼茫茫,就站在眾人前面接受大家的幫助。主席台上坐的是位名叫周揚的文藝界領導。

杜矢甲拍着胸口說:周揚同志,張仃和陳布文要是國民黨派來的奸細。你砍了我的腦袋!

周揚慢條斯理地回答:杜矢甲同志,我要你的腦袋有什麼用?停了停,說:散會。

說到這兒,你就明白了,杜矢甲和我爸我媽就是這樣的好朋友。

也是,周揚不愧是托爾斯泰那俄國老頭《安娜•卡列尼娜》一書的譯者,見過世面,拿得起放得下,判斷能力很強,他那會兒估計像我媽這種人,的確不是特務,真正的特務不會這樣針鋒相對、話不饒人。但是這種人對運動步步升高的良好發展勢頭,只有負面影響。這樣敲打她,一來是必要的殺雞做猴,都像她這麼肆無忌憚還得了?二來是敲山震虎,你看杜矢甲這樣的特務就坐不住了。他的判斷能力,遠遠超過了胡蘿蔔大偵探,毅然決定不要再和我媽媽繼續糾纏,分散會議的火力。於是,斷然結束了這個會議。

按說周揚先生和我爸我媽都是從上海灘來的,他對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清二楚,怎麼就認定我爸是特務呢?我現在想:

首先,可能他覺得要是他的立場不特別堅定,康生他們沒準就該拿他祭刀了。

再說,我爸我媽在上海也都不是左翼作家聯盟的中堅。要細分,他們可能是屬於「論語派」,我媽就是給《論語》《宇宙風》《人間世》寫稿開始了她的寫作生涯。

我爸是給《上海漫畫》《時代漫畫》《萬象》畫畫起家的。這都是邵洵美和張光宇的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的,怎麼也不能算得上是堅定的革命派,按魯迅先生的意思,這些人廣義上還都是在給統治者幫閒,還都是風月談而已。不像周揚他們直接在我黨的領導下,立場堅定,鬥志昂揚。

所以同是從上海來的,還都是文藝界的,但是我爸我媽那時候都沒有讀過毛澤東的重要理論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直截了當提出了最重要的問題: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他們根本就是糊塗到拿自己不當外人,可是我們的黨,為了黨的利益,在還沒認清你的真面目之前,一定要把你放到顯微鏡下面,弄清你歷史上的一點一滴,你的家族,你的血統,甚至你的靈魂深處。

這就是當時的環境,這就是當時的氣氛。

周揚先生是個有限度的明白人。

二十多年以後,當他被當作敵人押到台上,被「革命群眾」開始侮辱與批判,他才第一次明白:憤然而無能為力,會是什麼樣的滋味。同時也明白了,原來冤案是很容易就做成的。在這對他說來空前的高壓下,他恢復了推己及人的能力。明白了,人性在足夠的壓力之下是可以變形,可以異化的。

北京人過去都把公共汽車上車的踏板稱為「變心板」。

沒踩上去的人,都在喊:往上擠呀!車裏面還有地兒!

在人們踩上這塊板那一剎那,就開始拼命喊行了,別擠呀,等下趟吧!

過去周揚一直在車上,還有皮座,他自然完全不理解,或者不願意理解,那些人為什麼這麼反動。或許他心裏就真誠地認為:這些人和自己不是一條道上的人。當然自己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於是就有了明確的俯視感。他那時完全沒有推己及人的能力,絕不會為了他人的痛苦而動心,敵人的痛苦,或情弱者的痛苦都是可鄙的,那一切和自己完全沒有關係。後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標兵雷鋒先生總結得好,對同志要像春風般的溫暖,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無情。說得真妙,他只是沒說清楚怎麼去區分誰是同志,誰是敵人。

你說當時周揚先生挨鬥了之後是糊塗了還是明白了?他後來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官復原職之後,還記得落難時候的體會,這也是百里挑一的。真不容易。

周揚先生剛從日本回來的時候,還是一身潔白西服,風流倜儻的摩登青年革命者,不過他已經是上海左翼作家聯盟的實際黨內領導人,因此,自然對又硬又倔、不大服從領導的魯迅先生,大不以為然,自然和將魯迅奉若神明的馮雪峰結下了梁子。

其實,他也只把魯迅當成統戰對象,按黨的政策該拉就拉,該打還得打,不能慣這些老小孩自以為是的毛病,長此以往,那還不得蹬鼻子上臉?

誰會想到魯迅他老人家作古之後,被毛澤東先生欽點為民族英雄,並被立為半神。

周揚先生到了延安,自從和毛澤東主席一起吃了幾次飯以後,就有被伯樂調理過的千里馬感覺了,四蹄騰空、白馬過隙,很快就升華成了一個合格忠誠的共產黨人。他不像我乾爹朱丹先生,他也和毛澤東主席多次一起吃飯,我乾爹得到的感覺是還得吃多、吃好、吃妙,及時總結吃的感覺和藝術,免得和領袖談話太嚴肅、認真,還是談烹飪的妙處比較舒服。

周揚先生大約從那時候起,靈魂飛升,精神境界似乎也站到可以差不多能夠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高度了,那他就自然大可以俯瞰眾生了。

所以,當毛澤東主席肯定了康生同志的清黨能力、肅特能力和判斷能力,周揚先生這時就明白了,必須不斷調整自己的思路,亦步亦趨緊跟康生同志的思路,對敵人決不手軟,原則至上、大義滅友。

在延安的熔爐中周揚先生就變成了原則的化身,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完全和雨果《九三年》中革命政權的執法者毫無二致。多少藝術家、文學家一生的命運都在他的修忽間拍板決定了,他們的姓名或者性命眨眼間就被勾銷了。

例如,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美術部有個人名叫石泊夫,三十年代和周揚一起在上海是左聯的戰友,比我爸和他的關係近多了。可是,一夜之間,石泊夫先生被指認為國民黨奸細,他聲嘶力竭為自己表白。周揚眨眨眼,好像看見一個不認識的壞蛋在表演而已,根本沒有為他說一句開脫的話。

於是他和我爸一樣突然被當作國民黨特務給抓走了。他的太太不知在什麼樣的心情下,或者你我都可以想像得出她當時的心情,半夜裏親手把窯洞的門窗仔細堵嚴實了,然後,燒起當時唯一取暖的炭火盆。一夜過去,兩個孩子和她一起安然長睡。

第二天一大早,周揚在塗滿白霜的操場召開的大會上,嚴肅而平靜地正式宣佈了這件事。他不會設想這可能是一個冤案,他倒是注意到來參加大會的人,情緒似乎有些低落,有些不安,他感到有責任,於是說了幾句可圈可點的話,後來這句話就成為不斷發生的無數類似悲劇的標準定性說詞:

她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見她對黨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周揚雖然這樣平靜,我想他的心裏也不會毫無感覺。也可能就是在這樣慘絕人寰的悲劇頻頻發生的情況下,他放了我媽媽一馬,沒有繼續窮追猛打。反正我爸已經在押了,加壓太狠了還會出新的悲劇。接二連三出這樣的慘案,將會影響節日般革命中的歡快。

也可能在延安,他當時真正明白的是:我媽這種人,也是非常難纏的人,不可能很快就被輕易擊垮,然後俯首稱臣,慢慢地自願改造。當時他果斷揮揮手,說:今天到這兒了,算了。明天等通知。掌握鬥爭會是門藝術,當時周揚在文藝界算是高手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才明白,狠手後頭還有更狠的手。應該說,周揚在老年時期,或許是在獄中就開始恢復了推己及人的能力,慢慢開始反省或懺悔自己當年的「原則至上」禍及多少無辜者,這在中國的確是一個非常罕見的例子。他或許不知道,這時的果斷結束會議,居然救了我一條命。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新三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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