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後三星期的談判中，永無止境的新要求使我倍感掣肘，甚至連我對課室桌椅的計劃也堅持要我修改。我將我所提的預算削減至再也無法削減的程度，由一百九十萬美元減至七十萬美元。為證明我的誠意，我同意將校舍的設計營建全部職責交於董事們所組成的一個委員會。對於談判代表所提出的每一個點我都無條件投降。甚至陳六使公開說，他先前之答應在一九五四年底籌集三百三十萬美元，只是因為想給我「一封動人的信」，並且那封信是別人代筆，他只不過簽個字而已，所以不能負責，這樣的話我都漠然容忍。
陳六使拒不見面
事情的最後幾幕，雖然也許是殺雞用牛刀，用錯刀場合，但卻是地地道道的共產黨作風，要是在北平演出那就更適當了。至三月十一日，雖然我已同意了他們的一切要求，諸位董事先生卻不加解釋地突然斷絕了談判。接着是八天的沉默。陳六使甚至拒不與我會面，三月十九日，談判代表再度露面，鄭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一項新要求：我所建議為學校圖書館於一九五五年購置的九萬冊書籍，着即提出書名人名的詳細清單。接着是兩天後，李光前的報紙用大字標題攻擊我，說我提出「一項不可能的要求……想獨自控制學校的數百萬元經費」。
我曾經親函陳六使要求他與我面談，結果是如石沉大海。而他則於三月二十五日又召開一次新加坡委員會的大會，仍舊是不邀我出席。會議歷四小時半，全部時間都是對我的惡毒攻擊；陳六使自己也發表一篇演說，是李光前手下代他捉刀的。召開會議的名義是考慮我重訂的預算。但事實上預算壓根就未討論。七天後，我提出我自己以及抵達新加坡的十一位教授的全體辭職書。
於是我下令撤退
干戈竟於一夜之間化為玉帛，陳六使個人捐出我們全體的遣散費，十萬美元。在我們的辭職於四月六日正式宣佈後，李光前的報紙出現一條新聞報導說：「自從林語堂辭了職，從他來這裏以後就停止了的南洋大學捐款，現在又開始源源而來，怡保的某某君捐了兩塊錢。」
我的辭職會是一種錯誤嗎？或者是對於那些要我奮鬥到底的自由世界的朋友們，我失信於他們了嗎？我想不是。我在有意為難而毫無希望的談判中，足足撐持了五十天。一切都已明白，除非我放棄我所主張的一切，我就不得不辭職。用一句軍事術語來說，陣地已經是無法防守，全世界都顯然認為這支守軍，我和我所聘請的教授，可以犧牲。於是根據冷靜的普通常識，我下令撤退。
但更冷靜的，我現在要求有權利發問：難道自由世界也認為新加坡的八十萬華僑可以犧牲嗎？全東南亞的一千二百五十萬華僑可以犧牲嗎？說得爽快一點，東南亞也可以犧牲嗎？
勿讓南大入魔掌
英國在一種不可能的情況下，在新加坡有不平凡的優越表現，但是顯然仍舊有些步驟是他們現在可以採取的。譬如說，在各個學校中實行恐怖主義的六十名共黨學生，英國當局都知道其姓名，根據新加坡的緊急法令都可以將之驅逐出境。同樣地，有極多的證據可以將李光前這樣的人作為不良分子驅逐出境。
英國現在願意讓南洋大學轉入一個共黨爪牙之手，或是讓一個過於懦弱而不能抵禦北平從後牽線的人來接辦嗎？英國自然知道共黨將如何利用南洋大學，因為大家都曉得北平已命令其海外的尾巴留在原地，滲透進入當地學校，不要回大陸求學。
倘使英國任令南洋大學成為一個共黨的工具，在英國遠東根據地的神經中樞製造出許多經過政治思想訓練的選民，則英國在馬來亞剿共所花費的千百萬英鎊和成千成萬的性命，均將是付諸東流。想在新加坡與共黨共存只是投降的飾辭而已。
英方步驟太消極
但無可避免的，所有英國能在新加坡採取的步驟，本質上都是消極的。根本問題是要停止該地華僑之中的漠不關心和失敗主義的侵蝕，並且設法激勵僑領們為拯救他們自己而奮鬥的意願。在香港的中國人已經表現出這是可能的。
香港的人早先由於愛國心的驅使，傾向共黨，認共黨為一個「強大、統一的新中國的象徵」的情形，已經全然改變。今天，他們已是世界上一部分最徹底反共的中國人。
不過香港人因為居住中國大陸邊緣，對於共黨的萬惡有真切的認識。新加坡則遠隔重洋，四周的情況曖昧而模糊，一方面是英國對於共黨游擊隊久久拖延而未能獲勝的戰爭，另一方面則有印尼的中立和動搖影響。要使世界此一地區的人民相信希望猶存，西方就必須有行動表現，例如，對於越南及台灣危機的處理，都是行動表現的機會。我們必須表現出我們能夠並且一定要遏止，決定性的遏止共產主義，苟不如此，新加坡以及世界那一個角落的其餘部分就必然會繼續遠離我們，而終至於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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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國文學家、發明家。福建省龍溪（現為漳州市平和縣）坂仔村人[1][2]，乳名和樂，名玉堂，後改為語堂。林語堂父親林至誠是一個基督教牧師，但他詳盡探索中西方哲學思想後，於晚年才真正成為一名基督徒，其哲學探索歷程記載於《信仰之旅》一書，他嘗自提一副對聯曰：「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
1912年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習英文，1916年獲得學士學位，畢業後於清華大學英文系任教。1919年赴哈佛大學文學系留學，並於1921年獲比較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轉赴德國萊比錫大學攻讀語言學。1922年獲博士學位。1920年與廖翠鳳女士結婚。
1923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後為《語絲》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出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務長，同年到廈門大學任文學院長。1927年到武漢任中華民國外交部秘書。隨後的幾年當中，他創辦多本文學刊物，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凋」的小品文，對之後的文學界影響深遠。1924年5月將英文的"humor"譯為「幽默」，有人說這是中文「幽默」一詞首次出現，其實並非如此，這只是首次把英文中的humor對譯為中文中的「幽默」。
1930年代林語堂所編著開明英文讀本，與張其昀所編初高中地理和戴運軌所編着初高中物理教科書鼎足而立，成為全國各校通用之教材。1935年後，在美國用英文撰寫《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京華煙雲》（Moment in Peking1939年）、《風聲鶴唳》（1941年）等作品。《吾國與吾民》介紹和譯述中國的傳統思想、哲學和文化藝術，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性格、精神作出了敘述，為當代歐美人士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著作，有許多著作都被再翻譯成其他語言，作品風行各國。《生活的藝術》更是所有著作中，譯本最多，銷路最廣的作品。1944年到重慶講學。
1947年林語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主任；後到巴黎寫小說《唐人街家庭》。1948年返回美國從事寫作。1954年新加坡籌建南洋大學，受聘擔任首任校長，但後來由於經費等問題，與南洋大學董事會意見不合，在大學開學前離職[3]。
有鑑於那個時代的中文檢字技術不夠發達，學術界普遍不滿意康熙字典之部首檢字法，乃傾家蕩產全心研究中文檢字法則，歷經「漢字索引制」、「漢字號碼索引法」、「國音新韻檢字」、「末筆檢字法」、「上下形檢字法」等，終在1947年，發明了「明快中文打字機」，1952年獲美國專利；「上下形檢字法」後來也用於《當代林語堂漢英詞典》，並曾授權給神通電腦公司作為其中文電腦之輸入法，神通稱其為「簡易輸入法」。
1966年定居台灣，論古說今的雜文，後來收集在《無所不談》一集、二集（1967）中。1967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舉為國際筆會副會長，他於1972年和1973年被國際筆會推薦為當年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同年四月移靈台北，葬於台北陽明山仰德大道林語堂故居後園中。
林語堂有三位女兒，分別為林相如、林太乙及林如斯。1989年林太乙記父親之一生，出版了《林語堂傳》。
政論演說
1945年的「關於中國該怎樣統一」舌戰林語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