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下午，暴雨席捲南京，66歲的綠化工人蔣梅花在涵洞躲雨時被水沖走，三天之後，她的遺體被找到。
蔣梅花家在距離南京市區33公里外的村子，每天她要4點起床，跟村里人一起坐着麵包車橫穿長江大橋，才能趕在6點前到單位打卡。
這一天出門後，她再也沒有回來。
被水沖走的女人
南京市雨花台區守正路的濱水步道是今年2月新建設完工的，緊挨着一條兩米左右的河道，當地人叫一號溝，一公里後匯入秦淮河。通往秦淮河的方向，每幾十米有一個涵洞，也是新建的。涵洞上方可以通行，下方也有步道，可以休憩散步。7月19日這天下午三點左右，天空烏雲密佈，雨點逐漸密集。綠化工人蔣梅花和她的三位工友跑進了一處有步道的涵洞躲雨。67歲的楊鵬和河道清潔工人徐志宏也在裏面。
暴雨天氣，天色也暗了許多。路上的清潔工還在堅持工作。（圖｜視覺中國）
楊鵬是附近小區的居民，退休後幾乎每天都來這裏練吹薩克斯。他之前就見過蔣梅花和她的工友，覺得她們「工作很辛苦」：不管是下小雨還是頂着烈日，幾個人要麼在修剪灌木，要麼在整理草坪；只有午間一會，才能躺在涵洞下面的坐枱上休息，頭就直接擱在台子上，什麼都不墊。為了不打擾他們休息，練習的楊鵬有時會停下來等一會。
在涵洞裏，最先感覺到異常的是徐志宏。四五天前也下過雨，當時河裏的水漫到步道上，隨後漫過石台，不過隨着雨勢減小，水很快就退了。但這一天，水漲得很快，只幾分鐘，河水從河道漫上了步道，然後過了石台，沒有消減的跡象。他們幾人迅速站到石台上，前後一溜，最前面的是他，後面是楊鵬，接着是蔣梅花和她的幾個同事。
2023年7月19日，南京，江東南路的慢車道積水（圖｜視覺中國）
雨越來越大，水繼續上漲，速度越來越快。楊鵬聞到，空氣中瀰漫着一股臭味，河水也從清水變得發黃髮黑。緊接着，河水卷着浪向他們襲來，「快趕上一輛小轎車的行駛速度」。為了保持平衡，徐志宏喊，「大家用手撐着橋頂。」楊鵬記得，身高170的他和徐志宏頭能夠頂到橋，個子最小，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的蔣梅花則費力地用雙手撐着橋頂。
只有幾分鐘，楊鵬便聽到後面傳來蔣梅花撕心裂肺的呼喊聲，滿是焦慮和急迫，「快報警，快打110！快打110！」楊鵬對着撥出去的手機大喊，「我們在賈西路前面一個涵洞下，有六個人被困在這裏，你們趕快來救援，要不然就沒命了。」但周圍全是嘩嘩嘩的水聲，他聽不見對方的應答，重複喊了四五遍。這時，水已經沒過了楊鵬的膝蓋。
就在這時，背後傳來「啊」的一聲，楊鵬扭頭一看，最後面的一個綠化工人被沖入水中，緊接着幾個人像骨牌一樣，一個撞一個，全被捲入水裏。等從水裏抬起頭後，楊鵬瞅着迎面有一塊景觀石，他全力抱住石頭，雙腿夾住，才免於被沖走。驚魂未定的他看向遠方，發現有1名綠化工人，被步道旁的石椅擋住；徐志宏則被一棵景觀樹攔住了。路邊經過的幾個農民工救了他們。
網傳南京暴雨視頻截圖
個子最小，瘦瘦弱弱的蔣梅花不見了蹤影。7月20日，南京市雨花台區水務局通過官方微信「水潤雨花」發佈的情況通報提到，因瞬時強降雨造成河道水流增大，在橋洞避雨的蔣梅花不慎被沖入水中失聯。氣象數據顯示，7月19日15時-16時一個小時內，南京45個鄉鎮（街道）的降水量達到20毫米以上，其中雙閘街道達到112.1毫米，雨花街道84.5毫米，鐵心橋街道春江社區73.6毫米，最大小時雨強112.1毫米，為南京近10年雨強第二位。
三天之後，蔣梅花的遺體被找到。楊鵬覺得惋惜，以前下大雨，他看到南京其他地方路面過車的涵洞，都會有警察在涵洞積水位置值守或是放置警示牌禁止行人通過。而這次出事前，新建的涵洞位置沒有提醒，他們幾個人也沒有安全意識。
外出打工的村民
蔣梅花今年66歲，是兩三個月前才到濱水步道附近做綠化工人的。她家在距離事發地33公里外的南京浦口區湯泉街道的陳莊村。村裏有1300多口人，以陳姓為主。蔣梅花的丈夫，是上世紀70年代從安徽滁州的一個村子搬過來的，後二人結婚有了一兒一女。
村民陳山今年50歲，他告訴本刊，這兩年，村子裏像蔣梅花這樣外出打工的老人很多，得有七八成。他們多是干零活，有不少就是做綠化工人。在涵洞跟蔣梅花一起躲雨的幾個人，都是陳莊村的，他們每天要4點起床，一起坐着麵包車橫穿長江大橋，趕在6點前到單位打卡，下午四五點鐘下班，6點多才能到家。
圖|視覺中國
如果往前推個三四年，還不是現在這樣的情況。湯泉是全國知名的「苗木之鄉」，曾以栽種雪松出名。陳山說，村里80%的人都種雪松，最鼎盛時期，「湯泉這邊沒有一塊地是種莊稼的，到處都是苗木。周邊五六十公里，北到安徽滁州、南到馬鞍山，總共大概10萬畝苗木。」陳山說，「其中有6萬畝，是我們湯泉的，包括我們自己的土地和在外租種的。」
憑藉着種苗木的優勢，在城市化迅速推進的背景下，過去十幾年裏，陳莊村的村民種苗木、販苗木，經濟情況都不錯。陳山說，在2005年前後，家家戶戶都蓋起了兩層小洋房，瓷磚、地板、鋁合金門窗是標配。後來，村里家家戶戶都買了小汽車，許多人城裏買了房子。「基本是男的做苗木生意，女的看工人幹活，同時負責燒飯。」陳莊村村民、蔣梅花的朋友劉蘭告訴本刊。
蔣梅花家裏也種了十多畝苗木。她的兒子司立軍今年43歲，他記得以前上學放假回家都會去苗圃里扛雪松，一棵5米高的雪松，帶個大土坨，壓得肩膀和腰都會很痛。作為一個沒有根底的外來戶，蔣梅花家裏的情況一直滯後於村里人，村里人蓋兩層樓房時，他們家還是小平房，但比起種稻穀的農村人，家裏還算過得去。
《隱入塵煙》劇照
但2018年之後，房地產市場持續走低，隨後又碰上疫情，湯泉的苗木行情斷崖式下跌。劉蘭告訴本刊，2018年，1.5米高的雪松幾十塊錢一棵，現在五塊錢都賣不出去。收樹的貨商也不來了，以前3月到7月是收樹的旺季，貨商們把湯泉鎮上的賓館、飯店、歌舞廳擠得爆滿，鎮上的四星級酒店都需要提前預定，否則就沒房。現在賓館空着，很多飯店都倒閉了。「有的直接當柴火賣，一毛多一斤，荒廢的苗木，沒人修剪，全長一起糊成一片，密密麻麻的，歪七扭八的，田佔着，也不能種糧食，哪有收入，只能出去打工。」
在村子裏，年齡在四五十歲的村民，女的可以去市區食堂幫工、去售樓處打掃衛生，還有一些人去當保姆，男的則能去當保安，也能開網約車。像蔣梅花這樣的，60歲以上的只能去干零工，主要是做綠化，「不要動腦筋，又不要出太大的體力，是最低價值的活。」劉蘭說。蔣梅花老家的侄子記得，她去年在老家鋤過田埂，一天90塊錢，工資比較低，到南京市區做綠化工人，工資能多十幾塊錢。
操勞的母親
「我這幾天有時在想，這麼多人掉水裏，只有她沒爬上來，一定是因為她太瘦了。」劉蘭比蔣梅花小十多歲，對於這個朋友，她覺得惋惜又難過，「她頂多八九十斤，胳膊一小把，人也蒼老。」
《媽媽！》劇照
操勞，是蔣梅花一直給劉蘭的印象。家裏的大事小事，都是她管，兒女小時候，蔣梅花總是四點多就起床，洗衣服、做飯、干農活，丈夫只管田裏的重活，從不沾手家務，連衣服都是找好交到他手裏。「普通的農村婦女，幹活的時候都苦，但總有閒下來的時候，大家會一起打牌，挺開心。」劉蘭說，蔣梅花很少打牌，她是村里少有的幾個一直在外面找活的，「把打工當做就像上班一樣的，今天不做，今天就少掙100多塊錢。」
司立軍知道母親的勤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2005年，司立軍沾上老虎機，之後染上賭癮，輸光了手上所有錢，妻子與他離了婚。一直到2021年，他都漂泊在深圳，靠送快遞維持基本的生存，女兒的照顧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母親蔣梅花。「兒媳婦住在鎮子上，三四年前孩子還小的時候，她每天白天在地里幹活，傍晚就去鎮子上接孫女放學，給孫女做飯，收拾好了再回家。她不會騎車，五六公里都是走着去。」劉蘭說。
《喜喪》劇照
司立軍說，自己一直到2021年才真正將賭博戒掉。在這些年裏，蔣梅花從來沒有放棄過他。當時為了儘快還清賭債，司立軍必須趕在7點半上班前，去給菜市場送一趟菜，需要5點起床。他擔心起不來，母親就每天5點給他打電話叫他起床，持續了2個多月。前年過年回家，母親還掏了300塊錢給他，說「你有錢沒錢，都要回家過年」。去年過年，他讓母親不要出去打工，遞給她2000塊錢，但母親又還給了他。
司立軍知道，因為他的賭博，母親在村里抬不起頭。當初，司立軍是大隊上少有的幾個考上大專的人，但沾染了賭博後，鄰居會說，兒子沒出息，會讀書有什麼用？相隔幾百米的鄰居，他們從來不會來串門，母親也不去跟人交往。司立軍知道母親手頭並不寬裕，她一個月的養老金有五六百塊錢，一年下來也就6000塊，父親是個強勢的人，一直將家裏的經濟大權攥在手裏，母親想要貼補兒子和孫女，就只能自己賺。
《媽媽》劇照
在女兒司敏的記憶里，母親蔣梅花做事從來沒有為過自己。吃東西的時候，她總會把好的那塊肉給家裏人，自己吃帶骨頭的。家裏雞下的蛋煮了，她從來不吃。她很少買新衣服，很多時候是撿親戚的舊衣服穿，後來出去打工，總穿着工地上的迷彩服。「她很苦，她的苦，只有一個人受着。她不想我知道的太多，怕給我帶來一些思想包袱。她不光是身體苦，內心也苦，身心很疲憊。」司敏說。
蔣梅花很少有開心的時刻。兒子司立軍印象深的一次，還是2004年國慶節時，那時大學剛畢業的他帶着爸媽去南京市區遊玩，父母對他期望很高，他也是心氣高的時候，大家都很開心。
（除徐志宏外，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