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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與中國脫鈎論」,被美歐先後收回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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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中國的制裁涉及政治經濟各領域,除制裁中國黨政軍多名重要官員之外,截至2023年3月,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實體接近2100個,橫跨通訊、金融、交通航運等多個領域。實體類型既有華為、中芯國際這樣的前沿科技企業,也有哈爾濱工業大學、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等教育、科研機構,其中中國企業達1000多家。這等於阻斷了中國這些企業的後續發展能力,既傷中國「里子」,也傷面子。

拜登政府對華「三重定位」的外交戰略(政策)執行難度太大。圖為國務卿布林肯(前景)出席參議院撥款聽證會,身穿寫有「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的組織的抗議者穿過觀眾席。(美聯社)

5月10日,美國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在奧地利舉行會晤,與此同時,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女士離職。這一動向引發了西方世界的猜測,認為這是落實美國總統拜登「我尋求的是競爭,不是衝突」的對華戰略;歐盟緊隨「帶頭大哥」之後,5月12日,歐安會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在歐盟外長非正式會議後宣稱,歐盟支持「重新校準」對華戰略,堅持對華「三重定位」(夥伴、競爭者、制度性對手)時,應加強對華競爭。「去風險」意味重新審視歐中經濟關係,目的不是對華經濟「脫鈎」,而是重新平衡歐中關係。

博雷利的「三重定位」,其實不是他的發明,而是他(包括歐盟領導人)對拜登政府對華定位「競爭、合作、對抗」的精準闡釋,只是美國認為中國要重塑造國際秩序,與美國將形成強烈的對抗;歐盟既不是現在國際秩序的塑造者,也無力重塑新國際秩序,因此改成了「制度性對手」。

謝爾曼離職為何引發高度關注?

拜登政府內部對俄烏戰爭是三種態度,強硬、和談及介於兩者之間,這種態度決定了美國對俄烏戰爭的游移不定,歐洲盟友們將這場戰爭視同雞肋,卻不得不追隨美國的腳步。對華政策同樣如此,最近美國國務院針對中國的「非氣球行動」曝光,在國務院供職長達30年的副國務卿謝爾曼女士離職,國務院對華政策的嚴重分歧終於暴露在公眾視野。

路透社5月11日消息,謝爾曼女士自2021年4月起擔任該職位,並參與了包括美中關係在內的多個政策領域。知情人士告訴路透社,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已將大部分對華政策職責委託給謝爾曼。今年2月初發生間諜氣球事件後,一些美國官員在當時確信這將刺激美方採取一系列行動對抗中國,謝爾曼2月9日在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也表示,國務院正在將其工作「現代化」,並將會「繼續反制中國(PRC)的侵略性軍事、外交和經濟做法」。但事實相反,根據四位元直接了解美國政策的消息人士以及路透社看到的內部郵件,美國國務院推遲了與中國人權問題有關的制裁措施、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動,以防止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這些當然都是拜登政府的要求:尋求競爭而非衝突。許多分析家認為,間諜氣球事件之後,中美關係停擺,美中關係已滑落至1979年以來的最低點。兩黨的前外交官和國會議員都認為,美國必須保持與北京的溝通管道暢通,以避免誤會和管理危機。

自20世紀90年代起,謝爾曼在美國國務院擔任過四個不同職位,建立了既精明又強硬的名聲。布林肯將國務院的中國事務全權委託給她,自然是相信她處理中國事務的眼光與能力。儘管美國國務院及白宮方面都沒有說明謝爾曼離職的具體原因,但被看作拜登政府急於恢復中美關係而做的人事改變。

謝爾曼在美國從事外交30餘年,我認為,謝爾曼的去職,應該是她無法執行好拜登對華戰略「要競爭,不要衝突」。

對華戰略模糊下的三重定位,知易行難

拜登政府對華「三重定位」的外交戰略(政策)執行難度太大,三個原因決定了這點:

第一,關於「夥伴關係」,這一點,在小布殊後期與奧巴馬時期當然多年美國「戰略合作夥伴」的中國當然樂於接受。但這「夥伴」不是美國訂好規則讓中國遵守的主從關係,而且這不是習近平個人這樣看,早在2011年夏威夷峰會上(胡錦濤第二任期內),中共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龐森在回應奧巴馬批評中國不遵守國際規則時稱:「如果這些規則是通過協定共同制訂出來的而且中國參與制訂,那麼中國將會遵守這些規則。如果規則是由一個國家或是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沒有遵守它們的義務」,明確表示中國不再是國際規則的被動遵守者,而要參與甚至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度。2021年3月,習近平更是公開表明:中國已經可以平視世界了。如果了解北京早就未將「老歐洲」放在競爭這個段位上,就會明白這個「平視世界」其實是平視美國。

中國仍然是美國及其盟友的最大挑戰者。(美聯社)

中國要的「平視」是:實際利益是核心,但同時絕對不能失了面子。美國對中國的制裁涉及政治經濟各領域,除制裁中國黨政軍多名重要官員之外,截至2023年3月,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實體接近2100個,橫跨通訊、金融、交通航運等多個領域。實體類型既有華為、中芯國際這樣的前沿科技企業,也有哈爾濱工業大學、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等教育、科研機構,其中中國企業達1000多家。這等於阻斷了中國這些企業的後續發展能力,既傷中國「里子」,也傷面子。

第二,關於競爭關係。這一點,從字面上中國從來就接受,但對何謂「平等競爭」有自己一番說法。

比如在智慧財產權方面,美國認為中國是最大的智慧財產權剽竊者。2018年12月12日,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一個關於中國間諜問題的聽證會,美國司法部助理部長約翰·德莫斯(John Demers)在會上作證時表示,從2011年到2018年,超過90%的國家間諜案涉及中國,中國的行動速度正在加快,《中國製造2025》就是一個盜竊指南。「劇本很簡單:掠奪、複製和取代」,「掠奪美國公司的智慧財產權,複製美國公司的技術,然後在中國市場和全球市場上取代美國公司。」中國方面則認為,智慧財產權創新的方式有三種,原始創新、模仿創新、引進吸收再創新。美國藉中國盜竊智慧財產權為名,想卡住中國科技發展的脖子。

「制度性對手」的分寸難以拿捏

美中政治制度不同,儘管二者都在變化。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多次表示,儘管美國不謀求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但「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也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做到這一點的國家」,因此,中國仍然是美國及其盟友的最大挑戰者。鑑於以往幾十年的接觸政策失敗,拜登政府的目標是與其他國家結成聯盟,限制共產黨的全球影響力並遏制其挑釁行為,圍繞這個亞洲超級大國「塑造戰略環境」。

中國的態度針鋒相對。尤其是美國以捍衛台灣主權為目標的亞太戰略,這一聯合中國周邊國家「塑造戰略環境」的行動既是分裂中國領土,更是孤立中國。直到2010年代中期中國將維權律師一網打盡之前,美國一直試圖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意圖顛覆中國政府。2022年5月7日,中共外交部發佈《關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一些事實清單》,其中歷數了從1997年到2020年之間,美國通過NED(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插手香港選舉,干涉中國內政的各種舉措。布林肯說的不尋求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北京根本不相信,「美國亡我之心不死」,只是無從得手。

拜登政府的目標是與其他國家結成聯盟,限制共產黨的全球影響力並遏制其挑釁行為,圍繞這個亞洲超級大國「塑造戰略環境」。(美聯社)

這種制度上的對抗由來已久,在中國需要美國時,中國可以韜光養晦,「忍辱負重」;目前中國已經被美國餵養成了「大白鯊」——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馬特·波廷傑(Matt Pottinger)5月4日接受《日經亞洲》專訪時如此說,原話是「我們(西方)以為可以把這條小鯊魚變成海豚,結果餵著餵著,他變成了一條可怕的大白鯊」。所謂「大白鯊」,就是有能力對抗美國,在北京看來,「合作」只是西方需要中國市場,與「重塑戰略環境」產生的制度性對抗完全不相容。

就在謝爾曼宣佈6月退休的同時,美國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5月10日、11日在奧地利舉行會晤。美方透露,兩人長談8小時,其中涉及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兩大話題:俄烏戰爭及台灣問題。美方稱這場對談「坦誠、實在、具有建設性」,並表示需要繼續保持這種非常必須的溝通管道,開始謀求安排布林肯訪華。對此,美國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FDD)的中國專家克雷格·辛樂頓(Craig Singleton)表示,美國國務院「陷入自己製造的陷阱」,在急於恢復高層交流的情況下,放棄了旨在最大限度發揮美國影響力的行動,「這個決定立意良好,但加強了中國的影響力。」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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