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諾是捷克第二大城市，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5-6世紀，當時克爾特人定居於此。在克爾特語中，「布爾諾」意即小丘之城。9-10世紀，布爾諾因興建城堡而逐漸興旺。13世紀初，布爾諾被日耳曼佔領，1243年正式建市。16世紀後成為摩拉維亞的經濟、文化中心。18世紀，布爾諾開始工業化，被譽為「摩拉維亞的曼徹斯特」。1847年安裝煤氣街燈，1867年開始電車服務，是當年歐洲的經濟重鎮。
布爾諾老市政廳始建於1240年，如今充當博物館之用。它最吸引人之處當屬大門上方的五根柱子，本來這種哥特風格的裝飾柱十分常見，但居中那根居然是扭曲的，或許另有深意，難道是想表達「世間一切都是扭曲的」？
對於喜歡閱讀和思考的捷克人來說，這個哲學問題還真不是小問題。在布爾諾出生並長大的米蘭·昆德拉，想必也常常在這條大街上走過，或許也會抬頭望向扭曲的柱子。那時的捷克人正處於迷茫中，昆德拉也不會例外，否則後來也不會有《玩笑》的問世——雖然《玩笑》發表時，他已身在布拉格。在他看來，布拉格之春使捷克成為了世界中心，儘管一切戛然而止，但倒退和壓制不會出現。當然，那時他不會想到，自己會在數年後被迫離開祖國，至於《玩笑》，也成了禁書。
1929年4月1日，米蘭·昆德拉出生於捷克第二大城市布爾諾。他出身藝術世家，父親是鋼琴家和音樂教授，他的孩提時代常流連於父親的書房，跟着父親學習鋼琴，步入音樂世界，隨意瀏覽父親的藏書，在大量文學名著中汲取養分。
13歲時，昆德拉師從捷克作曲家保爾·哈斯學習作曲。此時已是二戰時期，哈斯後來被關進納粹集中營，再也沒能出來。昆德拉人生中的第一首詩作，便是《紀念保爾·哈斯》。
年輕時的昆德拉，夢想並非是寫作，而是雕塑和繪畫。他還沉迷於音樂與電影，1948年，他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學哲學系，之後又進入布拉格電影學院攻讀電影專業。也正是在此期間，他開啟了寫詩的熱情。
在捷克文壇，人們常常將昆德拉視為卡夫卡的傳人。他的首部詩集《人：一座廣闊的花園》就以超現實主義色彩和批判精神證實了這一點，也與當時捷克文壇的教條主義和公式化詩歌迥異。
1956年，昆德拉在布拉格電影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並開始寫作《小說的藝術》。該書於1960年出版，後獲得捷克斯洛伐克國家獎。《玩笑》則使他聲名鵲起，成為歐洲矚目的作家。
不過好景不長，196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四屆作家代表大會上，昆德拉第一個發言，抨擊了專制的虛偽。他認為在諾沃特尼領導下，捷克文學已大大落後於歐洲主流，淪為宣傳品。三個月後，同樣在大會上發言的瓦楚利克、克里瑪和利姆等作家均被開除黨籍，米蘭·昆德拉則被嚴重警告。
不久後，杜布切克撤消了這些懲罰，為瓦楚利克等人恢復黨籍，為米蘭·昆德拉恢復名譽，並於1968年4月5日通過了《行動綱領》，宣告了「布拉格之春」的開始。但很快，「布拉格之春」遭到鎮壓。
因為參與了「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識分子們普遍遭遇清算。1969至1970年間，3500名大學教授中有900人被解僱，所有文學和文化雜誌被停刊，17萬人被迫流亡海外。作家們也失去原有的特權和安穩生活，淪為底層，作品更加不能公開發表，畢竟，在當時的捷克統治者看來，「任何一種精神生活最終都導致對自由的嚮往」。但作家們並未向當局諂媚示好，而是堅持地下寫作。即使當局表示作家若是服從，就可恢復之前待遇，響應者也寥寥。
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國，1979年被剝奪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國籍，兩年後成為法國公民，並以「法國作家」自稱。四十多年來，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與《笑忘書》等都用法文寫成，僅有的捷克文作品是《不朽》。在他眼中，「故鄉」這個概念「只是一個幻想或一個迷思。我懷疑我們是否成為了這個迷思的受害者。」
作家與祖國或故鄉的關係，並不總是溫情脈脈，昆德拉就是一例。當然，這不能阻止某些人的美好想像，在他們眼裏，名人與故地就像魚和水，永遠和諧。所以，你總能見到那種昆德拉如何懷念捷克，捷克人又如何以昆德拉為榮的說法，即使它與事實完全相反。
捷克人一向溫和而不妥協，他們對留守者的尊重遠大於流亡者。而且，這個彈丸小國雖誕生了眾多文學大師，但捷克人似乎天生不愛拉遠讀者與作者的距離，習慣不卑不亢不仰視，也從不因外界追捧而左右自身喜好。因此，相比昆德拉，捷克人顯然更喜歡赫拉巴爾和克里瑪。
當然，昆德拉後來改以法語寫作，也是他不被捷克人待見的重要原因。與他類似的還有卡夫卡，捷克人對這位以德語寫作的大文豪的感情，遠非一般人想像中熱切。即使，卡夫卡的痕跡在布拉格隨處可見。
2008年，昆德拉獲得捷克國家文學獎，但並未回去領獎。2010年，他被故鄉布爾諾授予榮譽公民身份，也是那一年，布爾諾的馬薩里克大學——沒錯，它與這個城市最興旺的大街同名——舉辦了一場關於昆德拉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也是捷克第一次舉辦關於昆德拉的國際會議，是明顯的致敬與示好，昆德拉卻選擇了拒絕，並在信件中強調自己是「法國作家」。布爾諾市長親自來到昆德拉在巴黎的公寓為其頒發證書。「未來有一天，他們的藏書會逆向而行，被運回捷克共和國（昆德拉夫婦決定在身後將藏書捐贈給布爾諾市）。在此之前，是捷克人來拜訪他們。」
相比米蘭·昆德拉的作品，更讓我感興趣的是他的人生。
很多年前，米蘭·昆德拉被迫離開布拉格時，移民官遞給他一個地球儀，他慢慢轉動着，尋找自己想去的地方。最後他問移民官：「您還有別的地球儀嗎？」
從此，他告別祖國，成為流亡者，直至垂垂老矣。即使他的祖國在冷戰結束後迎來新生，他仍然與祖國充滿隔膜。當然，曾經堅持抗爭的捷克人也不待見他，他們更喜歡堅守的赫拉巴爾。
昆德拉呢？他在巴黎用法語寫作，無論是語言、文字還是意識，他似乎完全忘掉了捷克。當然，他也沒有將法國當成自己的祖國。1981年，昆德拉被授予法國國籍時，就僅僅表示「法國成為了我的書籍的祖國，我追隨了我的書籍所走的道路。」他所思考的問題是，「故鄉的概念會不會最終只是一個神話」。
傳記阿麗亞娜·舍曼曾在《尋找米蘭·昆德拉》中這樣描述昆德拉的生活：「在很長時間裏，米蘭·昆德拉修長的身影都徘徊在巴黎盧森堡公園那些王后貴婦、繆斯、詩人的雕像之間，《慶祝無意義》對此做過描述。隨着日漸衰老，作家的生活從此集中在巴黎七區的小巷子周圍，很少出遊。房間的百葉窗垂落下來，室內的日常生活一絲也不會泄露。緊閉的玻璃窗也隔開了小花園裏跑來跑去的孩子們的喧鬧。」
其實，在東歐劇變後，到新世紀到來之前，昆德拉夫婦也曾幾度回到捷克。
「第一次回國是一九九〇年。在奧爾薩尼墓園瞻仰薇拉父親的墓地之後，夫妻倆穿行布拉格返回霍夫邁斯特酒店。置身異鄉的感覺讓他們驚愕不已。薇拉說：『市中心到處是為遊客準備的捷克語—英語雙語標牌。即使在被佔領時期，西里爾文標牌也是不允許的。我依然認得出曾經喜愛的那些地方，但是有些東西改變了。我不禁自問是否身在故鄉。』」
所以，昆德拉夫婦「不再完全是捷克人，也不完全是法國人。但是他們還有歐洲，只是這顆星星日趨黯淡。」
與昆德拉一起衰落凋零的是歐洲，而昆德拉早已預見了這一切。1986年，他在《小說的藝術》中給出了自己對「歐洲人」的定義：「懷念歐洲的人」。這是一個十分看起來廣義的定義，卻也是最為苛刻的定義。
在這個衰落的過程中，昆德拉保持着隱身的狀態。在長達37年的時間裏，他拒絕在媒體上露面，消失於公眾視野，只有他的作品打動着全世界。
在昆德拉眼中，小說是神秘之地，是哲學、社會學乃至任何學科都照不進的領域。他更願意將自己的思想在小說中隱形，等待讀者的發掘。他認為小說的精神是最深刻與複雜的，好的小說會告訴讀者：「事情比你想的要複雜。」
昆德拉就是這樣，一次次從幻滅、懷疑，到提出問題，並去尋找答案。小說是他的工具，用於探尋人的本性、人的境況、人的行動、人的命運，還有由此而來的反思，並對抗着歷史的遺忘。
1986年，他曾罕見接受《紐約時報》面對面的採訪邀請。在回復採訪邀請的信中，昆德拉寫道：
「我必須警告你我的壞脾氣。我無法談論我自己、我的生活和我的靈魂狀態，我的謹慎幾乎到了病態的程度，對此我無能為力。如果可能的話，我想談談文學。」
後來《紐約時報》的採訪中寫道，昆德拉的文字解釋了為什麼他如此強烈地保護他的私隱，因為「沒有神話製造者或神秘主義者願意被揭露」。
昆德拉的人生，是那個時代東歐知識分子的常態。作為早早成名的作家，他難逃政治侵襲，被秘密警察監視，電話被竊聽、出門被跟蹤、信件被拆閱……甚至昆德拉夫婦要聊個天，都要走出家門才能做到私密。
1975年，昆德拉夫婦選擇流亡。他不滿意自己的母語作品遭到審查和篡改，最終選擇以法語寫作。
2019年11月28日，昆德拉重新被授予捷克國籍，此時距離他1979年被剝奪捷克國籍已整整過了四十年。現場沒有見證人，時任捷克駐法大使說「過程非常簡單，他接過證件，對我說謝謝，接着我們一起用了午餐。」
米蘭·昆德拉並非生活在小說的黃金時代，他身處的二十世紀，正讓小說這一想像的載體面臨空間的逐漸逼仄。壓迫小說的有科技，也有權力，還有個體自身的認知，甚至連幽默感的逐漸褪去，也被昆德拉視為敵人。但昆德拉告訴人們，小說就是記憶與遺忘進行鬥爭的藝術，也是戰勝媚俗的唯一可能。
伊朗文學批評家洛加葉•哈基蓋特•卡赫曾寫道：「在媚俗的世界，一切的結果都是遺忘，對自然的遺忘，對歷史、對自身的遺忘。因缺失美而犯下過錯的一切都被消除，因為在這個世界裏是不受喜愛的。媚俗令我們遺忘生命最本質的真相，昆德拉將媚俗視作遮蔽世界真相和複雜性的屏風，一個人人都有的屏風。」
這也恰恰是昆德拉的可貴之處，作為小說家，他深知歷史的書寫並不是來自某個人或某支筆。每個人都在或多或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記錄着歷史，書寫着自己乃至時代的傳記，這也恰恰是一個反媚俗的過程。
有人認為，「一個需要被傾聽的作家卻無法用母語發表作品，這也許是世上最糟糕的事情。」我卻認為這並不糟糕，流亡是上世紀東歐作家的常態，而重新被祖國接納也是常態，從「詆毀祖國的下流文人」變成「民族榮耀」也是常態，昆德拉並不特殊。他們屬於全世界，母語對他們而言也並不重要。
1987年，韓少功譯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景凱旋譯出《為了告別的聚會》，昆德拉作品正式引入中國。這股昆德拉浪潮，對當時人們的心靈造成了極大衝擊。同時，昆德拉也讓許多中國人的視角轉向東歐，開始挖掘這一文藝與思想的富礦。
當然，相比同期引進的其他東歐作家，昆德拉顯然更為走紅。這多少與當時中國社會的美學熱有關，昆德拉作品在美學和心理學層面的追求，很大程度上迎合了這種熱潮。
對於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昆德拉作品中潛藏的諷刺和黑色幽默總能令他們心領神會，美學層面上的敘事也更容易引發共鳴。比如《生活在別處》，書寫青春、愛情與革命的關係，對於那個時代的中國人而言，同樣是極其熟悉的心理過程和人生經歷。更重要的是，他使得中國作家從關注群體轉向關注個人，一定程度上告別了空洞的宏大敘事。昆德拉習慣將政治倫理與情愛牽扯在一起，讓自己的思考顯得更為輕鬆，但種種荒誕之後，恰恰在消解那些人們堅信的崇高，這不僅僅是文字上的冒險，更是思想上的顛覆。
甚至有人認為，相比文學成就，昆德拉更像一個思想家。而且，他是一個能夠「生活在別處」的思想家。在此之前，許多人認為作家一旦從自己的故土上被連根拔起，就會失去靈魂，但旅居法國數十年的昆德拉卻顛覆了這一觀念，他的靈感從未消失。
即使「生活在別處」，但他始終「存在」。他也藉此告訴人們：小說不是要檢驗現實，而是要檢驗存在。而存在也不是過去發生的事情，存在是人類的可能性發生的場地——人可以成為的一切、人有能力做到的一切。小說家發現人類形形色色的可能性，繪出存在的地圖。
正如阿麗亞娜·舍曼在《尋找米蘭·昆德拉》一書中所寫的那樣：
「今天，昆德拉夫婦在精神世界裏身處布爾諾、摩拉維亞。夜幕降臨，薇拉夢想着自己躺在維德拉河邊的岩石上，置身波希米亞南部舒馬瓦國家公園的森林裏，她或是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滑行，或是在沃爾塔瓦河中戲水暢遊。捷克二十世紀初的詩人維克多·迪克的一首詩令她魂牽夢縈難以成眠，『祖國』在向她敘說：『如果你離我而去，我會安然無恙。如果你離我而去，你將終老他鄉。』」
這已經足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