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末，我作為北京林學院教師，被集合到雲南，捲入了耗時數年的清查「五一六」運動。
從昆明搭乘卡車，彎彎繞繞了兩個白天，輾轉到了深山老林的清水江林業局。它位於茂密雲松林的半山腰，山下是傳說有麻風病人的苗族村寨。我們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女生宿舍里，生活了幾個月。不到夏天，分散在各個林場的全體師生就集中到麗江去了。原因是來了中央文件：要徹底清查「五一六」。到達麗江後，數千人的林院師生分散居住，指揮部就設在麗江的四方街（現在成為旅遊勝地），師生分散在麗江的學校和各村老鄉家。我和部分學生住在新二中學校。林院已經由駐雲南下關市的解放軍11師掌管，學生要求畢業分配工作，於是軍宣隊和「可靠」幹部組合的指揮部，找一些與林業沾邊兒的單位，把大批學生胡亂安置打發走了。留校的學生都是文革中的顯要人物，如「東方紅公社」的頭頭們，還有緊跟他們的造反群眾，再加上全部教師，這些就是搞運動的清查對象。
學生走了以後，新二中剩下的教工也就百人左右，指揮部正對清查「五一六」的對象排查摸底，負責指揮我們這群人的是被軍宣隊選中的可靠教工。春節過後，氣氛逐漸緊張了。清查「五一六」運動開始，軍宣隊認為搞清楚「五一六」組織，應該先拿造反派的「東方紅公社」的頭目做頭靶。為了給運動的開場造聲勢，租個禮堂，集合麗江全體人員開大會。會場氣氛嚴肅，原來挺窩囊的所謂「保皇派」此時揚眉吐氣了，選定的女將在講台上一站，驚堂木一拍，大喝一聲：把王××帶上來。這位掌權僅幾個月，還沒過夠掌大權癮的王××垂着頭被連拉帶扯地推上台，女將厲聲問他「五一六」的事，發展了多少組織？幹了哪些勾當，從實交代，否則群眾絕不會輕饒你。王某嘴裏嘟嘟囔囔，似乎全部否定。於是又叫另一個嫌疑人宋某上來，這位卻不肯移動半步，他站起來大聲否認說：我不是「五一六」。一個文革中順風搖擺的孟某主動跳過去抓他的頭髮，要扯他上台，惹怒了他，回頭抗議：「你幹嗎這樣使勁，把我的頭髮都抓掉了。」宋某就是不肯上台。當天雖然沒抓住「五一六」的一根毛，光喊「敵人不投降，就讓他滅亡！」之類的口號，但軍宣隊並不失望，他們各個擊破，希望有輝煌戰果出現。
「搖煤球」搖出了第一個「五一六」
大會之後，忽然刮來一股風，要批判「先驗論」，說這是陳伯達的反動理論，此時陳伯達已經倒台，這種哲學意義的名詞，被文革各個階段不同口號搞昏了腦袋的群眾，誰也說不清它的內含。一位平日最不愛出頭露面的何教師，不知他的哪根神經搭錯了線，公開說了一句「不是『五一六』，偏說是『五一六』，就是『先驗論』。」軍宣隊正發愁該從誰下手呢，居然有送上門來的開場寶貝，太好了。馬上下令開批鬥會，批他宣傳「先驗論」，說他反對毛主席。
批鬥何教員的方式別開生面，不知是哪位高人的創新，諢名叫「搖煤球」。何教師站在中央，批鬥他的人圍在四周（這時我還算革命群眾，也是圍他的一分子），主持人先宣佈他的罪狀：「反對批『先驗論』的人，一定是『五一六』，大家一定要狠鬥，要他交代。」說完就用勁將他推向對方，還沒等他站穩，對方又把他推到另一邊，還問他，「你這個『五一六』，說誰是『先驗論』？」何教師自始至終就一句話，「不是『五一六』，你們說是『五一六』，就是『先驗論』」。這樣推來推去，直到大伙兒都推得累了，死心眼的何教師要虛脫了。主持會的人這才莊嚴宣佈：「這個『五一六』分子認罪態度相當惡劣，要向軍宣隊匯報後再處置。」就這樣新二中的第一個「五一六」分子被搖出來了。
最老實善良的人被逼死了
新二中的清查「五一六」聲勢步步擴大，人人自危，說話都倍加小心。運動後期冷下來後，女教師小白對我詳細說了她的經歷：剛開始，還沒人找她說「五一六」的事，她就去白樺村看望好友王秀琴，王問小白：「你對我說實話，你加入『五一六』了嗎？」白說：「我沒有。」王就特別強調：「你不是『五一六』，我就放心了，你可不能胡說冤枉別人。」白答應她絕不胡說。可是她剛回到新二中，軍宣隊的人就找她談話，說已經有人揭發她了，讓她認清形勢，老實交代，爭取早日解脫罪名。她記得王秀琴的囑咐，就咬住牙根不肯胡說，但是她從北京來雲南帶着三歲的小兒子，專案組把她帶出宿舍，找個空房每日早中晚三次批鬥，把她小兒子獨自關在宿舍。每次批鬥完，她回宿舍都忍不住地哭出聲來，小兒子更是哭個沒完。小白說，她擔心這樣沒完沒了的批鬥下去，兒子出了毛病怎麼辦？既然有人胡說我，我也只能胡說了，於是承認自己是「五一六」成員，還揭發了別人，這樣，對她總算過了關，可是她萬萬沒有想到，批鬥她的人，同時也去白樺村找王秀琴，謊說小白什麼都說了，也包括你王秀琴，最好你主動說清你們「五一六」的活動，你不說更增加小白的罪行。王聽了這話猶如霹雷炸響，她為人本分老實，在文革中除了開大會跟着喊口號，參加集體對毛澤東、林彪的請示匯報表演外，連大字報都沒興趣看。說她是「五一六」，當然她要矢口否認，還不忘替小白申冤。軍宣隊對她日夜連番批鬥，給她掛牌子遊街，組織幾個人敲鑼，一路喊：「打到『五一六』分子王秀琴！」「敵人不投降，就讓他滅亡！」。住在麗江的納西族老鄉哪見過這等陣勢，圍觀的人都呆了，一些不懂事的半大小伙子帶頭向她吐口水、扔石頭。王秀琴痛不欲生地回家，而她的丈夫不僅對她沒有半點同情安慰，反而不住嘴地罵她，說他自己的臉面都被老婆丟光了，訓她不該包庇小白，逼她馬上去專案組交代罪行，不然他會立即聲明和他斷絕夫妻關係。街上羞辱和家人冷漠的雙重打擊，使王秀琴心身冷透，終於用半瓶敵敵畏結束了她不到40歲的生命。
大突破：「三停，兩罷，一炸」
林學院有一部分師生，住在距離新二中較遠的玉龍雪山邊的師範學院。一次我在四方街遇見了熟人孫老師，她和我談起師範學院清查「五一六」的情況。說揪出了羅某某，罪名重大，每天日夜連續批鬥，不讓他睡覺。參加批鬥的群眾也很疲倦，大家都挺有意見，不敢公開說，都在下面嘀咕。
我很奇怪，我和羅有過接觸，他思想比較活躍，會木工。搬遷時他用教室的桌椅做成的小櫃，很精巧。當時幾乎全校男人都把學校的桌椅、床板、床架、木門等拆掉做成箱子或其他家具，毀壞公物又不是他一個人，他能有什麼大罪？孫說：「你糊塗了，現在是請查『五一六』階級敵人，軍宣隊才不管毀壞公物的事哪。說老羅勾結校外『五一六』分子搞『三停，兩罷，一炸』。」我問：「這是什麼意思？」孫說：「就是北京的『五一六』分子要讓首都停水，停電，停煤氣。罷工，罷市。再炸中南海。」
我驚呆了，老羅能幹這種大事？北京的「五一六」會有這樣大的能量？太讓人不可思議了。我再問：老羅怎麼說？孫說：「老羅被批鬥了三天，聽說能站着睡覺了，他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他這人愛在家幹活兒，極少出門。怎麼能和校外『五一六』合謀呢？太離譜了。」當時我和孫老師都處於箭在弦上的位置，誰也不敢隨便議論軍宣隊的是非，我只能滿腹狐疑，嘆息地和她分手。
老羅這事情如何結尾的呢？聽說是老羅的老婆後來想起來了，問老羅，你被專案組抄走的小本子裏提到「中南海」了嗎？她的話猛然提醒老羅，在全國紅衛兵大串聯的時候，老羅為住在林學院的外地紅衛兵做服務工作。老羅每天把紅衛兵的活動都記在本子裏，來林院的紅衛兵分成兩派，其中一派就叫「中南海戰鬥隊」。兩派打嘴仗，另一派就攻擊「中南海戰鬥隊」，說要砸了「中南海戰鬥隊」，老羅把「砸」誤寫成了「炸」，還簡化了「中南海戰鬥隊」全名，只寫「中南海」。另一派還說要控制自來水截門。不讓「中南海戰鬥隊」喝水。老羅就簡寫成他們要「停水」，這基本上就是「三停，兩罷，一炸」的源頭。老羅筆記本上的記錄簡化語太多，誤導了他人。軍宣隊立功心切，以為抓住了大案要案，充分發揮了想像力，既然「停水」必定「停電」，既然要「炸中南海」，必定以「罷工罷市」威脅。
在劫難逃，我也成了「五一六」
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拖了半年多了，我在林院的文革中算是著名的活躍分子，可是清查指揮部沒動我，沒被列為第一批清查對象，我自認為是我不夠加入「五一六」的資格。因為文革剛開始那會兒，不少學生響應號召，揭發批判校領導的工作和生活作風問題（林學院的學生多數來自農村，比較純樸，學校從沒出現過像清華北大那樣鬥「黑幫」的胡鬧行為），但大字報也被派來的工作組污衊為反革命活動，把部分學生當做另類。我是去國務院接待站為學生鳴不平的唯一教師。事後，在開全院批鬥反革命分子大會上，我又是被吼上台的唯一女教師，發言人把我的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反右遠動時受處分的「醜事」全抖摟出來。為此我絕食兩天。一周後對我監管放鬆了，我就外出聽在北大的弟弟說，江青、陳伯達去北大為造反學生鼓勁打氣，稱他們為革命小將，向他們致敬。我感到了形勢有變化，就貼出唯一的一張為林學院的「反革命師生」翻案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轟動了林院，我又成了千夫所指的對象。直到8月份工作組撤了以後，我才被認可為名副其實的造反派。可惜好景不長，就在這時出事了，我的父母被他們工廠的紅衛兵扣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驅逐到農村，我去父親工廠交涉，與工廠的工人紅衛兵發生爭執，很快，工廠來人在林院貼出醒目的大字報，說我為「反動」父親鳴冤叫屈，消融了我頭上正牌造反派的光環。以致造反派學生成立「東方紅公社」時，拒絕我成為社員。
「我連『東方紅公社』社員都不是，機密的『五一六』組織能要我嗎？」我想得太美了，當所有人的交代材料湊在一起成了一團亂麻時，清查指揮部還指望從我這裏找到線頭呢。
住在新二中的教工只佔林院教工的一部分，這裏所有的文革活躍人物基本上都成了「五一六」分子，負責的軍宣隊李營長非常得意，他先召集少數人開會授意，然後公開講話：「每個人開始都不承認自己是『五一六』，七斗八斗之後全都承認了。」他講話時有意把我名字順了一下，說要爭取主動，把自己過去的罪惡活動說清楚，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他的講話使多數群眾對我臉色立即由晴轉陰了，我肯定自己在劫難逃，心裏七上八下。為了自救，我花了半天時間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活動竹筒倒豆子全寫出來了，還特意寫信給軍宣隊總頭王師長。這封信王師長看到了沒有，我沒法知道，但至少被軍宣隊李營長看到了，他立即召開了新二中全體教工大會，批鬥我一個人。主持會的是軍宣隊依靠的積極分子邱教師，她翻來覆去吼叫的內容是：「你什麼時候參加的『五一六』？你和哪個人聯繫？」「我不是『五一六』。」「你要老實交代，已有人揭發你了。」「他揭發我什麼了？」「你做什麼你自己清楚，我們能告訴你嗎？」「我又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做了什麼錯事。」「你敢說你沒犯錯誤？你太不老實了。」
有人過來按我的脖子，強迫我低頭，他手鬆開，我又揚起來，他再使勁按，直到我站不穩，摔倒。又重複了兩次類似的這套問答，這人就使勁扯我的頭髮，又一次摔到地上。邱教師再問：「你和『東方紅公社』的頭目×××、×××、×××都有哪些交往？他們和你都說些什麼話？你要老實交代。」說實在的，我對這些「東方紅公社」的頭頭還是很尊重的。他們最早貼大字報揭發院領導的錯誤，很得人心，是有勇氣的正當舉措。但是我基本不和他們往來，我們之間有個鴻溝，就是不同的家庭出身，他們都是紅彤彤的貧下中農子弟。在他們面前，我有自卑心理。我回答：「我和他們極少接觸，我也不能捕風捉影的胡說一氣，這樣做不是攪亂了批清運動的大方向嗎？」立即有革命群眾大喝：「你不交代和他們的關係，還挺有理了？」那隻大手又一次抓我頭髮，使我再一次摔在地上。爬起來後，我摸着被抓疼的頭皮，十分害怕群眾再動手，苦苦思索，到底什麼是「五一六」罪行呢？哪個環節上我和主流唱了反調呢？我想起一件事，成立革委會的時候，要三結合，結合哪位幹部是關鍵，掌權的「東方紅公社」大力扶持姓單的院長進革委會，就開大會捏造罪名，把姓許的書記說成是特務，在會下，我提出了疑問，為她抱不平。也許這就是「五一六」的錯誤罪行？於是，我回答：「我有錯誤，我不該保許書記。其實我並不了解她……」我這句話還沒說完，立即被主持人厲聲打斷，「你真狡猾，誰讓你說這個，說你是怎樣反周總理的！」天啊！總算明白了，原來「五一六」是反周總理的！太不可思議了，為什麼林學院的造反派要反總理？記得1966年秋，周恩來總理穿軍服，戴紅衛兵袖章，召集首都大專院校所有被污衊為反革命的造反派開會。他表示支持首都造反派新成立的「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當時在場群眾那個激動啊！從心底湧出感激之情難以言表，什麼原因造反派忽然又翻了臉，反對他老人家？「我從來沒想過反總理，我幹嗎要反總理？我也不相信林學院的『五一六』是反總理的！」我正申辯，感到我的後腳跟被重重踢了一下，我晃了幾下。回頭看，踢我的人居然是軍宣隊李營長。
第二天一早李營長就命令我搬到樓下原來住軍宣隊的單人間。搬進單人間後，門從外面鎖上，從此不能自由活動，開始了被監管隔離的日子。每天革命群眾全吃完飯後，才有專人給我開門放風20分鐘，抓緊時間到廚房買已冷了的剩飯菜，打水，上廁所。晚上就被叫到樓上，接受三堂會審。坐中間的邱教師，以前和我有過交往，她想加入共產黨，曾向我交過心，說她揭發了她丈夫的反動言論致使她丈夫被處分，她想得到我的認同，讚賞她靠攏黨，立場堅定。我沒接茬，因為我不願為迎合她而假惺惺地說違心話。她現在被軍宣隊重用，有了入黨的階梯。坐右邊的是楊教師，她是為孩子，我能理解。每次去房間提審我的是何教師，他繃着臉命令我上樓接受批鬥，裝出與我界限分明的嚴肅形象。我想他定是被「搖煤球」搖怕了，只好不再說清查「五一六」是「先驗論」了。邱是主要審判官，態度嚴厲，不過聲音再大也沒新詞兒，只有乾巴巴的「你要老實交代」，「別想矇混過關」等，我站着，還要被迫彎腰低頭。何教師從不問話，專管按我的頭。雙方問答是車軲轆話來迴轉，我稍有頂撞，就說我不老實，我必須表面忍受着。日復一日，除少數幾天，一直這樣延續，真不知何時終了。
廁所里的信息使我改變了初衷
我唯一能接觸其他人的機會，是去公共廁所。一次遇見劉教工，她雖然也是「東方紅公社」社員，但她貧農出身自然能得到優惠待遇。她對我說：「你不要再扛了，安××（學生，『東方紅公社』骨幹，負責發展組織工作）開始不承認，說他分工組織，但從來沒發展過『五一六』。一嚇唬他，他又說『東方紅公社』社員和老造反派都是『五一六』，這不是把你也交出來了。」我想，她們說得也有道理，既然小安同學把所有運動初期造反的都說成是「五一六」，我硬挺着也挺不住，老吃剩飯菜，腸胃病發作，腿疼，實在受不了精神身體雙重折磨，乾脆也胡說吧！說完暫時沒事了，我也可以過上正常生活。於是我馬上寫了交代材料。
我想隨便編一些矇混過去，實在糊塗。我挨整的時間已經是運動後期，眾多七葷八素的交代材料已經讓運動領導頭昏腦漲，我這不咸不淡的所謂交代，對他們沒有任何價值。正好我發生了一件事，卻讓新二中的李營長有了峰迴路轉的快感。
寫信上告加重了「罪行」
這件事就是我給家人寫的信，我的丈夫老楊已經恢復了工作，過去說他是「假黨員」之類莫須有的帽子已經摘掉。他一貫是「馴服工具論」的忠實執行者。我放棄了給他寫信的念頭，就寫給自己的弟弟，信中提到林學院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已經搞了8個月了，沒有結論，現在又說我是「五一六」骨幹，希望他把雲南11師搞擴大化的情況反映給中央。
我的信沒寄出去，反被軍宣隊扣下，李營長在信上用紅筆加了按語：此信思想極反動，建議召集全院教師開批斗大會狠批。可是當時我不知道，原來，我趁上廁所扔進信箱的信，已經被專管郵件的人特意挑出來，向上級獻禮了。
估計李營長向王師長請示全院批鬥我的事，碰了軟釘子。師長掌控全局，經過大量亂七八糟的假交代，他或許已感覺到林學院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多半是冤假錯案。但是中央文革沒發話，他只能硬挺着。他沒及時回復李營長。李營長卻不甘心，他一方面等着師長的回覆，同時放口風，要開全體大會批鬥我，我在女廁所里聽到了風聲，非常緊張，該怎麼辦？到了晚上，趁看管我的同事不注意，我不假思索，從後窗跳了出去，我要去下關市找上級軍部告狀。我繞過幾個山後。停下了腳步。不對，現在可能還沒走出村子，以我的體力再走一段路多半就走不動了，也沒力量返回來了。難道要睡在夜間低溫的曠野里？即使在野外睡了，真能再走兩天或是三天安全地來到下關軍部的駐地嗎？我沒有介紹信，誰能接待一個來歷不明的人？更別指望有人聽我的告狀。我白跑這一趟，人們會認為我愚蠢透頂，我將成為全院的笑料。算了，還是回去接受狂風暴雨的襲擊吧！幸好我回去了，看管我的是很熟的同事，他正焦急的四處找我，他害怕失職，軍宣隊會把他也算做「五一六」的。我敷衍他幾句，外逃的事隻字未提。
兩個小紙條險些惹出大禍
我就像被判死刑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問斬，每天焦慮不安，夜夜失眠。估計李營長也在焦急地等待上級的回覆。這時又發生了一件事，前一時期我被通知搬家，換了個房間。換房間時卻丟掉了兩個很小的紙條，要批鬥我的前夕，小條被積極分子撿到，上交給李營長。那天我要睡覺了，忽然李營長怒氣沖沖跑來，讓我解釋兩個紙條，一個寫「不交」，另一個寫「交假的」。很明顯這能證明「五一六」分子在搞攻守同盟。他凶神惡煞，咆哮不止：「說！你這條子打算交給誰？你和誰接頭？」唉！我被監管，能和誰接頭呢。這兩個小紙條是我猶豫不決的時候，自己寫小條抓鬮決定自己的去向。李營長很失望，還是召開了教工大會，對我進行批鬥。
這種日子又拖了好久。直到林彪外逃摔死的消息傳到「五一六」分子的耳朵里。才認為出頭的日子到了。果然，第二天關押我的門敞開了，再也沒人鎖門了。
清查「五一六」運動最後是不了了之，可是全國挨整的人以千萬計，整死的人以百萬計。文革打倒的幹部落實了政策，大多官復原職，至今沒有人為挨整的群眾說一句公道話。
（作者杜婉華，時年81歲）
《炎黃春秋》201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