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堅持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理解中共國危機與世界秩序危機的關係，是基於這樣一個認識，那就是民族或國家在歷史關頭的生存策略，對政治文化有決定性的形塑作用。很多人都知道，中共國有改朝換代的傳統，中共政權是在應對西方文明挑戰、建構現代國家的過程利用這一傳統的產物。習近平的所謂底線思維，不僅源於他個人的直接體驗，也相當程度反映了整個現代中共國社會的集體體驗。這種體驗帶來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正在重演歷史上中華文明治亂循環、自我毀滅的悲劇。這就是我所說的中共國的政治文化陷阱。
治亂交替雖是普遍現象，但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的政治實體，中共國文明確有其獨特之處。自秦漢以後，占人口絕對多數的漢人接受了「天下一統」是唯一正當的政治秩序這個觀念。因此，無論是維繫「大一統」，還是重建「大一統」，付出多大生命和國土代價，統治者和造反者都在所不惜。這個邏輯支配了兩千年來中共國文明的權力交替，包括中共的建政過程。不過，中共國農業社會對大規模殺戮有極為強大的代償能力，是「周期律」有效的一個必要條件。
34年前的六四之夜，堅守天安門廣場的青年學子，面對鄧小平派來的坦克，又一次見證了這個邏輯仍在支配中共國的權力博弈。今天，中共國終於「富強」，工業化與城市化已實現，人口下降也形成不可逆轉之勢，那個不惜代價維繫大一統的邏輯卻不僅沒有被廢棄，反而成為中共獨裁者脅迫世界的邏輯。這又該如何解釋呢？站在中共國文化的立場，習近平的解釋是，「我（們）別無選擇」，但一個明顯的原因，就是世界對中共國的依賴前所未有，中共國崩潰對世界的威脅也前所未有。習近平看到了利用國力脅迫世界的機會。習近平為什麼不選擇改革呢？因為他看的很清楚，改革對自己的風險之大，無異自殺，而他有最新的科技手段，壓製革命，更有核武威懾西方的干預。
現在很多人都認識到，習近平的經歷決定了他不可能有改革的能力。因此，真正困難的問題是，為什麼在中共國崛起之時，是他這樣的人被放在如此重要的權位上，更難的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多人都誤判和低估了習近平會帶來的風險？為什麼中共國和世界似乎都拿他沒辦法？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思考這些問題，我得出了這樣幾個結論。第一，中共強化了的政治大一統，總體對改革不利，即使改革者當權，也難以走出大一統的文化困境；第二，在國力強大、國際環境空前有利的條件下，習近平用「底線思維」，也就是用自殺式的脅迫來保權位，來威脅和脅迫世界，反映了這種政治文化已經走到盡頭；第三，習近平給世界帶來的真實威脅被世界所認識，給中共國走出大一統的政治文化陷阱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這不僅是因為中共國很難自己走出這個陷阱，而且外部世界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動力來幫中共國走出這個陷阱；二戰後，美國人曾經試圖阻止中共國內戰，但半途而廢，這一次，事關自身存亡，美國不能不「幫人幫到底」。最後，中共國人，包括海外華人，對中共國政治文化的陷阱有了相當深入的認知和切膚之痛。馬雲最近被記者問到個人面臨什麼挑戰，他的回答是：「對話」。這正是中共國走出文化陷阱的關鍵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