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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冀畸形關係、中共內部殖民，是泄洪引發憤怨的根源
7月31日至今，北京、河北、天津等地爆發洪水，災害嚴重。而中共政權為保衛北京尤其北京權貴階層安全，以及為保住習近平規劃的「雄安新區」不被洪水破壞，強制進行定向泄洪，將河北涿州作為泄洪區。因此，河北涿州及周邊地區洪災極大加劇，130萬人受災，成百上千人失蹤。這引發了激烈爭議，並連帶出了泄洪是否科學合理、雄安新區設計是否考慮了防災因素、北京河北地域矛盾和不公平問題等爭議。筆者在此略做評論。
正常的泄洪預案和流程，必須做到這幾點：
1.科學合理公平選址，按照有利於最大多數人尤其弱勢群體的方案，決定泄洪區設置，而不是按照各區域政治地位、居民身份決定。選址也應該專業化，由真實的現場考察和嚴謹的科學論證決定，而非受政治因素決定或影響。如果有幾個差不多的備選泄洪區，應該抽籤決定選擇哪個，這最公平。
另外，曾經在兩年內被泄洪過的地區，下一次泄洪就應該刻意避開，換個方向和區域，不能只往一處泄（哪怕專業角度最有利也要考慮公平。除非是無人區或人煙極少，可以再次泄洪）。無論受益還是受害，都要均衡、公道。
看到有人爆料，中國工程院在建設雄安新區時，不僅不考慮這裏地勢易積水致洪的危險，還按照風水迷信選址（如據「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的民諺，及潭柘寺、北京城、通州區形成的相對位置，將雄安新區安排在與潭柘寺同一經度的雄縣、安新、容城三地），可謂荒唐。而不考慮氣候變暖導致的水旱情勢變化，對氣候變遷懵然不覺或輕描淡寫，更是說明這些專家學者普遍能力低下、沒有長遠意識，更沒有為人民安危考慮的責任心。
2.對泄洪區居民，補償要到位，不能只讓人家履行義務、付出代價，而沒有權利和利益。補償起碼應不低於損失的50%，包括物質損失和非物質損失、固定資產損失和無形資產損失。而補償金，一部分由國家財政支付，一部分由泄洪受益區（得到保護區）承擔。泄洪後及洪災結束後，還要進行各種救助幫扶，包括災民心理創傷方面的治療。另外，對於並非因泄洪受災、非泄洪區的災民，也應該有適當補助；（據一些信息，官方有補償標準，且基本都在50%以上。這很好。但是具體落實還要更多透明和監督，避免截流和腐敗）
3.泄洪方案要提前制定、早日通知，公開透明，且要儘可能減少損失，不能臨時決策、拍腦袋決定。即便緊急情況，不得不臨時決策，也要將民眾生命尤其弱勢群體利益放在首位。也不能以政治上的所謂「大是大非」主導決策，也不能唯領導人個人意志馬首是瞻，而應該基於事實和科學來決策和執行。
還有，雖然說即便在民主國家，泄洪往往也是保首都/大城市/各種軍事政治科教文衛機構及人員，泄洪區往往也是小城市或鄉村。（根據水利研究專家王維洛先生的訪談，通常情況下民主國家不存在故意往居民區泄洪。滯洪區可以有高爾夫球場但不能有居民區。不但國內要公平，而且國際河流流經各國也要公平，甚至各國河流提防的程度要一致。假如洪水太大，哪裏漫堤或決口，那是天災，不存在人為選擇犧牲哪裏。——編者注）
但是，不僅這些相對公開透明、對泄洪受影響者補償到位，還有一個重要區別。
那就是，在正常民主國家，首都/大城市起到的作用，往往是輻射帶動周邊和全國。而軍政機構和科教文衛人員等社會精英，也真的為人民大眾服務（起碼對普羅大眾利大於弊，其所得與貢獻匹配）。這樣的情況下，優先保障關鍵機構和精英人士的安全，的確是最優解，或者說相對最不壞的選擇。因為得到優先保護的社會精英，也承擔了更多責任義務，履行了社會契約。這樣當然也利於整體和全局，對國家民族的損害最小。
而中國北京，恰恰是中國專制中心，內部殖民的核心，是控制全國的枷鎖的鎖芯。北京周邊的河北省，是被中共殖民剝削最慘的殖民地。北京河北不是互惠關係而是利益衝突關係，北京的各種繁華發展，不僅沒有帶動河北，還是以犧牲河北為代價。中央和北京市的軍政機構、軍警和公務員，如同殖民總督府和憲兵一樣壓迫大眾；科教文衛人員也主要為「上等」的北京特權階級服務，河北「達利特」湯都喝不着。
這才是今日京冀泄洪事件的矛盾根源。北京和河北長年都充滿地域矛盾，泄洪事件激化了矛盾，河北人的控訴也並不只是因此一事，而是長期積累不滿的爆發。雖然這種情感和輿論爆發並不能改變現實，在中共體制下河北人民還將繼續受難。洪災是「短痛」，「衡水模式」、工人失業、農民貧困、老人無所依，則是河北數十年來的「長痛」。
這種不正常的京冀關係、內部殖民，也是京冀乃至全國各種涉及地域的具體問題的根源。不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地域不公狀態、不同地域間「你有我無」和「你壞我好」的零和博弈模式，各種具體問題都難以有效解決。國家、民族、社會、人際間，就沒有公平正義，強勢地域對弱勢地域的欺凌、國人的互相仇恨和互害，就不會降溫（更不可能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