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紅色恐怖籠罩全國，受我母親的出身和兩個姨媽隨國民黨去台灣的牽連，我家是我們胡同里第一個被遣返農村的黑五類，並被抄家破四舊。當時我15歲，剛上初二。我爸媽同在一個單位工作。那天他們單位的文革小組，帶着紅衛兵來到我家。我們剛吃完早飯，碗筷不讓收拾，命令我們全家站成一排。他們開始翻查，撕字畫，砸古玩，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破玩藝兒」。我姥爺留下的一些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一架子珍貴書籍全被搬到院子裏點上火。我母親幾次上前勸說，我們願把這些書捐獻給國家，千萬別燒。他們不聽，還打了我媽，並將我和姐姐的長辮子一律強行剪掉。我們被攆走後，我姥爺在世時買下的那所房子也被沒收了。
到了旅順鄉下，我們又從當地社員手中買下一座一進二的石頭房子，西屋是我尚未出嫁的小姨住。我姥爺共四個女兒沒兒子。解放前他在大連開了幾家綢緞莊，家境殷實，為人正直厚道。1945年光復時，我姥娘去世。那時我大姨媽早已從日本東北大學醫學部畢業，與一位同學回國結婚，在國民政府衛生部工作。後來她又將我二姨介紹給一位軍醫。那年兩個姨媽回大連奔喪，臨走時非要帶我們全家一起走，理由就是「我們這號人的命是中共必定要革的。」
但是姥爺死活不同意。那時日本投降，蘇軍進駐旅大。這一時期的旅大實際上是被蘇軍軍管下的一個特殊的地區，國共兩黨都在發展着自己的勢力。國民黨大連支部幾次派人找到我姥爺，勸他出來為國民黨工作，但我姥爺以「雙目只注堂中經，單口不論是非事」為由回絕了。他的政治立場實際是站在共產黨一邊的。他經常向孩子們說，「笑到最後的肯定是共產黨」，並讓大姨、二姨規勸自己的丈夫早日認清形勢。為積極響應中共旅大地委提出的「發展生產，安定民生」的號召，姥爺將自己的店鋪賣了，改做運輸業，將蘇聯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通過海路向旅大運送來的糧食、油脂、罐頭、食糖等食品，分運到各地，後來又將全部車輛、騾馬無償交給中共旅大地委領導下的運輸公司，從而獲得地委嘉許。1948年冬，姥爺病逝，辭世前給我們留下了那套房子，和十個金元寶。
我們在旅順的鄉下住了不到一個月，一天我爸媽單位又來了一卡車的「赤衛隊」二次抄家，並說母親在做會計工作期間貪污公款，最後在一個木箱的底夾層中，搜出了姥爺留下的那十個金元寶。那時家有金貨就等同於窩藏敵特，平日人們對金銀首飾都避之不及，何況金元寶。我們孩子不知內情，頓時嚇傻了。但那些人可樂壞了，根本不聽父母任何解釋，硬說這就是贓物的證據，把爸媽都抓走了。臨走時母親堅定地向我們說：「相信媽媽不會幹那樣的事，媽媽爸爸會很快回來的，你們要聽小姨的話。」
爸媽走後，小姨才將金元寶的來路向我們說清，所以我們更加堅信媽媽無罪，大不了將元寶沒收了，回家只是時間的問題。不久爸爸被放回，媽媽因「貪污」數額巨大被移交到市里。爸爸隔三差五跑市里多方打探媽媽的情況。起初說是貪污800元，後來不斷成倍向上翻，達到上萬元。這個數字在當年可是個天文數，其罪行可想而知。當時我們頭上帶着幾頂帽子已不介意了，只看重那頂壞分子帽子。這頂帽子下面包括流氓、盜竊、貪污、殺人放火，凡幹缺德事的都是壞分子，是黑五類中最讓人厭惡的。
此前的1962年，我哥哥就因家庭出身不好，初中畢業不讓升學，落下抑鬱症，整日悶悶不樂，不願與外人接觸。現在又攤上這事，病情更重了。有時會突然大哭一場，哭後病情會好很長一段時間。有次幹活後在地頭休息，隊裏的文革主任傳達文件，不知怎麼的，哥哥突然咧開大嘴要哭。主任看到了，大喝一聲，上前就是一腳，將哥哥踢翻，哥哥頓時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有位社員趕緊給他捏人中，對前胸後背又拍又打，才緩上一口氣。從此他的病情更加重了，除家裏人外，見到任何人都害怕。我們知道這是那次的哭給嚇回去所致，所以就盼着他哪天能再大哭一場。但他從此不再哭，也不會哭了，成了個不能下地幹活的廢人。
那幾年，窮，大家是一樣的，而我們還要加上低賤。秋後社員到地里翻撿土裏餘下的小地瓜頭、小蘿蔔頭，我們得等人家都撿完了才可以進去。
1968年8月，我家附近的老營房，又被大批的大連公檢法人員住滿，據說是按照中央的「徹底砸爛公檢法」指示在這裏辦學習班。市公檢法被全面軍管，法院檢察院都被撤銷，合併到市革委會的人保組。我爸說：「這回你媽的案子被解放軍接去了，可要出頭啦。」時不時他還去偷偷打聽老營房裏的人。一天，他高興地告訴我們，一位老公安告訴他：「你老婆的案子爭議很大。第一、單位財務賬目確實顯示有貪污，但沒有證據證明就是你老婆乾的。第二、不能以搜出的金元寶價值硬套貪污數額。第三、黃金是被國家禁止買賣的，即使貪污了足夠的資金也無處購買十個金元寶。」我們聽到這個消息也好一陣高興，認為見到媽媽的日子不遠了。
1970年，全國又掀起一打三反運動。那年農曆臘月初十，我們看到一張貼到我家院門上的公審大會佈告，其中有媽媽的名字，打着紅勾，被判死刑。當時我們都被震暈了，爸爸臉色煞白，倒在地上。那時死刑核准權下放到各省革委會，判死刑後不准上訴，立即執行，都是中央文件里明文規定的。不通知家屬，不發給家屬判決書，也不准家人參加那天的公判大會。
我們打聽到，兩天後由市公安局軍管會主持，在市人民體育場召開公判大會。估計遊街路線肯定經過中山路，爸爸決定除了哥哥外，帶着我們一早就等候在長春路商店門口。此時霏霏細雨下個不停，進入會場的卡車開過來時，我們看到了媽媽。她高高的個子，昂着頭，還是那身洗得發白的勞動服，雙眼在人群中急速搜索着什麼。我知道，她是在尋找丟不下的我們。我們不敢喊，只能讓泉涌般的淚水混在雨水中流淌……
一個小時後，公判大會結束，我們又等在體育場外，再次見到媽媽。只見她一出體育場的大門進入街區就大喊：「蒼天呀，冤枉，我冤枉！」那聲音就像黑暗中的一弧響亮的閃電，直刺每個人的心。緊接着就看到押解人員用繩子馬上套向她的脖子，很快被她咬住又喊出第二句、第三句，又一根繩子勒上去。汽車在我們模糊的淚水中疾馳而過。後來聽參與處理媽媽後事的姐姐說，媽媽遍體鱗傷，新傷壓舊痕。她的頸椎骨在刑車上就被勒斷了，到刑場已是一具殭屍，硬被拖架到刑位補了一槍。她的獄友們也說這個女人真剛烈，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只是畫了個大大的放光芒的太陽……
三個月後，有個穿便裝的人到家裏來，說是市革委會人保組派來的，拿了一張表格似的紙張，要父親簽字，沒有留下副本。此前也沒有開庭審判，更沒有正式通知家人。不能去告別，不允許媽媽留下遺言。沒有任何法律程序。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的帝王都為被刑者保留有留下遺言的權利。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共和國卻沒有這一切，人命如草芥，媽媽就這樣成了一縷西去的冤魂。
1973年有人給我們轉來一封信，是爸媽單位的一個得了骨癌晚期的叫小陸的會計，在臨終前寫給我們的。信中說那筆去向不明的800元款項是她挪用了，由於出現了我媽的案子，她就沉寂下去了。至於以後那些天文數字的貪污款，全是上面讓她編造的假賬，並叮囑我們以此信為據為我媽昭雪申冤。真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呀！爸爸以此為據到市里申訴多次，但結果都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1977年5月22日，以黑田壽男為團長的「日中友協會員之船」訪華團一行340人，來大連進行友好訪問。其中一位日本友人受我大姨媽之託打聽到我們，由此我們才知道大姨媽和姨夫現居日本仙台市，在她的母校日本東北大學任教，二姨媽全家在美國的聖迭戈開了一家很有名氣的中醫醫院。
1978年6月25日，我們接到中共旅大市委為我母親的冤假錯案進行公開平反的通知，並由當年公開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複查糾正文革期間錯判死刑案件的報告》中得知：「文革中的絕大多數死刑是1970年前後判的，一打三反中錯判死刑最為突出。」光大連市截至1978年8月中旬，全市175件集團性冤假錯案已平反159件，佔90.9%；涉及7693人已平反7489人，佔99.3%；3437件個人冤假錯案已平反2043件佔59.4%。
1980年我父親與小姨結婚。同年，我們全家，除我和丈夫為了照顧我哥和年邁的婆婆外，全部去了美國。這是我堅持的——誰敢擔保這個國家以後不再折騰？2002年我哥與婆婆先後去世，我和丈夫也先後退休，就經常去在加拿大工作的兒子那裏生活，但仍保留中國國籍。
父親經常慰藉我們說：「冤再大也沒有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冤大，屈再深也是文革中死難者的800多萬分之一。」是的，我們一個草民百姓只有逆來順受的份，但我從另一個角度不能原諒我姥爺當年那「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的錯誤。若當初全家跟我大姨二姨走了，不就逃過這一劫了嗎？當年那十個金元寶全捐了，不也沒這事了？當年我們那條長福街胡同，南北共47戶居民，文革中有3戶被趕回農村原籍，4戶被抄家、批鬥，其中4人死亡。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五期，2010-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