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的朋友全走了。」
齊齊哈爾市第三十四中體育館屋頂坍塌事件後，倖存下來的一位女生傷心欲絕。她的11位朝夕相處的隊員和教練，以及他們長久以來的排球夢想，都在那轟隆一聲巨響中被埋葬了。
人心都是肉長的，換作是誰遇到這樣的事，都會受不了。對遇難者的親友、乃至對這座城市裏的所有人來說，這都是終生難愈的創傷記憶。這兩天，在事發地的校門口，堆滿了鮮花，人們以此為死難者送上最後一程。
然而，在微博上也有人懷疑，這一獻花行為本身隱藏着陰謀：
這種無憑無據的揣測讓許多人為之震驚：「這是得多惡毒才能說出這樣的話？」還有人則憤恨之餘稱之為「蛆」、「半獸人」，悲嘆這樣「反智」的邏輯正說明了國內網絡輿論的險惡：「互聯網沒有辯論，只有這類骯髒的誹攻。」
然而，氣憤歸氣憤，這並不能駁倒這位的觀點，她反倒對論敵嗤之以鼻：「沒文化，真可怕。」不僅如此，她斷言此事並不單純：「這種出事就是『老百姓』出來獻花的手段，妥妥就是外國人搞顏色革命的那一套，你們又有幾個是真的替死去的人着想。」
就像她的論敵們一樣，她也想到了兩年前的成都49中事件，當時就有傳聞，獻花者當中有港台口音，她看來對此篤信不疑：但凡這樣的事，都是需要「時刻警惕着」的。
有一點確實不假：近年來每次悲劇發生之後的獻花悼念活動，都有這樣的陰謀論出現，但這些人到底為什麼會這麼想？
必須承認，這樣的心態在我們的社會廣泛存在，太多人雖然是普通人，但卻會自動代入「當家人」的視角，產生一種「對權力的共情」。這樣，哪怕你遭遇什麼不幸，但考慮到「家醜不可外揚」，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關起門來哭，讓這事悄無聲息地過去。
這種視角的出發點並非個人處境，而是集體利益。在他們眼裏，世界按照群體的邊界一分為二：內部才是棲身之所，而外部則是危機四伏的暗黑森林，因此，對外部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與內部的絕對服從和擁護，乃是一體兩面。
既然如此，集體內部就必須緊密團結，至少不能給外部「遞刀」。這勢必帶來對個人行為的嚴格約束，就像格倫·古爾德所說的，「只要有人呼籲團結，就會有人窒息而死」，但對這些人來說，這不過是必要的代價，因為重要的不是哪個人，而是集體的存續——他們假定世界是一個殘酷的鬥獸場，只有沙丁魚罐頭那樣緊密無間，才能活下來。
這樣一想你就能理解，它為什麼不認可任何自發行為，因為只有你完全按照集體的利益行事，才能積累道德資本。這樣的邏輯推到極致，就意味着壓制乃至消滅自然的情感，你的個人情感應當屈從於集體要求——至少，不能公開表露出來，以免對集體不利。
順着這種家長制的邏輯，它進而相信，個體是無法自主的，如果它竟然有什麼逾越「本分」的行為，那必定是有人在背後指使教唆的。這就是為什麼說這些話的人雖然經常以「人民」的名義說話，但實際上他們卻又蔑視普通人，仿佛那只是些愚蠢的孩子。
既然人不應有自發的情感和行為，而只應按指令行事，那麼人和人的自發聯結也就無從談起——這種橫向聯結從好里說是沒必要，往壞里說甚至會被看作一種威脅。不難想見，由此出現的是一群散沙化的工具人，他們不應有自己的感情，像工蜂那樣為集體勞作就行了。
在這種情況下，對個體的共情是談不上的，那會被輕蔑地看作「婦人之仁」，但與此同時，他們卻又似乎有一種驚人的天真，那就是相信別人所遭遇的不幸不會降臨到自己頭上。當然，萬一這樣的事降臨，他們也將得不到同情——就像商鞅，最終發現成了自己變法的受害者，無可遁逃。
《魔道祖師》
說到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這位微博主的ID「藍二哥哥無羨弟弟」，想來出自著名耽美玄幻小說《魔道祖師》裏的藍忘機、魏無羨。這對同性戀角色的設定本身是反主流的，作者「墨香銅臭」甚至早已入獄，一個非主流文化的愛好者，卻又如此激烈地擁護主流價值觀，這是什麼縫合怪？她為什麼相信自己可以倖免？
我當然不認識她，但我見過不少像這樣的人。他們大多成長於一個保守化的社會環境中，有的還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對現實的「中二」態度有時單純到令人同情：他們真心相信現實就是自己所抱有的那套狹隘的信念，並且固執地把異議者都看作是愚蠢的。
這是一種特殊的世界觀，認為現實生活的事件背後，都隱藏着一個被人為操縱的秩序。這可能就是為什麼她蔑視反駁者「沒文化」，因為按照這種信念，「你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實的世界」，你看到的只是表象，她自信自己才看到了真相——然而她所以為的「真相」，其實是不需要任何證據的直覺。
從這一意義上說，像這樣的人是無法被駁倒的，《狂熱分子》一書對這類人有極好的觀察描述：
熱情依附是他盲目現身與篤信的根本，被他視為一切德性與力量的源泉。雖然他這種一心一意的奉獻究其實是為了給自己的生命尋找支撐，但他往往會把自己視為他所依附的神聖偉業的捍衛者。……他無法被說服，只能被煽動。對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業的本質，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這或許就是問題的根本：狂信的背後，其實是一個軟弱的個體，出於情感依附的渴求而擁抱某個強有力的支撐。看上去咄咄逼人的惡毒語言，換個視角來看，卻是當事人捍衛自我信念的防禦，他們在融入集體的過程中，獲得了一種力量感。說起來，這是相當可憐又可悲的處境。
像這樣與其生命歷程綁定的一整套邏輯自洽的信念，是很難三言兩語就有所觸動的，遑論轉變。常有人說，「被社會毒打了才會醒」，這或許倒不無道理，因為這樣的人往往對權威抱有某種倫理期待，相信它會回應自己的信仰。那種破滅是相當痛苦的，但真正的改變，只有在這痛苦之後才會到來。
（註：本文作者，維舟，原文標題為《「獻花陰謀論」背後是什麼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