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俄軍在戰場上的失利，無論其混合戰爭樣式的失敗還是指揮體系與蘇式裝備面對烏軍北約化武器和戰爭體系的明顯差距，從容易殉爆的T72系列坦克到缺乏精確制導彈藥的俄空天軍，從嚴重依賴鐵路的後勤體系到從上而下僵化的指揮參謀體系，俄軍的慘敗正在成為模仿俄式陸軍和空軍體系的中國軍隊的夢魘，其震動不亞於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給中國軍隊的震撼。
其次，在堅定援助烏克蘭抗俄的進程中，歐美形成空前的團結，並且重組印太地區政治聯盟和戰略結構，特別以不久前的廣島G7峰會為代表，對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孤立和威脅，美中關係回到了50年前冷戰高潮期的冷淡和摩擦，只保留最低限度的交流，中國與美國、與印太諸大國之間的政治互信已經喪失。在國際社會控制俄烏戰爭烈度的同時，中國和西太地區儼然成為全球安全局勢的核心焦點，中國因此淪為俄烏戰爭最大的地緣政治犧牲者。
最後，瓦格納兵變在烏克蘭發動反攻、俄軍步步退縮的背景下發生，不僅從軍事上吹響了戰爭結束的號角，而且提醒中國領導層一個殘酷的事實：儘管黨內、軍內、社會都不再有公開的反對者或者競爭者，但是那些表面忠誠的寡頭們卻可能在逆風條件下公然以野心家面目示人，尋找並且利用領袖的弱點、搶奪政權。也就是說，中國領導層擔心的不再只有所謂戈爾巴喬夫或者葉利欽式的人物，還有所有身邊貌似忠誠的心腹重臣，如同「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對他們來說，所有人都可能是暫未暴露的兩面人或者潛在的叛徒。這才是當下個人威權體制最大的威脅。
也因此，這場短暫的未遂政變觸發了北京的歷史夢魘，那是文革前林彪的一次著名講話，提醒黨內幹部黨內最大的危險是「苦迭打」，即政變的危險。當然，林彪最後也不得不因為政變的嫌疑被迫出逃，將毛體制的弱點和性質充分暴露。理論上，實踐中，但凡這種政權性質的暴露，都不可避免地觸發政治危機，不僅激勵無數野心家的現身，也一夜之間改變精英和民眾的立場。中國政權的上一次性質暴露發生在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那時幾乎沒有人相信人民軍隊會開槍。連同稍後1991年蘇聯的「819政變」，共產體制再也難以繼續下去。
所以，當統治集團以防範顏色革命的藉口消滅了所有黨內外的競爭者和公民社會之後，唯一的顛覆性威脅只能來自權力核心內部，一如瓦格納領導人普里戈津以及他在俄羅斯寡頭集團中的隱秘支持者所顯示的。在這個意義上，對一直抱有政變恐懼的中國領導層來說，瓦格納兵變不僅再次暴露個人威權體制的失靈，而且直接否定了中國過去十餘年鎮壓和集權的路線，證明它們是根本無效和錯誤的。這或許才是中國的統治精英們都看到卻無法言說，也是最為恐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