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過「文革」的人們，知道耳熟能詳的「文革」話語是很多的。其中一句話是：「文革」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這句出自林彪的名言，的確道盡了人們面對「文革」的酸甜苦辣。在中國大陸，無論什麼人，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各級黨政官員，從各行個業的大、中、小知識分子到大、中、小學的學生，從軍隊的官兵到公安幹警，從國營大企業的工人到窮鄉僻壤的農民，無論什麼人，無論在何地，都無一例外地捲入了「文革」的進程之中，都必須展現自己對「文革」的因應之道，因而也就在最大限度上展示了各自的政治人格、德行品位、情操心態、喜怒哀樂。由於學部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最高檔的研究基地，聚集了當時一大批文化知識精英，他們「文革」中千人千面的精彩表演，活畫出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儒林史」。
因為學部的領導絕大部分都有大學甚至留洋的學歷背景，這裏也將他們歸入知識分子行列一併記述。
學部領導潘梓年、關山復、劉導生、張友漁、楊述、姜君辰，還有被廢黜而安插於學部的張聞天、楊獻珍等，以及各研究所的主要領導，基本上都有大學甚至留洋的學歷背景。所以，他們一方面是久經黨內鬥爭歷練的高級幹部，一方面仍然具有知識分子的特質。他們在「文革」中的表現，雖然主要展現革命老幹部的持重與沉穩，但有時也展露知識分子的善於思考、敢於直言的品貌。但是，由於「文革」的「史無前例」，他們此前在黨內鬥爭中積累的經驗難以對「文革」應付裕如，所以「文革」一開始，他們都被打得瞠目結舌、暈頭轉向、不知所措，陷於被動。因為他們過去基本上都是歷次運動的領導者，控御者，整人者。現在突然成為被整者，所以一時很難適應。不過，他們畢竟有着豐富的黨內鬥爭的經驗，因而能夠很快調整心態，在謹言慎行的前提下儘量緊跟。在被批鬥時能夠「正確對待群眾運動」，決不強硬對抗，而是順從地接受批判和質問，得體地回答問題，有選擇地承認錯誤。他們大都能沉着應戰，很少有驚慌失措的時候。潘梓年被拉回學部批鬥時，雙手緊握於胸前，沉着地慢聲細語地回答所有問題，拒絕一切誣衊不實之詞。張友漁不僅自己順從地接受批鬥，還耐心勸誡自己的夫人「正確對待群眾運動」。楊述更是低眉順眼地服從群眾的批鬥。不過，一旦看準有利形勢，他們也能不失時機地亮明自己的觀點。如劉導生就言之鑿鑿地證明潘梓年與他「沒有路線分歧」，學部的問題和責任潘都是有份的。何其芳就敢於站出來與清查「五一六」積極分子進行鬥爭，劉大年對清查「五一六」運動就不贊一詞。歷史經驗使他們堅信，「文革」運動終有一天會結束，黨組織一定會將正確的政策落實到他們頭上。實際上，他們總的傾向是反對「文革」，對造反派深惡痛絕，在有機會懲治造反派時他們是決不手軟的。所以後來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他們大部分人都是積極擁護，有條件者更是積極參與。他們的報復心態得到赤裸裸的展現。也有一些老幹部，在此前的運動中被錯誤整治過，他們對挨整看得開，對運動採取遊戲人生的態度。如歷史所的高全朴，面對批鬥入監獄也毫不在乎，入則不懼，出亦不喜，一切都無所謂。因為他對猶如家常便飯的運動已經看穿了。在整個運動中，學部的老幹部沒有一個自殺身亡的，這說明他們有足夠的經驗、智慧和能力應付運動，按照「四清」運動中的說法，他們是屬於「紅毛兔子、老狐狸」式的人物。
學部知識分子的主體是專業研究人員，這些人中，非勞動者家庭出身者多，非黨員多，學術權威多，業務尖子多。他們因應「文革」展示的人生百態，構成了學部知識分子最光怪陸離的圖畫。這些人可分多種典型。
第一種是以死抗爭的剛烈型。這種人大都是性格剛烈、清純無邪、疾惡如仇、篤信執着，眼裏容不進沙子。他們絕對相信共產黨是光榮、偉大、正確的黨，相信共產黨的各級官吏都是明如水，清如鏡的清官。相信「文革」運動一定如共產黨屢屢宣示的，既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然而，現實卻沒有他們想像的那麼美好。當莫須有的罪名硬加到他們頭上，當髒水無端潑到他們身上，當他們信仰的聖殿轟然倒塌，他們為了證實自己的清白，不惜以死抗爭。歷史所的楊超，雖然出身於上海的資本家家庭，但解放後一直無條件地追隨共產黨，執着於自己的專業，在自己並不富裕的條件下，毅然將母親留給自己的5萬元現金捐給國家。如此矢志忠心，如此肝膽赤誠，得到的結果卻是一頂他自己根本不知何物的「五一六」帽子。他在對一切絕望後毅然喝敵敵畏自殺。放在衣兜中的紙條上寫的是「我不是五一六，我也不知道誰是五一六」。哲學所有一個姓朱的年輕人，20多歲，性格內向，業務很好。「文革」開始不久，他傾向造反派，曾在聯隊的資料組工作過。我作為資料組負責人看到，在「文革」議論橫生的日子裏，他幾乎不參與我們的議論，也幾乎不同我說話，只是默默地完成我交給他的工作。在清查「五一六」的運動中，他也成為清查對象，面對這種無端飛來的橫禍，他選擇了臥軌自殺。其慘狀目不忍睹。還有世界經濟研究所的年輕人甘慶元，是我們一派的骨幹分子，業務尖子。他被誣陷為「五一六」分子之後，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高呼着「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從六樓飛身而下，腦漿崩裂，慘不忍睹。
這些性格剛烈者，以自己的慘烈行動證明了自己的清白，他們不愧為捍衛自己人格的英雄。然而，他們犧牲得值得嗎？我懷疑！你面對的，既不是日本鬼子憲兵隊，也不是國民黨的中統軍統特務，而是手握紅頭文件的工軍宣隊，是共產黨的執政團隊，你為捍衛真理而毅然赴死，他們不給你一個「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的罪名就算高抬貴手了，絕對不會承認你是什麼英雄。你的死只能給你自己和家人帶來損失和痛苦，實在太不值得了。不過，他們的死仍然值得崇敬，因為他們以自己慘烈的死昭示了這個體制的非人道，昭示了「文革」的荒謬絕倫。
第二種是以死抗爭絕望型。如近代史研究所的尹士德，是與我同屆的研究生，也是我們一派的骨幹分子，業務極其優秀。「文革」中，他懷着對毛澤東的無以復加的崇拜心情，收集了一部分毛澤東未發表的著作，編輯印刷成冊，贈送和賣出數以千冊，目的是滿足大家學習的需要，我也保有一冊。但是，由於流傳於社會上的毛澤東著作有各種不同的版本，文字也不盡相同。尹士德在編輯時對個別文字做了一些改動。誰知到我們一派垮台的時候，他被總隊抓到法學所關了起來，威逼他承認「反毛澤東思想」。這在當時可是彌天大罪。而這對於一個對毛澤東思想無限忠誠的青年人來說自然是無法接受的。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他在逃出法學所的監禁地之後，跑到一個建築工地，在鐵絲網上搭繩上吊自殺。歷史所的趙國華，畢業於北京大學東語系，季羨林的得意門生之一。他被誣陷為「五一六」分子之後，上吊自殺，所幸解救及時，喉頭縫了三針，撿回一條命。外文所的一個雙腿癱瘓的業務尖子，也在被誣陷為「五一六」分子後在自家住的房間內上吊自殺。他將自己使用的拐杖橫架在兩個柜子中間，搭上一根繩子，輕而易舉地走向不歸路。
這些絕望型的自殺者，都是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無法承受，對未來前景悲觀，在極度痛苦中以求解脫。這些人大多是文弱書生，沒有經過政治上大風大浪的鍛煉，經不起挫折。如此弱者的死亡，更彰顯了體制的殘酷無情：逼使一個對你毫無危害他人能力的人選擇死亡，這是何等地殘忍與無情！
第三種是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不屈不撓的堅定抗爭型。他們意志頑強、寧折不彎，面對強權和威脅，面對誣陷和各種迫害，認定「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無所畏懼，敢於抗爭。經濟所長孫冶方，先是在1964年被點名批判，罪名是鼓吹價值規律。接着在1968年被關進秦城監獄7年。但他「不認罪」「不改志」，仍然研究自己的經濟學理論。歷史所魏明經先生，已經近60歲，在清理階級隊伍時被誣陷為「歷史反革命分子」，他據理力爭，堅持認為自己參加1928年的北伐之役是「革命行動」。歷史所傅崇蘭，被捕入獄，雙手被反銬起來達一月之久，由於血脈難以流通，胳膊淤血青紫，始終不承認誣陷的各種罪名。歷史所的王真，被誣陷為「五一六」分子，長期關押監禁，始終不承認誣加的罪名。歷史所王冶，是在監禁狀態下挨打最多的一個人，面對批鬥他「五一六」罪行的積極分子，他當場叫板，讓他們拿出證據來！歷史所步近智、沈定平、蔣忠新、向祥海等同樣頂住壓力，拒絕承認「五一六」的污名。近代史所徐輝琪更是一條硬漢，他經歷了七天七夜不間斷的車輪戰，硬是頂住了幾乎超越生理極限的迫害，沒有自污為「五一六」分子。同是近代史所的郭永才，被誣陷為「五一六」分子，在批鬥會上，與動手打他的工宣隊員和清查積極分子扭打在一起。最絕的是語言所的周若瑜，他不僅拒絕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而且指出自污為「五一六」分子並當場指證他是「五一六」分子的人也不是「五一六」分子，而是被逼無奈自污。這些人在運動中少之又少，他們是經受住嚴峻考驗的英雄。面對他們，專案人員和清查積極分子們束手無策。
這些人在運動中為堅持真理和事實求是原則付出了沉重代價，唯其如此，他們才成為「文革」中的亮點。
第四種是面對壓力違心屈服但準備適時翻案型。「文革」這這類人數最多。如歷史所的何兆武先生，他因為講了幾句議論江青的話被逼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可他知道，這個罪名終究是虛構的，時機一到，必然翻案。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大部分被誣陷者都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並按照誘供指供的要求交待自己的所謂罪行。這些人或神經脆弱，或身體孱弱，抱着「光棍不吃眼前虧」的自保目的，接受誣陷的罪名。這些人後來雖然都被宣佈無罪，但事後都感到對別人的虧欠，因為他們在自污的同時，也將別的無辜者牽連進來。我自己就是被污又自污的一個人，在車輪戰下，被逼承認他們給予的「五一六」政委的頭銜和一系列的罪名。平反以後，我覺得無顏面對昔日的同事和朋友。這類人的自污，從一定意義上看不失為一種生存技巧。北京醫學院一個朋友告訴我：北京醫學院的黨委書記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張彥的夫人。她在「文革」運動中被造反派誣陷為「叛徒」，因為按照「文革」邏輯：被捕即叛徒，在國統區工作學習即特務，出國留學或訪問即裏通外國，她在被逼、供、信的條件下承認自己是「叛徒」。事後查實，她不是叛徒。專案人員氣急敗壞，問她：「你不是叛徒，為什麼承認？」這位老太太回答：「我不是叛徒，你們為什麼逼我承認是叛徒？我承認你們給我妄加的罪名，是還想活下來繼續跟毛主席幹革命哪！」專案人員無言以對。
第五種是一切順從型。這些人在運動中順從地承認所有妄加的無論真假的罪名，幾乎不辯解，更不對抗，低眉順眼，俯首貼耳，是主持運動者最喜歡的人群。這些人中，又大體可分兩類。一是確有罪行和問題，如當過漢奸，歷史所的謝國楨、高志辛、謝家、王竹樓即屬此類。如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參加國民黨、三青團，做過官吏，夠得上「歷史反革命分子」者。如1957年被打成右派者。這些人明白自己永遠是另類，屬於專政對象，必須老老實實接受改造，才能爭取一個較好的出路。二是沒有什麼問題，但硬是有一個「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加到你頭上，教授級的研究人員也就順從地接受了。如歷史所的顧頡剛先生，開始很難接受，繼而勉強接受，再後來是心安理得地接受，最後竟覺得這個頭銜也是一種身份，在學術上與他不能比肩者不應該獲得這個頭銜。
一切順從型人群的出現，說明體制已經將這類人改造到何等程度！
第六種是玩世不恭、遊戲人生型。這類人雖然是少數，但是特別突顯明亮，讓執政者哭笑不得。歷史所的高全朴算是此類人中的一個典型。大概由於屢經戰陣，他能沉着應付所有場面。如1942年整風，他被搶救成「特務」，他於是把所有自己從事的革命工作全部寫成特務活動。在歷史所對他的批鬥會上，他對答如流，態度驚人地老實，對「攻擊旗手」的罪行「供認不諱」。只是在被追問「反動目的」時一時語塞，稍稍考慮後，痛快地回答：「我想影響青年人跟我走。」其實他杜撰的這個理由可笑至極：你想，當時的江青正紅得發紫，造反派「誓死保衛江青同志」的口號正喊得搖天撼地，有那個青年人敢跟「攻擊旗手」的人走？事後他對我說，我沒有編造江青的任何材料，我說的都是事實，這難道也算攻擊？在秦城監獄，他吃得飽，睡得着，出獄後顯得身廣體胖，神采奕奕。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一些被誣陷為「五一六」分子者，故意交待清查積極分子是「五一六」，讓工軍宣隊和清查積極分子們亂了陣腳。歷史所最大的玩世不恭型應該是王恩宇，此人身上展現出很明顯的流氓無產者氣質，對什麼事情也滿不在乎。他親口告訴我，進入秦城監獄後，他竟在一次對他審訊時睡着了，惹得審訊者大為光火。有知情者說，他在監獄中竟然開出300多人的「五一六」分子名單。他開出的這個大名單對清查「五一六」運動起了很壞的作用，在他自己卻得益自己的傑作：給運動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出獄後，他仍然滿不在乎。在檢查自己的錯誤時，傅崇蘭比較有分寸，不以痛罵自己、故意給自己扣大帽子乞求諒解。他則將自己說成十惡不赦的「反革命」。一次，他私下對我說，傅崇蘭老是為自己辯護，他們自然不高興。你就把自己說成是「反革命」又怎麼樣？難道真的就成了反革命？他如此這般地自污最後並沒有得到諒解，還是被定為「三種人」，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對如此嚴厲的處分，他根本就不應該簽字承認，但他卻順從地簽字承認。他的玩世不恭給自己帶來的永世不得翻身的惡果。
第七種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冷眼向洋、若即若離的逍遙型。這一派在「文革」中人數較多並且越來越多。這一派的骨幹分子是專業人員中的非工農、革干出身的人，普遍讀書較多，學問做得較出眾，被黨員和積極靠攏黨組織的人認定為走「白專」道路的人。在運動中，他們既不造反，也不老保。從不旗幟鮮明地展示自己的立場，那派當權就隨那派活動，在不斷翻轉的派系鬥爭中，一些投機色彩濃重的人物，總是處在「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隊，做不完的檢討流不完的淚」的狀態下，而他們卻沒有這類煩惱，因為他們總是在大勢不定時沉默，在大勢已定時表態，從不表現慷慨激昂、大義凜然。這一派人很為造反派積極分子和保皇派積極分子看不起，認為他們不關心國家大事，將他們歸入於落後人群。其實，這些人是最聰明最理智的群體，也是在「文革」中最少受害損失最小的群體。他們一開始就較清醒地認識到「文革」的荒謬之處，頭腦冷靜，拒絕狂熱，堅決不趟渾水，採取可貴的明哲保身之策。這些人中又分幾個層次。一部分高研，在被批判一陣之後，輕鬆走入這一群體，隨波逐流，隨遇而安，繼續讀書做學問。一小部分中青年，充分利用別人「幹革命」而自己餘暇多多的機會，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認真讀書，沉潛思考，在學問上孜孜以求，厚積薄發，「文革」後很快在學術上展露頭角。也有一部分人刻意經營小家，打家具，逛市場，收購文物，將小日子過得滋滋潤潤。運動過後，那些拼命投入「文革」，特別是造反派的人們才恍然大悟：最聰明的是這些逍遙派，最愚蠢的是自己這些「造反派」，因為他們除了遍體鱗傷外，什麼也沒有得到！
歷史所逍遙派中有幾個典型人物。
高研中的楊向奎、張政烺、胡厚煊、賀昌群、謝國楨、王毓銓、魏明經是他們這一層次的代表。他們在運動中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儘管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大會小會挨過幾次批鬥，也戴着帽子在學部大院游過一兩次街，但很快處於寬鬆閒置狀態，人身自由基本上不受限制，可以讀自己願讀的書，思考自己有興趣思考的問題。「文革」結束後，除早逝者外，不少人在業務上取得進展，出版了一批專著。
中青年中的逍遙派以李學勤、張豈之、陳高華和王增瑜為代表。他們雖然出身於非勞動人民家庭，但屬於解放後國家培養的大學生，作為業務尖子一直被看重。他們基本上沒有受到衝擊，他們既不整人，也未挨整，與兩派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除了參加必要的活動外，他們將主要精力用於讀書，認真鑽研業務。與積極投入運動的人相比，他們基本上沒有荒廢學業。由此與同輩在業務上拉開了較大距離。「文革」結束以後，他們很快成為各自領域的領軍人物，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學術著作，發表了數量可觀的有影響的論文，以驕人的業績成為蜚聲中外的學者。何兆武先生儘管遭受天外飛來的橫禍，因與朋友的一次私人談話而罹難，但他基本上屬於逍遙派。除了在罹難期間遭受屈辱外，他大部分時間還是能夠閉門讀書，沉潛思考。他在「文革」後經歷了自己生命的輝煌期，以眾多高質量的論著贏得了中外學術界的讚譽。
在十年「文革」中，真正有眼光、能自持，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自己命運的人是這些逍遙派。他們以自己的理性、睿智、勤奮、執着，證明自己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第八種是挖空心思的整人專業戶型。這批人大都有着黨員的頭銜，在歷次運動中有着出色的表現，他們對運動有特殊的偏好和執着，仿佛為運動而生，為運動而活，一遇運動，即如春水充溢池塘時的青蛙，咯咯而鳴，興奮不已。他們特別熱衷運動，擅長在運動中緊跟上級步伐，能夠創造性地整人，無中生有地辦案。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這些人的才能和智慧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他們硬是把沒有「五一六」一兵一卒的學部整成「五一六」的操縱者、組織者、黑據點、大本營，硬是讓文弱書生編造出進行「反革命政變」的計劃，讓他們成為進攻中南海、綁架毛主席的突擊隊。在真相已經大白於天下的情況下，他們仍然揪住無辜者不放，硬是給無辜者憑空加上幾多莫須有的罪行。他們明知道自己在製造冤案，但依然昧着良心製造下去。他的名言是：「什麼真的假的，給你戴上帽子就是真的！」
第九種是以個人利益為中心，觀風色、察動向，隨時轉變立場、改換門庭的變色龍型。此類人物雖然少之又少，但卻是運動場上最活躍的一小撮人。他們在造反派失勢挨整的時候，追隨當權派，上竄下跳，打擊迫害被整者。在批鬥會上，聲嘶力竭，口沫四濺，上綱上線，調子唯恐不高，帽子唯恐不大，必欲置造反派於死地而後快，以此向當權派獻上自己的忠誠，目的是從當權派那裏得到好處。待到造反派翻身，他們又以最快的速度轉過來，向造反派輸誠，說自己也是受當權派迫害，一直暗中站在造反派一邊。在批鬥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的會議上，同樣是聲嘶力竭，口沫四濺，上綱上線，甚至動手打被批鬥者一個耳光。造反派雖然了解他們的品性，但也對他的積極性予以認可，給他工作機會，發揮他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長，時勢翻轉，造反派再次失勢。他們又最快轉變，大殺回馬槍，反戈一擊，與造反派劃清了界線。然而，他想再次取得當權派的青睞已經相當困難，不過，他不氣餒，有耐心，不斷貢獻造反派的罪行材料，得到當權派的再次利用。待到清查「五一六」，他們也不能倖免。為了儘快脫出困境，他們會最早坦白交待，不僅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而且揭發大量「五一六」罪行，編造出天方夜談式的「五一六」神話，成為落實政策的典型，最早獲得解放，使自己的處境得到改善。這種人毫無節操，唯利是視，其行動猶如伊索寓言中的蝙蝠，在鳥獸中不斷轉換類別。他們身上展示的人性之惡、之劣、之卑、之鄙、之可憐和可笑，都具有恩格斯所說的「這一個」的典型性。
「文革」是人性展示的大舞台，幾乎每一個人都無法逃避展示。所謂「觸及靈魂的大革命」，從這個意義上說，庶或近之。
摘自孟祥才：《學部「文革」親歷記》，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9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