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言必提「不確定」似乎成為了一種潮流。
比如，在各種場合的演講中，嘉賓們開頭的第一句話往往都是在環境不確定、趨勢不確定或者發展不確定的大背景下，要如何適應，怎樣改變等等。
但如果把眼光和時間軸拉得長遠些，你會發現，也有很多事情是確定的或者說註定的，甚至想改變都沒法改變。
比如人的生老病死，細想想，生老病死這4個字有哪個字是你能改變的？沒有吧，都是註定會發生的事情。
而這4個字背後所衍生出的生意，在所謂的不確定性之下，就顯得十分值得關注了。
像巴菲特為什麼如此鍾愛吉列？就是因為只要睡覺前想到全世界的男人即使在睡夢中鬍鬚也在悄悄長長，他就能睡得很安穩。
這就是當下越來越多的人所追求的確定性生意，利潤或許不高，但勝在穩定。
不過，對我們的鄰居日本來說，像這樣的確定性生意，有很大一部分只有眼饞的份了。
舉個例子，在處理後事的殯葬業上，日本就一直有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每一個日本人都逃不過被中國人送走的命運。」
尤其是去年7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遭遇槍擊身亡後，關於這一話題的討論，更是在日本社交網絡的熱搜榜上久居不下。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猛然發現，負責火化安倍遺體的，竟是一家中國人控股的企業。再一查，整個東京70%的火葬業務，竟都是這家中資企業來操辦的。
這讓部分日本「民族主義者」驚呼：「中國人，正壟斷東京火葬場！」
當然，說「壟斷」肯定是誇張了，但必須要承認的是，東京乃至整個日本的殯葬業，的確充斥着越來越多的「中國身影」。
01
勇闖日本市場，他什麼來頭？
先來聊聊「壟斷」東京火葬場這件事。
作為一個火葬普及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國家，日本目前有着5100家左右的火葬場，幾乎所有日本人在死後都會用火葬的方式來處理自己的遺體。
而這些火葬場的經營則被納入公共服務業的範疇，大多由地方政府負責，私人機構想要開設火葬場必須要經過當地政府的審批核准。
但東京有些例外，東京一共有9家火葬場，除了2家是公營之外，其餘均為民營。而這7家民營火葬場中，有6家都由同一個公司運營——東京博善株式會社（下稱東京博善）。
這家於1887年創建的百年企業，不僅包攬了東京下轄23區內70%的火葬服務，還順帶承接了附近幾個縣市的火葬業務。
而其母公司廣濟堂的實際話事人正是一名中國人——羅怡文。
羅怡文
羅怡文，何許人也？
他出生於上海，畢業於上海財經大學。1989年，正值中日外交蜜月期，不少中國人去日本淘金，羅怡文便是其中之一。
而從其後續的創業和發展歷程來看，不得不說，他真的很具商業頭腦。
來到日本後，羅怡文在橫濱國立大學攻讀經濟學研究生。不過，由於日語不熟練，平時讀日文報刊他總是半懂不懂，很是苦惱。但很快，他就從中嗅到了商機。
羅怡文想到，一定還有和自己一樣不熟悉日文的中國留學生，於是便創立《中文導報》，找人來把日本報紙的內容翻譯、整理成中文，然後再賣給在日的中國留學生。
由於趕上了赴日留學潮的黃金期，《中文導報》一經發售就迅速打開了留學生市場。
當年那批赴日留學生中，很多人不見得多了解《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但一定知道羅怡文的《中文導報》。
報社的成功為他帶來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6年，羅怡文又成功轉型，創辦上海新天地株式會社，賣起了家電。
而讓他名聲大噪的，則是那場轟動一時的蘇寧收購日本老牌家電品牌樂購仕（Laox）一案。
2009年，正是在羅怡文的牽線搭橋和不停遊說下，蘇寧和樂購仕之間才達成了收購協議。經此一役，羅怡文也被任命為蘇寧東京大區總經理和樂購仕的社長。（樂購仕就是那個當年中國遊客在日本瘋搶的馬桶蓋品牌）
可與外界想像的不同，剛接到羅怡文手中的樂購仕早已風光不再，而是變成了一個「燙手山芋」。作為一家上市公司，樂購仕此前已連續虧損了9年，利潤甚至比不上一些普通企業。
怎麼辦呢？羅怡文把「起死回生」的藥方押在了免稅店上。他看中了日本的旅遊市場，決定將樂購仕轉型為一家免稅店。
「做了這麼多年的家電，怎麼說換就換？」面對老員工們的質疑，羅怡文沒有太多回應，只是頂住重重壓力，將決策推行下去。
隨着時間的推移，按照羅怡文命令行事的員工，突然發現公司開始盈利了。到2015年時，樂購仕的淨利潤高達80億日元，銷售規模足足增長了20倍，堪稱商業版的「醫學奇蹟」。
羅怡文的投資眼光和戰略定力可見一斑。
讀到這裏，可能有人會說，講了半天好像與殯葬業沒什麼關係啊，不是要說「壟斷」東京火葬場這件事嗎？
別急，接下來就是羅怡文進軍東京殯葬業的故事了。
02
「醉翁之意不在酒」
智取東京殯葬業
2020年，隨着新冠疫情的爆發，日本旅遊業大受衝擊，尤其是中國遊客的銳減，讓樂購仕的銷量出現明顯下滑，全國一半的門店悉數倒閉。
壓力再次給到了羅怡文。
但疫情之下，羅怡文略顯回天無力，他實在看不到還有什麼產業值得投資，直到電視中彈出了一則新聞——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的家族企業「麻生集團」正大量拋售「廣濟堂」的股份。
當時，廣濟堂的主營業務還不是旗下的東京博善火葬場，而是印刷。
或許是覺得印刷業務不好干，2021年開始，麻生集團開始不斷拋售廣濟堂的股份，這引起了羅怡文的注意。
當然，羅怡文「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番調查後他發現，這家看似平平無奇的印刷公司，旗下的東京博善竟捏着東京最大火葬場的命脈。
毫無疑問，拿下廣濟堂就是拿下整個東京最大的火葬業務。
於是，羅怡文開始了他的收購之路。在多方努力之下，羅怡文最終成功的收購了廣濟堂25%的股份。2022年，他又對廣濟堂進行了注資，使之股份超過40%，一躍成為廣濟堂最大的股東。
自此，廣濟堂正式成為中資企業，羅怡文也順理成章的成為了東京博善的幕後老闆，在東京殯葬業站穩了腳跟。
而羅怡文一上場便盡顯其實幹派的作風，大刀闊斧的對日本殯葬業進行了一場改革。
比如，長期以來，日本的火葬和殯儀都是分開來辦的，死者家屬只能委託殯儀館進行火葬，而火葬場也要支付費用給殯儀館。這讓殯儀館在行業中處於優勢地位，火葬場甚至一度要靠殯儀館賞飯吃。
而當羅怡文控股後，東京博善直接選擇與當地一家大型殯儀公司成立合資公司，將原來殯儀和火葬分開的做法合二為一，形成了火葬、葬禮的一條龍服務。東京博善不僅開展火葬業務，還與佛寺和神社有業務往來，可以承辦大型法式。
如此一來，殯葬產業上下游全部打通，過去那些處在中間的殯儀公司，再也沒法在親屬和火葬場之間兩頭吃了，東京博善也憑藉優秀的服務成為日本殯葬業內的一枝獨秀。
像安倍的火化儀式，就是在東京博善旗下的「桐谷齋場」進行的。
數據顯示，2022年，東京博善的銷售額高達93億日元，約合人民幣4.5億，淨資產更是達到了驚人的33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7億元。
從日本土地短缺的現實條件以及近乎不可逆的「超級老齡化社會」來看，短時間內，東京博善幾乎不會有任何競爭對手，至少在東京殯葬業，其龍頭老大的位置可以高枕無憂。
而看着這麼一大筆錢被中國公司賺去，也有些日本人心裏酸溜溜的，他們表示「自己不會被一家中國公司燒掉」，大不了不去這6家火葬場。
但坦白說，即便不去東京博善，不去中國人控股的公司，在料理後事上，日本人可能再怎麼樣也繞不開中國。
比如誰都離不開的棺材和墓碑……
03
曹縣，拿捏着日本的棺材自由
其實，早在中國資本進入日本殯葬業之前，中國的殯葬產品就已經滲透到日本殯葬產業的「毛細血管」了。
有數據顯示，如今日本90%的棺木、80%的牌位和60%的骨灰盒，竟都來自中國。
比如被譽為「宇宙中心」「北上廣曹」的「一線城市」曹縣。
2年前，一句魔性洗腦的「山東菏澤曹縣666，我的寶貝」讓這個山東小縣城瞬間成了網紅城市。雖然諸多叫法只是一句調侃，但在一些具體產業上，曹縣的興旺卻是實實在在的，比如棺材製造業。
在曹縣，單是從事棺材出口的企業就有2000多家，上下游從業人員有上萬人，年創產值更是過百億，不可謂不「豪橫」。
而曹縣能將棺材打造成支柱產業，與日本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日本，棺材素來被認為是送給逝者的最後一個禮物，無論如何也不能缺少，火葬時也要連着棺材一塊兒燒掉。
所以和我們不同的是，他們對棺材的材質要求不是千年不腐，而是皮薄好燒。否則不僅浪費燃料，還變相延長了火化時間，導致排隊要排得很久。
而桐木棺材正是最佳選擇，不僅易燃，質量也輕，還不易變形，燃燒時的味道也特別小。
但長期以來，日本的桐木棺材一直都是靠進口為主，一口桐木製成的棺材往往要賣到一兩百萬日元，折合成人民幣要5-10萬元，非常貴。
於曹縣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商機。
曹縣的水土格外適合泡桐樹的生長，不僅產量高，而且成熟速度極快。所以自從20世紀80年代起，背靠大樹好乘涼的曹縣，就開啟了泡桐木家具和工藝品加工這條路。
2000年開始，當主打物美價廉的曹縣棺材出口到日本後，瞬間就征服了日本殯葬業的中間商。
價格上無需多言，坐擁100多萬畝，300多萬棵泡桐樹的曹縣，其出口到日本的桐木棺材比之前低了十分之一不止，這種動輒幾十上百倍的差價，直接碾壓了日本同行。
更重要的是，曹縣不只是靠價格優勢，它還把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曹縣木雕應用到了棺材的製作上，牢牢抓住了日本客戶的心。
比如，在曹縣木工師傅精湛的雕刻手藝下，當地的棺材企業就走上了「個性化」定製的道路。
不管是奢華的鍍金棺，還是網紅款的粉紅棺，又或是刻上哆啦A夢的二次元棺，在曹縣，棺材的顏色、風格、圖案統統可以根據喜好定製，對日本同行來說，這無疑又是一場降維打擊。
日本的綜藝節目裏，出現了一群曹縣大媽，嘴裏高喊着——「日本的各位，請一定要使用我們製作的棺材喔！」
不止如此，為了更好地了解客戶的需求，曹縣人還會定期組織團隊去日本調查，有些老闆甚至會送自己的孩子去日本留學，回國後打理家業，成為一名真正的「棺二代」。
2019年那會兒，網上還流傳着一位曹縣棺材鋪的老闆，以八家網店為嫁妝在網絡上給女兒海選贅婿的消息。
入選條件也非常簡單——沒房沒車沒彩禮不要緊，日語和跨境電商必須拿得起，以便日後繼承這份「條件尚可」的家業。
不得不說，這就叫專業。
如今，從曹縣和「棺二代」們身上，不少精明的中國人也嗅到了日本殯葬市場中的巨大商機。
因為門檻低，投資少，一些在日的中國留學生，也開始從自身的專業轉身到了日本殯葬業。
這些中國合伙人們創業開辦的白事一條龍服務，以敬業態度和低廉的收費在日本紮下腳跟並大受好評。
04
惠安墓碑，
送日本人「最後一程」
如果說中資企業進軍東京的火葬場，是看中了日本殯葬行業的市場，山東曹縣向日本出口棺材，是發揮了自己的原材料和工藝優勢，那麼殯葬一條龍服務中，火葬、棺材之後的墓碑，則確確實實是日本人求着中國製造的。
幫了日本人這個大忙的又是一個中國縣城——福建惠安縣。
這個泉州市的下轄縣，承包了日本90%以上的墓碑製造，有800多家墓碑石加工企業，從業人員近10萬人，年產值超300億。
惠安墓碑於日本有多重要呢？
舉個例子，2020年初，惠安各大石雕工廠受疫情影響停工，一家長期採購當地墓碑的日本石材店因此彈盡糧絕，無貨可賣，最終鬧出了過世客人排隊等墓碑的悲劇。
或許是過於抽象，連朝日電視台都忍不住報道了此事。
這裏可能有人會問，墓碑又不像棺材需要大量的木材，日本即使資源再短缺，起碼石頭總是有的吧，怎麼連墓碑還要依賴進口？
原因無他，惟技藝精湛爾。
和曹縣木雕一樣，惠安石雕也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迄今為止，惠安石雕已有1600多年的歷史，是國內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品種最齊全的石雕出口基地。
2015年，惠安還被世界手工藝理事會授予為「世界石雕之都」，其墓碑生產能力堪稱地表最強。
惠安的石雕手藝有多牛？
這麼說吧，同行的石雕作品，接縫如果在1厘米，已經很不錯了。而惠安人做的石雕，接縫能小於1毫米。
對於一向注重喪葬禮儀的日本來說，墓碑可不是簡簡單單刻上幾個字就算完事了，還要進行圖形和花紋的雕刻，字體也有嚴苛要求，普通的石材加工廠根本無法滿足日本人對墓碑華麗美觀的需求，唯有工藝精湛的惠安墓碑是最上乘之選。
當然了，這麼好的雕刻技術，惠安也不只是用來做墓碑，事實上，我們所熟知的諸多紀念碑和石雕，均出自惠安人之手。
比如人民大會堂的柱礎、人民英雄紀念碑雕刻、毛主席紀念堂石雕、長沙橘子洲的「青年毛澤東藝術雕像」甚至連華盛頓的馬丁·路德·金雕像都是惠安人的作品。
這麼一看，從火葬到棺木再到墓碑，日本的殯葬產業，確實也算是被中國人一條龍式包攬了。
見此，一小撮信奉陰謀論的日本人說這是來自中國的報復，當然，更多人則感慨：
「不管你願不願意，人生的最後一程註定是要被中國人送走的。」
05
結語
其實啊，哪有什麼陰謀論一說，白事一條龍服務的背後，無非還是一種「商業之美」——你得實惠，我有錢賺。
而如果非要從更深層次分析點什麼，我們想說的是，中國進軍日本殯葬業的故事，無疑是給曹縣木雕和惠安石雕這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發揚和進步指了一條明路。
只有讓這些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文化和精神食糧儘快商業化，讓非遺傳承人們吃飽、吃好，給足了物質激勵，這些文化遺產才能得到最好的傳承，而不再成為束之高閣的瀕危手藝。
如此，也能讓更多中國人民靠自己勤勞的雙手過上好日子，創造出更多像曹縣一樣，從貧困縣翻身為示範縣的經濟奇蹟。
當然了，於日本而言，無論作何感想，在殯葬產業上與中國合作或許的確是最佳選擇。
畢竟，在送日本人「最後一程」這件事上，可能真的沒有誰會比中國人做得更認真、更有動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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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日本最賺錢的殯葬業，都被中國人承包了？！》鳳凰生活報告
[2].《火葬場、棺材、墓碑中國全壟斷，中國是如何一條龍送走日本人的？》扒拉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