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奧本海默的一張未註明日期的照片。
1954年春的一天，羅伯特·奧本海默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辦公室外偶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奧本海默自1947年起擔任該研究院院長，而愛因斯坦自1933年逃離德國以來一直是這裏的教員。兩人會就量子物理學爭論不休——愛因斯坦忿忿不平地說，他就是不相信上帝會擲骰子——但他們是好朋友。
奧本海默藉此機會向愛因斯坦解釋，他要離開研究院幾個星期。他被迫要在華盛頓的一場秘密聽證會上為自己辯護，因為有人指控他構成安全威脅，甚至可能背叛國家。愛因斯坦認為，奧本海默「沒有義務讓自己成為政治迫害的對象，他為國家做出了很好的貢獻，如果這就是她（美國）提供的獎勵，他應該拋棄她」。奧本海默表示反對，說他不能背棄美國。「他愛美國，」他的秘書、目擊了這次談話的維爾納·霍布森說，「這種愛就像他對科學的熱愛一樣深沉。」
「愛因斯坦不明白，」奧本海默告訴霍布森。但當愛因斯坦走回辦公室的時候，他朝奧本海默的方向示意，對自己的助手說，「那是個傻瓜。」
愛因斯坦是對的。奧本海默愚蠢地把自己送上了一個不公正的法庭，他的安全審批權限很快被剝奪，並受到公開羞辱。這些指控站不住腳，但原子能委員會的安全小組以2比1的投票結果認為，奧本海默是一名忠誠的公民，但仍存在安全隱患：「我們發現，奧本海默博士的持續行為和往來反映出他嚴重無視安全系統的要求。」這位科學家不能再有接觸國家機密的資格。1945年，他曾被譽為「原子彈之父」；九年後，他成為麥卡錫主義大漩渦的主要名人受害者。
奧本海默可能是天真了些，但他對抗指控的做法是正確的——他也正確地利用了自己作為美國傑出科學家之一的影響力，大聲疾呼反對核軍備競賽。在安全聽證會之前的幾個月乃至幾年裏，奧本海默一直在批評製造「超級」氫彈的決定。令人驚訝的是，他甚至說廣島原子彈被用來「對付一個基本上已經被打敗的敵人」。他警告稱，原子彈「是侵略者的武器，其意外和恐怖的元素就像可裂變的原子核一樣，是它固有的特性」。這些公然與華盛頓國家安全機構主流觀點相左的態度給他引來了強悍的政治敵人。這正是他被指控不忠於國家的原因。
克里斯托弗·諾蘭震撼人心的新片講述了奧本海默複雜難明的傳奇，我希望它能夠引發全民熱議——不僅是關於我們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間關乎存亡的關係，同時還關於我們的社會多麼需要科學家也擔任公共知識分子。諾蘭這部時長三小時的電影講述了一段引人入勝的驚悚懸疑故事，深刻揭露了美國究竟對其最著名的科學家做過什麼。
悲哀的是，奧本海默的人生與我們當前的政治困境息息相關。他被一場充斥着無知、反智和仇外煽動者的政治運動所摧毀。當年的獵巫者正是如今這些心懷某種偏執的參政者的直系祖先。我想到了參議員約瑟夫·麥肯錫的首席法務顧問羅伊·科恩，後者曾在1954年試圖傳喚奧本海默，結果被人提醒稱，這和奧本海默即將出席的安全聽證會可能有衝突。是的，正是這位羅伊·科恩塑造出了前總統特朗普那狂妄十足的政治風格。只要回顧一下前總統對疫情或氣候變化事實的質疑即可。那是一種傲慢蔑視科學的世界觀。
在美國最著名的科學家被誣告和公開羞辱之後，奧本海默事件給所有科學家敲響了警鐘，那就是不要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站上政治舞台。這才是奧本海默真正的悲劇所在。他遭遇的一切也損害了我們的社會開誠佈公討論科學理論的能力，而這正是我們現代世界的根基。
量子物理學徹底改變了我們對宇宙的理解。它也為我們帶來了一場計算能力革命，以及生物醫學的驚人創新，延長了人類壽命。但我們還是有太多的國民依然不信任科學家，不理解科學追求和通過實驗來檢驗理論是否成立的試錯機制。看看我們公共衛生部門的公務員在最近這場疫情中的經歷就知道了。
我們正處於另一場技術革命的風口浪尖，人工智能將改變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但我們還沒有與它的創造者們展開一種有見地、有修養的對話，從而讓我們做出明智的監管決策。我們的政客需要更多地聽取薩姆·奧特曼這樣的科技創新者，以及基普·索恩和加來道雄等量子物理學家的意見。
奧本海默曾極力想要發起關於核武器的討論。他試圖警告我們的將軍們，核武器不是戰場武器，而是純粹的恐怖武器。但我們的政客選擇讓他閉嘴；結果就導致我們在「冷戰」中被捲入了代價高昂且危險的軍備競賽。
而今，普京毫不掩飾地威脅要在烏克蘭戰爭中部署戰術核武器，這是觸目驚心的警醒，要我們絕不能盲目樂觀地與核武器共存下去。奧本海默並不後悔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所作所為；他明白，誰都無法阻止好奇的人類探索他們周遭的現實世界。科學探索的腳步不會停止，原子彈的問世也不能被撤回。但奧本海默始終相信，人類可以學會管控這些技術，並將之融入到可持續的人道文明之中。我們只能希望他沒有看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