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探討科技創新底層密碼的第三篇。在《移民鍛造了美國，輟學生改變了世界》一文中，我們討論了社會對異類的容忍；在《什麼東西助推着幾個輟學生往前走》一文中，我們討論了現代金融在將天才學生腦子裏的奇思異想助推到成熟重大科技突破中的重要作用。
但這個邏輯還有下半部分。
其實，無論在哪個社會中，雖然天才都是鳳毛麟角，但奇思異想從來不是稀缺品。不過，這些奇思異想，有的是靠譜的，有些是不靠譜的；有的是比較成熟的，有的是相當幼稚的；有的是有可能實現的，有的是完全沒有實現的可能；有的是很有價值的，有的是沒有什麼價值的。這就提出一個問題：社會如何以及由誰來對這些奇思異想進行辨識和篩選？這是一些奇思異想能夠成為創新突破的前提。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曾經講過馬雲的故事。
馬雲在開始創業的時候，也是從風投得到的支持，而不是向銀行貸款。因為在銀行貸款得有擔保的資產，而早期的阿里沒有可提供擔保的資產，所以在銀行眼裏是沒有資質的，是辦理不了貸款的。即使能貸到，額度不會高到哪去。那時的阿里有什麼？只有馬雲嘴裏的故事。而銀行是不聽這樣的故事的，故事在銀行那裏一文不值。能聽馬雲故事的，只有風投。風投不僅能聽，而且還特別願意聽。甚至可以說，他們是專業聽這種故事的。
一位網友在評論中說，如果由國家來充當風險投資者，聽創業者來講故事，結果會怎麼樣？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可惜這篇文章的評論被整體屏蔽了。
對各種創意進行辨識和篩選，並對其中具有具有重大價值者進行支持和扶助，無疑是國家的職能之一，尤其是在與國家重大戰略有關的項目上。正因為如此，各個國家都會有這方面的基金或計劃。比如，中國在晶片和新能源汽車上的政府投入和種種優惠政策。國家在這方面自有其優勢，如更強的專家隊伍，更強的資金力量等。當然，其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在晶片大基金中發生的大面積腐敗，就是明顯的教訓。
但在更多的情況下，市場是一種更強有力的辨識與篩選機制。而在當今的時代，市場的辨識與篩選，有相當一部分是由上篇文章討論的風投實現的，因為市場上的這些投資者有時更專業，更獨具慧眼，也更有彈性。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看到一個故事：還是在大學創業期間，有一次扎克伯格去拜訪紅杉資本，不僅遲到了，而且穿着睡衣，穿着拖鞋，還準備了一個PPT演示，介紹他的公司，但是他在PPT裏面列出來的是你不應該投資我的十大理由。我們可以想一下，如果這是到一個銀行去談貸款會怎麼樣？到一個國家基金去申請資助會怎麼樣？
這裏需要強調的一句是，就辨識與篩選而言，風險投資具有對市場前景更強的敏感。大家都比較熟悉的當年美蘇之間在半導體發展上的不同路徑選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蘇在電子工業上是不分伯仲的。但不久，問題出現了：在計算機的發展上，是走電子管的路線，還是走電晶體的路線？電子管，體積大、耗電多、效率低，但穩定可靠。而電晶體體積小、耗電少、效率高，但穩定性差。為了適應市場小型化的需求，美國最終選擇了電晶體。在市場力量的推動下，美國電子工業一路領先到今天：從電晶體到集成電路，也就是今天的晶片。這是市場辨識和選擇的結果。
但在蘇聯，這個選擇是由官員和專家們做出的，而當時的蘇聯是舉國體制、軍事優先。為了保障軍事上的可靠性，由赫魯曉夫親自拍板決定，選擇電子管小型化方向。到了後來不得不走電晶體路線的時候，兩者之間的差距已經是差了一大截。特別是到今天，特別是在俄烏戰場上，這種差距已經越來越明顯。人們經常講點錯科技樹的問題。實際上，在科技發展的岔路口上，對於方向的辨識是極為重要的。
最後還要說一句的是，風投所提供的不僅僅是資金，是更適合創新和創業的資金，它同時也是一種辨識與篩選機制，是一種助推機制。因此，巴斯蒂安·馬拉比在《風險投資史》一書中指出，風險投資是投資人與創業者共同推動創新和價值創造的冒險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