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爭取國民黨總統參選提名失利，但似乎依舊對總統大位躊躇滿志，有「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的味道，日前他在參加土城廟宇活動時，宣佈將（再次）展開美國之旅，喊話支持者做他後盾，說他一定會給台灣不一樣的未來。郭台銘或許可以被視為台灣「富人隱形政治」翻上枱面的例子，但以他的發言和爭取認同手段，卻又落得「有錢就是任性」的形容。
「富人隱形政治」最具指標的一面，就是富人透過競選捐款，以達影響政治的能力。富人投入金額愈多，表示他們希望促成選舉結果滿足個人意志的企圖心就愈強。以美國為例，根據美國稅收公平協會的統計，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屬於億萬富翁（Billionaires）層級的政治捐獻為1850萬美元，到了2016年大選，便暴增37倍，達到6.84億美元。
而「隱形政治」的威力，就在2016年川普競選總統時，億萬富翁對共和黨提供的競選捐款為3.71億美元，比民主黨的3.09億美元多了20%，當年是川普得勝。但到了2018年期中選舉，億萬富翁對民主黨的貢獻為3.13億美元，略高於共和黨的2.78億美元，結果是民主黨在眾議院選舉拿下了235個席次，多過共和黨且取得眾議院過半優勢，並讓民主黨時隔8年再度重掌眾議院。
上述調查，反映的就是富人「金錢」動向確實對美國政治具有一定影響。不過，西北大學曾進一步欲了解富人左右政治的心態，再又發現另一個事實：「富人對政治確實有影響力，但絕大多數都是在不公開談論公共政策的情況下『秘密進行』」。
當西北大學教授針對100位億萬富翁進行網路搜索（調查鎖定的10年間），發現絕大多數頂級億萬富翁，包括比爾蓋茲、巴菲特、祖柏克、貝佐斯，他們在關於稅收負擔、社會保險金、增加稅收、遺產稅、企業稅等等美國人所關切的社會經濟問題上，這些人和這些議題的關鍵字連結卻相當少，表示富豪在美國民主所扮演的角色，「捐款者」遠大於「意見領袖」。縱有顯著的個人意見，於經濟問題上，多數也顯得非常保守，他們在解決公共問題的習慣上，且更傾向透過個人慈善事業，而非影響政府決策。
這又帶出了一個問題，「富人隱形政治」一方面既想透過捐款大力影響政治，一方面卻又不願意表達個人對公共問題的意見，原因或許就在「錢」一直以來正是他們最低成本影響政治的方式，他們之所以保持沉默，無非這些富豪們的政治偏好，恐怕很多是和美國大眾的期望不一致，在很多問題上他們不積極表態，則可確保他們不會因為不受歡迎的政治觀點遭到批評，甚至追究責任（尤其牽涉到稅收政策和廉價勞力問題時）。
於是，當一名富豪打算從「政治幕後」走向幕前，他對很多公共議題當然難以再閃躲或含糊其詞，也無法再如股神巴菲特那樣，儘管對提高遺產稅政策保持開放態度，在關於個人財富的實際處理上卻又毫無相關作為。
回到郭台銘身上，以他過去「台灣首富」之名，也許在台灣政壇動見觀瞻，但當他打算轉換角色，直接競選總統，有「錢」就不會是關鍵了。當他說他要「為台灣的和平、經濟繁榮、行政效率、司法正義、居住正義祈福」，則他的每一個主張當然都會被提出檢視，並和其他的競爭者進行比較。
那麼，「台灣的和平」——會是他說的「如果我當選（總統），共機就不會來繞台了」？「經濟繁榮」——這要如何解釋「中國鄭州富士康工廠員工工資抗爭案」？「行政效率」——會不又是他「血汗工廠有什麼不好？」的另一種實踐？「司法正義」——我們卻只記得「聞名業界的鴻海法律事務部門」。最後，一個能在加州比佛利山輕鬆買下7550萬美元兩棟相鄰豪宅的人，他對「居住正義」的概念又會是什麼？
結果，郭台銘的財富（尤其個人致富之道），某種程度看來反而更可能是他競選總統的另一種包袱，這或許又促成他愈來愈依賴「民粹」發言重新自我包裝，偏偏效果明顯不敵已然成精的對手政客。對那些仍處於「隱形政治」狀態的富人來說，眼見郭台銘的例子，應該會對由商轉政的誘惑更戒慎恐懼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