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和文重萍在大寨
「文革」那年，我15歲，正在北京師大一附中讀初中二年級。
「文革」前的我，學業一直順利。小學考上了北京第一實驗小學，即原來的師大附小，中學考上了師大一附中，都是名牌學校。那時雖然也開始講思想革命化，但學校里還是功課好的學生吃香。從家庭到學校，對我似乎只有一種要求，那就是把功課學好，將來要考上名牌大學，以後當科學家或者工程師。從我來說，似乎也有這種能力。小學的時候，在數學競賽里就得過兩次獎，一篇作文，也上了學校鉛印的小冊子。
「文革」的風暴，過早地把我們這一代卷進了政治旋渦。
從旁觀者到參與者
1966年6月1日，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公開發表。學校開始停課。當時還是貪玩的年紀，不上課覺得很興奮。又過了幾天，廣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為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我當時還不可能理解這些變化可能在多大程度了改變自己的人生軌跡，對於突如其來的風暴既感到新鮮，也感到意外。學校里一些高年級的學生先是在禮堂貼出批判彭真的大字報，接着火燒到校領導的頭上。校領導班子先是拋出一位名叫鄭炎的副校長，但這根本滿足不了學生的革命胃口，很快整個校領導班子都成了革命對象。當時，北京的中學由團中央派工作組。第一個工作組的組長是從農村四清工作隊趕回來的，還不太適應學校的氣氛。所以一進校亮相就被喝了倒彩。接着又組成以團中央某部長為組長的第二個工作組。這個工作組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吸收了當時還在學校讀高一的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等五個學生為組員，並任命劉平平為「文革」主任。我雖然只是一個旁觀者，但已經感受到高幹子女的特殊地位。如果說，「文革」前學生中誰學習成績好誰受尊敬，或者誰體育運動拔尖誰引人注目，那麼，「文革」開始後，衡量三六九等的尺度就剩家庭出身這一條了。當時，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這五種家庭出身叫「紅五類」，實際上工人、貧下中農子女也不過是陪襯而已，最牛的還是高幹子女。我們那所中學，建於20世紀初，歷史悠久，名氣較大，離中南海又不遠，所以光中央領導人的子女就有好幾個在這裏念書，爹媽是部級、司級的更是不計其數。「文革」開始後，高幹子女先得上層消息，顯得格外活躍，一派要接班的架勢。我自己從小學到初中，考學一直順利，經濟上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所以精神上沒受過什麼委屈。「文革」開始後，強調家庭出身，我一下子就感到矮了一等。我父親是民主建國會的普通幹部，母親是31中學的實驗室管理員，按當時的成分劃分算職員，既非趾高氣揚的「紅五類」，也非任人訓斥辱罵的「黑五類」。雖然沒有挨整，但內心的深處猛然感到一陣壓抑。
我們學校的第一批紅衛兵基本上都是高幹子弟，「八一八」登上觀禮台接受老人家檢閱的非他們莫屬。接着，他們大開武戒，把學校的領導和一些有歷史問題的教師打入勞改隊，剃了陰陽頭，說罵就罵，說打就打，校長書記們都被整得狼狽不堪，記得有一次看見學校的一位女書記被剃了光頭，成了小尼姑的模樣。而從街道上抓來的「黑五類」，更是被打得頭破血流。自己當時看到這種場面，內心並沒有升起一種人道主義的同情與悲憫，而是一種輪不上自己充當革命主力的失落感。現在反思，這也沒有什麼奇怪，自己當時一共所受的八年教育里，沒有多少人文主義的內容，越來越多的只是鬥爭，鬥爭，鬥爭，是對敵人要像嚴冬般冷酷無情。喝着狼奶長大，很容易失去人性。所以，我和那些在「紅八月」里當過兇手的學生的區別，不是人性覺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資格的有和無。
那是一個爭相革命的年代，在學校里，輪不上我「革命」，我就在宿舍院裏參加「革命」，跟着年紀大一點的學生，油印《通告》，要求全樓居民主動交出「四舊」。我們那個院裏，不過100來戶人家，交上來的「四舊」就堆了少年之家的一整屋子。光是書籍，就不下萬冊。有外文書，也有古書，包括成套的《二十四史》。院裏住的都是民主黨派成員，他們經歷了反右之後，已經是驚弓之鳥；這次運動來頭更大，全樓瀰漫着一種朝不保夕的氣氛。大家巴不得主動交出一點「四舊」過關，也顧不上心疼書籍的價值了。
但革命的風暴很快就越過了「文鬥」這個層次。宿舍里一些人開始被趕出京城，遣送原籍。院裏有一個從小在一起玩的朋友叫粟天延，天賦很高，知識面也很廣。我不知道他父母是幹什麼的，只見他在爺爺家生活。他爺爺家掛着一張照片，是八一南昌起義的合影，裏面有周恩來、朱德，也有他的爺爺粟豐。我不了解他爺爺的歷史，只知道起義失敗後幾經波折，成了民主人士。但在1966年的夏天，已經過了花甲之年的粟老先生被當作地主，遣送廣西老家，很快就被折騰死了。從此我再也沒有和粟天延見過面。
那一陣，許多人家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銷毀各種容易招來麻煩的東西。有一家在抽水馬桶銷毀東西，把全樓的下水道堵了，糞便都溢了出來。
不久風暴就刮到我家。我祖父是城市貧民，成分沒什麼問題；但外公家比較富裕。外公去世很早，外婆一直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她是家庭婦女，所以多年無所謂成分可言，「文革」開始後，到處劃成分。一個堂舅來信說，在我外祖母名下有二畝墳田。我父親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一接到信，慌忙到同住一院的機關領導家裏匯報，問是否要把外祖母趕回原籍。還好那位領導的妻子是一個善良婦女，她從旁攔住：二畝田算什麼地主？老太太都80多歲了，趕回去不被紅衛兵打死，路上也難保性命。外婆沒走，也就沒事。雖然虛驚一場，後來還是活到90歲，得以善終。我母親現在說起那位領導的妻子，直誇她真是好人。
接着，有一天我從學校回家，正趕上一個中專學校的紅衛兵來我們這片宿舍抄家，院裏不知誰看我家不順眼，唆使紅衛兵闖進我家翻起來。家裏人都慌了神。還好父親的機關聞訊，趕來證明我家既不是當權派，也沒有歷史問題。紅衛兵又把已經裝了車要抄走的東西送回來。我父親為了表示支持紅衛兵革命，只好主動把一些有「封資修」嫌疑的東西讓紅衛兵拿走，其中有我姨的兩件首飾，是前些時她害怕抄家，存在我家裏的。
說到我這個姨，是我家在北京惟一的親戚，她和我母親是姨表姐妹。20世紀50年代初從上海調到中國外文書店工作。由我母親做媒，和一個電氣工程師結了婚。姨夫姓張，我小時候見過，沒有別的印象，只記得他在家裏裝的吊燈很特別。後來，他就被抓走了，也不知道是勞改還是勞教。我姨原先一直守着，直到「文革」前，壓力越來越大，只好和他離婚，一個人搬進了書店的單身宿舍。後來才知道，姨夫其實什麼問題也沒有，就是因為母親是日本人，便受到無端懷疑，先抓起來，後找罪名，反革命夠不上，就打成壞分子，一關就是多少年。放出來之後，家也沒了，最後死在福利院。我姨聽說後，大哭了一場，說這一輩子對不起他。
我母親又總是說，對不住她這位表姐。過去是後悔不該給她做媒，現在是後悔不該把她的首飾交出去。可這些悲劇，當時我根本不理解。心裏最盼望的就是，怎麼得到去革別人的命的資格。
後來破「四舊」的風暴過去了，就開始了大串聯。我和兩個同學從北京到武漢、桂林、湛江、廣州、井岡山轉了一圈，其中從廣州到井岡山是步行，回來已是冬天。到家後，才知道我母親作為中學教職員工，也到武漢串聯，實際上是串親戚，到舅舅家住了半個月。
到了1967年，學生們大多串聯歸來，學校通知要複課鬧革命。先是進駐了一批通信兵司令部的幹部，主持軍訓。後來又進駐了工宣隊。同學當中，也出了不同的思潮和組織。同班的劉洪生、周紹元、陳小文、張光明四個同學已經開始對當時的主流路線發生懷疑，由中央文革而林彪，最後乾脆懷疑到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當時他們成立了一個小組織，寫了文章，直到把教室里的毛澤東像貼上房頂，終於東窗事發，被抄家逮捕。我當時思想很正統，支配頭腦的是摻着宗派情緒的愚忠。因為自己參加的組織和這幾個同學的組織有摩擦，所以寫了長達萬言的批判文章，批判這幾個同學的「反動思想」。當時文章是怎麼寫的已經想不起來了，反正是刻意模仿戚本禹、姚文元那種大帽子唬人，以勢壓人的筆法和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霸道邏輯，感覺是這下子總算是走上革命前線。現在想起來，既十分內疚，又可悲可笑。那幾個同學其實是最早的反抗者，被關押了半年多，吃了不少皮肉之苦，才放出來上山下鄉。
我因為能寫兩筆文章，被吸收到學校革委辦小報。平時住在學校，有時星期天都不回家。小報的內容無非是跟着當時隔一段就由「兩報一刊」發表的所謂最新最高指示唱高調。哪天上級預報要發表最新指示，馬上守在收音機前，邊聽新聞聯播邊記錄。大多數師生，列隊上街慶祝。我們則是按照宣傳毛澤東思想不過夜的原則，守在油印機前，連夜印刷。老人家說的是什麼意思，那些片言隻語後面有什麼背景，當時既不可能知道，也沒有能力去想。只是懷着一種盲目，還以為幹着多麼高尚的事業。如果說革命也能讓青少年上癮，當時上的就是這種癮。當然也不是沒有一點收穫，一點編輯業務的初步知識，就是在那時學下的。
如何看待「紅衛兵」
「文革」年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登峰造極的年代。法西斯式的野蠻暴行在20世紀的中國竟然重演。對於老三屆這一代人來說，絕大多數當時在個人崇拜的社會心理氛圍當中都隨了大流，其中不少人充當了階級鬥爭的工具，批過人，整過人，甚至打過人。這當然值得反思。在現實生活中，有的人迴避這段歷史。這是有原因的。比如有些人當過群眾組織的頭頭，後來又受到一種非歷史態度的對待，在個人發展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障礙，他們當然希望儘量地迴避，哪有心情去公開地反思？再比如，有些老紅衛兵，過去總愛吹噓自己當年如何過五關、斬六將，現在又強調自己受迫害，走麥城。他們按照不同時期的要求不斷改變自己「文革」年代的形象，這是為着在今天獲得更加有利的社會地位。這些情況的出現都不足為奇。還有一些老三屆感到委屈，覺得輿論對他們不公正。的確，這一代人，在「文革」發生的年代還是不到二十歲的青年，他們既不是「文革」的發動者，也不是「文革」的決策者。「文革」的真正發動者和決策者是老人而不是青年。在一些受害者的口中和筆下，「文革」往往被簡化為紅衛兵的暴行。從現象上看，也許這不無根據，但從實質看，這就放過了「文革」真正的始作俑者。某些青年人即使在「文革」中風雲一時，說到底，他們不過是充當高層執政者的工具而已。如果不能按歷史的本來面貌公正地追究責任，反思「文革」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青春無悔」的聲音，從某種意義上講，可能正是對某種不公正的輿論的情緒宣洩。
當然，問題還不是這麼簡單。即使弄清了「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的責任，我們老三屆這一代對自己的歷史也是需要進一步反思的。十幾年前這一代人曾經嘲笑老一代死抱僵化的傳統不放。如果這一代人今天也死抱着「青春無悔」的心態不放，自己也將很快成為新一代人眼中的唐吉訶德。可悔的應該是造就這一代人的政治文化，無悔的是這一代人正好是這種文化的掘墓人。
當然，我也不贊成把「紅衛兵思維」、「紅衛兵心態」泛化，當作嘲笑每一代青年人的口實。即便是這一代里當過紅衛兵或造反派的「文革」積極參加者，他們身上也還是有一些可貴的東西，是需要挖掘出來，加以發揚的。我們這一代，經歷了從馴服工具到盲目造反，再到大膽懷疑，獨立思考的轉變過程。正因為這個過程是從這一代人身上發生和完成，所以我們在從傳統社會走上現代社會的進程中成為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一代。為了說明這個進程，我想先追溯到紅衛兵誕生之初。
現在，紅衛兵已經被泛化為一代人的符號，其實紅衛兵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在最狹窄的意義上，紅衛兵是指北京清華附中等校的一批中學生。他們在1966年夏成立了名為紅衛兵的小團體，得到了毛澤東的直接支持。他們的代表作便是「三論革命造反精神」。這三篇文章當時上了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這些紅衛兵又稱老紅衛兵。1966年夏天的破「四舊」主要是他們幹的，當然這種摧毀文明的蠢事得到了林彪代表毛澤東的支持。老紅衛兵多數是高級幹部子女。當時有一個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成為老紅衛兵的組織綱領。這種思潮的發生，也不是這些年輕學生的創造。在升學等方面搞唯成分論的「階級路線」，在50年代已經開始，到紅衛兵運動落潮後尚未結束。整個「文化革命」期間，招工、招生、入伍、入學、提乾等方面無不是重家庭出身、社會關係，輕本人才能。只不過老紅衛兵的對聯把血統論表達得更加露骨罷了。但老紅衛兵的好景並不長，原因一是他們的盲動很容易過火，為政權所不容忍，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父母很快成為走資派，他們自己也從「紅五類」變成了「黑五類」，地位的突然變化，使他們很自然地轉向「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於是，以「西糾」、「聯動」炮打中央文革被抓為標誌，老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台。
繼老紅衛兵之後，出現了造反派。他們在「文革」初期曾受工作組壓制，有的被打成反動學生、反革命。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這些青年學生被解放。其中比較有名的是「清華井岡山紅衛兵」等組織。他們成為毛澤東利用的第二梯隊。他們的造反行為不是破「四舊」，而是指向一批犯了「路線錯誤」的領導幹部，當時所謂「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但由於造反中觀點不一，權力再分配中瓜分不勻，造反派內部很快發生分裂，以致相互間搞起武鬥。劉少奇被打倒以後，這些造反派紅衛兵也成為不安定因素。以工宣隊、軍宣隊進駐清華、北大為標誌，這一批紅衛兵也被趕出了政治舞台。
自發的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台，紅衛兵的名稱還在。一度，紅衛兵取代了共青團，紅小兵取代了少先隊。但自各地革委會成立之後，政權已經從體制上修復。名為紅衛兵的青少年組織已經不具有「文革」初期那種造反的性質了。
現在，人們把紅衛兵當成愚昧、血腥的符號，主要是指老紅衛兵的破「四舊」、打老師和造反派批鬥老幹部。其實，這種愚昧和血腥在「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有，並非紅衛兵首創。如果說中國也產生過納粹式的「衝鋒隊」，並非自「文革」始，自紅衛兵始。紅衛兵、造反派和以前歷次運動的不同點僅僅在於，以前搞運動整人，破壞生產力的行為來自政權組織本身。而紅衛兵和造反派雖然一度為毛澤東所支持和利用，但他們的組織卻具有自發性，游離於體制之外。所以，「文革」前歷次運動中整錯人的幹部照樣得以重用，而「文革」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下場都很不妙。但也正因為這一代青年最先吞食盲從的苦果，命運本身就促使他們選擇懷疑。這便是盲目造反和走向懷疑之間的邏輯聯繫。
造反作為一種破壞性思維和行為，現在已經為人們所唾棄。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發生過的無數農民造反，曾被推崇為歷史發展的動力，現在也已為歷史學家所懷疑。「文革」中的造反本不同於歷史上的農民造反。因為歷史上農民造反是要打倒皇帝做皇帝；「文革」中的造反是一種奉命造反，是為捍衛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造反。這種造反本身就是一種被利用，雖然造反過程也有自身的利益衝動。現代的懷疑精神與造反這種定於一尊、你下我上、你死我活的思維方式不同，它是要從一元走向多元，從輿論一律走向百家爭鳴，從你死我活走向兼容並包。但從馴服與盲從到達懷疑與覺醒，造反恰恰成為這一代人中的覺醒者的精神過渡。「文化大革命」的動蕩產生了這樣幾點值得注意的後果：
一是政治信息的擴散打破了高層的神秘性。「文革」前流行的是馴服工具論，一切聽從黨安排。每個單位，對支部書記都崇拜。維持這種格局所依賴的乃是上智下愚，是民眾對國家大事的不知情。比如三年災荒，上面說是天災，就以為是天災，說是蘇修刁難，就以為是蘇修刁難。其實那幾年風調雨順，災荒的真實原因就是「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失調。上面也不想讓下面知道，老百姓受到宣傳的蠱惑，也就信以為真。「文革」開始後，毛澤東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自下而上地揭露陰暗面，當然有他的目的。但在此過程中，大量以往被嚴密封鎖的信息，通過大字報、傳單和紅衛兵小報披露出來，使得人們了解到許多以往被掩蓋的真相。人們之所以盲目崇拜大大小小的書記，是因為不了解他們的真相。了解了真相以後，他們就不再神聖。「文革」前期，大大小小的神破碎了，只剩下毛澤東一個神，八億人只崇拜毛澤東一個人。對大大小小的書記的崇拜，到對毛澤東一個人的崇拜，雖然都是崇拜，但畢竟是走出崇拜的一個中間環節。等到林彪沉沙折戟之後，毛澤東身上神聖的光圈也失去了。中國人喪失了近二十年的獨立思考精神，從這時開始重新萌生。而當時老三屆正處在求知慾最強的青年時代，他們經歷了最狂熱的崇拜，一旦崇拜崩潰，便渴望徹底的覺醒。
二是命運的波折打破了信仰的盲目性完整性。對於在「一切聽從黨安排」，「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等口號中走向社會的這一代人來說，他們在「文革」一開始確實是聽從黨安排，毛主席召喚的。號召紅衛兵造反的，不是別人，是毛澤東。明明是讓天真單純的青年充當政治鬥爭的工具，卻要捧為革命闖將，衝垮了對手，又發現年青人也很礙事，於是兔死狗烹；號召知青上山下鄉的，也是毛澤東。明明是出現了就業困難，卻說成是接受再教育，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下農村很容易，再想回城就得過五關斬六將了。現實是最好的教師。書本固然可以教人思考，現實更能讓人不得不懷疑，不得不思考。這一代人中出現了一批懷疑者，思考者，正是一種必然。
三是體制外的經歷使他們的性格中出現了難以磨滅的自發性。「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紅衛兵是在盲目的熱情中始被利用，終被拋棄，這都是事實。但有一點值得注意，毛澤東為了達到他的目的，在「文革」中採取了天下大亂的辦法，紅衛兵、造反派，一度在體制外活動。在1966年秋到1967年，紅衛兵、造反兵團一類的組織可以自發成立，小報可以隨便辦，用不着誰批准。雖然後來不少組織或報紙被中央文革點名，頃刻陷入滅頂之災，但大量的自發組織和報刊畢竟活動了一年左右的時間。這在毛澤東統治的二十七年間，是一段絕無僅有的體制相對失控的空隙。對於這一段體制失控的空隙，過去一直缺乏單獨研究，而是把整個「文革」捆在一起。人們喜歡說時勢造英雄。不錯，狂熱的年代是造就了打砸搶的流氓。但體制的相對失控，也造就社會組織的萌芽。「文革」初期雖然只是相對的小失控，而且這些紅衛兵小報和「兩報一刊」基本上是一個調子，有獨立思考內容的很少，但這種活動方式使得一部分青年有了體制外活動的體驗，從而鍛煉了一代人的自組織能力。與「文革」前十七年畢業的學生相比，「文革」中紅衛兵的心理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文革」前的教育是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文革」中卻是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一開始是一些高級幹部的子女躍躍欲試要接班，接着一大批原來不出名的青年人登上了社會政治舞台。這裏面當然有幼稚、狂熱、野心、權欲，但馴服工具論，螺絲釘精神，從此也永遠地失去了魅力。現在，人們較多地注意這種變化造成的破壞性。但是，我要反問，「文革」前那種精神格局，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而下愚的古代有何根本區別？現代社會是大眾知情、大眾參與的社會。中國社會一直沒有進入這樣一種現代格局。「文革」的發動者，未必真心願意造就一個新格局，但事實上「文革」卻成為舊格局崩潰的一個契機。
上述幾個方面，最重要的是現實對人的教育。因為當時官方的意識形態已經失去了自洽性，青年人當然要尋找新的精神家園。文化的匱乏非但不會使這種尋找的衝動減弱，有時反而使這種衝動更加強烈。越是禁書，人們越想讀。在知青當中，官方規範之外的讀書活動實際上一直不曾停止。
當然，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文化的先天不足造成了思考的局限性。二十年國門的封閉，使我們無從了解當代世界的思想成果；傳統的斷裂，又使我們無從掌握民族文化的遺產。不論是中國的古代思想，還是西方的現代思想，我們都到了中年以後才有所接觸。我們這一代的先覺者，即使做出挑戰性的思考，所用的武器也往往仍然不超出馬恩列斯毛的思想和語言。能夠追溯到歐洲近代人文主義文化，已經很不容易了。北京的一些知青接觸到一些外國當代的思想文化，也是零星的。遠遠談不上系統性。但不管怎麼說，「文革」的經歷促使我們這一代走向獨立思考，畢竟是一個事實。「五分加綿羊」的教育模式，到我們這一代，畫上了句號。
《炎黃春秋》201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