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傅斯年先生赴台，出任台灣大學校長（公有領域）
1949年8月14日，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社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評論文章中，點名批判了三個民國學者——胡適、錢穆、傅斯年。
被毛澤東點名批判的這三個人，都是慧眼識中共的大師級的學者。這裏，着重談一談傅斯年對中共的認識。
傅斯年，1896年出生於山東聊城一個名門望族。其七世祖傅以漸是清朝開國後的第一位狀元，康熙皇帝的老師，曾官至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傅斯年少年聰慧，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曾經是五四運動時的著名學生領袖之一。1920年出洋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3年半後，轉赴德國柏林大學。
傅斯年在歐洲遊學6年半，沒得一張文憑，卻選修了實驗心理學、數學、物理、化學、醫學、邏輯學、比較語言學等許多學科，對西方的哲學、歷史、政治、文學亦廣泛涉獵，最後落腳到史學上。
1926年10月，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和史學系兩系主任。1928年，創建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後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
1949年，中共即將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前夕，中國許多著名知識分子選擇留在大陸，傅斯年卻毅然決然選擇隨國民政府遷居台灣，並受命於危難之際，擔任台灣大學校長。
親歷中共廣州暴動
1926年，傅斯年留學回國後的第一站是廣州。他親眼見證了1927年12月中共領導的「廣州暴動」的血腥和殘暴。
中共事先擬有捕殺名單，持國民黨立場的文化人都在其中，一些文化人甚至被當街私刑打死，或拖到暴動總部槍決。傅斯年也在捕殺名單上，因有人通風報信，他逃到朋友家中，躲過一劫。
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中，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
親歷中共廣州暴動，令傅斯年一生厭惡中共。
認清中共煽動仇恨與鬥爭
傅斯年曾用心研究過中共的理論。1938年10月，歷史語言研究所撤退到四川，史語所的學生張政烺陪傅斯年暫住宜昌等船，掃地時，發現傅斯年的枕頭下有馬克思的《資本論》。
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傅斯年因嚴重高血壓赴美國治療，隨身攜帶多本共產主義書籍，在養病之餘，繼續研究這個正在席捲中國的思潮。
傅斯年指出：中共利用挑動八種仇恨來奪權：（1）中國人恨西方人；（2）窮人恨富人；（3）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4）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5）低薪僱員恨高薪僱員；（6）無名者恨知名者；（7）農村人恨城市人；（8）子女恨父母。
而「階級鬥爭」不過是中共掩蓋自己無止境權欲的託詞而已。
看一看百年中共歷史，特別是中共奪取政權74年的歷史，這些話全部都應驗。
毛澤東不過「宋江」之流
抗日戰爭勝利後，一些民主黨派希望國共和談，避免內戰，於1945年7月1日，硬拉無黨派知名人士傅斯年去了一趟延安。
因為當年毛澤東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時，傅斯年正在北大讀書，是北大著名學生領袖，常到圖書館看書，和毛澤東相識。
1945年7月5日晚，毛澤東特邀傅斯年談了一個晚上。從延安回到重慶後，同行的其他人對中共印象都很好，唯獨傅斯年對毛澤東有極為獨特的觀感。
他曾跟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的各種小說，連低級的趣味小說內容都相當熟稔，而毛澤東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澤東不過是「宋江」之流！
羅家倫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到這樣一件事：當傅斯年與毛澤東漫步到禮堂，看到密密層層、各地獻給毛的錦旗時，傅不無諷刺地說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點察覺到，但並沒有回應。
離開大陸前對中共的認識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退位，李宗仁任代總統。李宗仁希望傅斯年在國共和談中助他一臂之力。傅斯年對國共和談根本不抱任何希望。他回信說：
「共產黨之行為，實不足以理喻。共產黨本為戰爭黨，以往尚如彼好戰，今日走上風，實無法與之獲得和平，今看共產黨態度，下列數事至為明顯：
1、分化敵人，徹底消滅中央政權，只與地方談和，以實行其宰割之策，絕不以人民為念。
2、絕對走蘇俄路線，受蘇俄指揮，而以中國為美蘇鬥爭中之先鋒隊。
3、對多年掌兵符者，必儘量摧毀，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們讀書人，不受共產黨指揮者，彼亦一樣看待也。
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導和平，忍辱負重，至矣盡矣，受其侮辱亦無以復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見諒於國人矣。乃共產黨既如此，則和平運動恐須適可而止矣。蓋如文伯、力子、介侯諸先生之辦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結果：
1、江南各省分崩離析，給共產黨以擴張勢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減少痛苦。
2、合法政權既已大明，則權衡輕重，恐須即為下一步之準備，力子、文伯之談和平，毫無辦法，只是投降而已；偏偏共產黨只受零星之降，不受具體之降，不知張、邵、甘諸公作何解也？
3、大江以南之局勢，如不投降，尚有團結之望，（至少不是公開之紛爭），如走張邵路線，只有全部解體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權不斷氣，無論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將來未必絕無希望也。」
在上述信中，傅斯年提出的，中共好戰，絕不以人民為念，必將佔據江南，對多年掌兵符者必儘量摧毀，必走蘇俄路線，對待讀書人的態度，等等等等，已被隨後的歷史證明真實不虛。
臨終前夕再次透析共產黨
傅斯年臨終之前，寫過四篇反共抗俄的文章，分別是：《自由與平等》、《蘇聯究竟是什麼國家？》、《我們為什麼要反共？》及《共產黨的吸引力》。
在《自由與平等》一文中，他指出，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完全把「自由」抹殺，蘇聯的制度，「表面說是經濟平等，事實上恢復了中古的階級政權的不平等」。
他分析說：「馬克斯派提倡以無產階級專政，先是一個根本不平等。個人專政，是一個人有特殊的權能。寡頭專政，是少數幾個人有特殊權能。一個階級的專政更不得了，乃是這一個階級整個有特殊權能。一個人專政已經吃不消，但一個人同他所用的人，終究力量有限，人民還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個階級專政，那麼，到處都是專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絕對沒有了，而『平等』又何在？」
「再說，在共產主義這樣虛偽的號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組織力的，他那種組織，組織到極度，一切組織都成了特務組織，一切作風都成了特務作風」。
「舉凡共產主義國家中，資本家所不敢用不能用的方法，他都用盡了。總而言之，共產黨本是近代文明中變態心理的產物，蘇聯乃是一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
因此，為了中國及世界的文明傳統，保持人類的自尊，以及令人類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蘇共、中共拼命反抗。
蘇聯上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東歐50年代的大清洗，中共60年代的文革大劫難，以及時至今日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高壓與欺騙，都充分證明了傅斯年的遠見卓識。
結語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灣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他的去世，讓胡適等民國學者悲痛不已。胡適稱讚他是「人間在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有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
「他這樣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發揮其領袖的才幹。他有學問，有辦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膽量；敢說話，敢說老實話，這許多才性使他到處成為有力量的人。」
胡適對傅斯年的這些評價無疑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從更高的歷史視角看，傅斯年對中共的認識更是有過人之處，超越了當時留在中國大陸的最有名望、最有思想、最有成就的所有學者。
就此而言，傅斯年值得歷史永遠銘記。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