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以為宋朝是女性社會地位開始下降的時代，但考察歷史，宋代女性的地位絕不是人們想像的那麼低，甚至可能在歷代王朝中，宋朝女性的地位是最高的。我們可以列舉出一些指標來衡量、評判，比如女性的財產權、離婚的權利、改嫁的權利等等。
宋代家庭分家，按照當時的風俗與法律的規定，要分給女兒一部分財產，「在法：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這部分財產，通常叫做「奩產」，即以辦嫁妝名義給予的財產。女兒所得的奩產，一般為兄弟所得的一半。因為法律與習慣法明確了女性的財產繼承權，甚至出現了女子為爭家產將兄弟告上法庭的事情，「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訐於庭府，以爭嫁資」。
宋代有這樣的風俗：兩個家庭結成姻親，在議婚、定親的階段，女方要給男方送「定帖」，除了寫明出嫁的是第幾個女兒，以及她的生辰年月日，還要「具列房奩、首飾、金銀、珠翠、寶器、動用、帳幔等物，及隨嫁田土、屋業、山園等」，此處具列的就是隨嫁的奩產。富貴人家的奩產是非常驚人的，如理宗朝時，一位姓鄭的太師給女兒的奩產是「奩租五百畝、奩具十一萬貫、締綱五千貫」；有個叫做虞艾的人，「娶陳氏，得妻家標撥田一百二十種，與之隨嫁」；比較常見的奩產應該是十畝田上下。
奩產隨出嫁的女子帶入夫家，「在法：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又法：婦人財產，並同夫為主。」即法律規定，女子隨嫁的奩產，名義上為夫妻雙方共同財產，並不歸夫家所有，夫家分家析產時，奩產不可分。實際上，奩產的所有權與處分權，都歸女方掌握，女方可以拿出來奉獻給夫家，也可以自己保管。丈夫如果索要妻子的奩產，往往會被當時的風俗所鄙視。以後假如夫妻離婚，或者妻子改嫁，女方有權帶走她的全部奩產。
宋人袁采觀察到，丈夫「作妻名置產，身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亦多矣」。意思是說，宋朝有很多已婚男子，因為不願意以後分家時被兄弟分去財產，便以妻子的名義添置產業，後來不幸去世了，妻子以這些產業是她所有為由，在改嫁時全都帶走了。袁采講這一社會現象，是為了忠告家人，千萬不可干借妻名置產的蠢事。不過袁采的話恰好從側面證明了：宋朝女性改嫁，是有權利帶走屬於她所有的財產的。宋朝的法律也保護女性的這一權利。一旦發生奩產紛紛、鬧上法庭時，以前定親時的「定帖」，妻子可以拿出來作為自己主張財產權的證明，這有點像現代的「婚前財產公證」。而在宋朝之後，女子就喪失了這種處分自己財產的自由了。
那麼宋朝女子能不能夠提出離婚呢？如果我們以為古代只有丈夫單方面的「休妻」，而沒有雙方都同意的離婚，那就想錯了。古代也有離婚，法律上叫做「和離」。在宋代，在宋代，和離並不是什麼稀罕事，婦女主動提出離婚的訴訟也不鮮見，以致宋人應俊感慨說：「為婦人者視夫家如過傳舍，偶然而合，忽爾而離。」
來看幾則宋代的離婚案例：龐元英《談藪》記載：「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乃適詠。」這是因夫妻感情不和（不相得）而離的婚。
李廌《師友談記》記載：「章元弼頃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寢陋，嗜學。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觀忘寐。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這是妻子因為丈夫長得醜、而且冷落了自己而提出離婚。
王明清《玉照新志》記載：「鄭紳者，京師人，少日以賓贊事政府，坐累被逐，貧簍之甚。妻棄去適他人。」這是妻子嫌棄丈夫貧窮而主動離婚。
洪邁《夷堅志》記載：唐州有個叫王八郞的富商，在外面包了個二奶，嫌棄結髮妻子。妻子「執夫袂，走詣縣，縣聽仳離而中分其貲產。王欲取幼女，妻訴曰：『夫無狀，棄婦嬖倡，此女若隨之，必流落矣。』縣宰義之，遂得女而出居於別村」。妻子拉着丈夫到公堂鬧離婚，法官准離，並判妻子可分得一半家產，獲得女兒的撫養權。
宋朝的法律也保護婦女主訴離婚的部分權利，如「不逞之民娶妻，紿取其財而亡，妻不能自給者，自今即許改適」，意思是說，丈夫若沒有能力贍養妻子，妻子有權利離婚；「夫出外三年不歸，聽妻改嫁」，丈夫離家三年未歸，妻子也有權利離婚；「被夫同居親屬強姦，雖未成，而妻願離者，聽」，妻子被夫家親屬性侵犯，也有權利提出離婚。這是前所未有的法律對女性離婚權的承認。
不過古代畢竟是男權社會，離婚需要丈夫寫一道「放妻書」，作為法律上的憑證。唐宋時代的「放妻書」寫得非常溫文爾雅，來看一道敦煌出土的「放妻書」：蓋聞伉儷情深，夫婦語義重，幽懷合卺之歡，念同牢之樂。夫妻相對，恰似鴛鴦，雙飛並膝，花顏共坐，兩德之美，恩愛極重，二體一心。共同床枕於寢間，死同棺槨於墳下，三載結緣，則夫婦相和。三年有怨，則來讎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為後代增嫉，緣業不遂，見此分離。聚會二親，以求一別，所有物色書之。相隔之後，更選重官雙職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韻之態。械恐舍結，更莫相談，千萬永辭，布施歡喜。三年衣糧，便獻柔儀。伏願娘子千秋萬歲。時×年×月×日×鄉百姓×甲放妻書一道。
這不是某一個讀書人寫的「放妻書」，而是流行於敦煌一帶民間通用的「放妻書」樣本。夫妻好聚好散，相離不出惡聲，正是文明的表現。
說到宋朝的女性，許多人都會想起「纏足」。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纏足始於宋代，並被宋朝理學家推波助瀾，從纏足可見宋朝婦女深受禮教壓迫云云。但實際上，纏足並非發端於宋，唐朝時已經出現了纏足的風氣，有詩為證：溫庭筠《錦鞋賦》：「耀粲織女之束足」；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里輕雲。」從唐至宋，纏足只是流行於上層貴婦和妓女群體的風尚，社會絕大多數的女性是不纏足的。另外，宋人的纏足，指的是將女性足部纏得纖直一些，叫做「快上馬」，並不是明清時代那種變態的「三寸金蓮」。
纏足的興起，也跟宋代理學家毫無關係。我們在宋朝的理學著作中找不出任何支持女子纏足的言論。恰恰相反，我們可以看到一部分理學家是明確反對纏足的。元代筆記《湛淵靜語》說：「宋程伊川家婦女俱不裹足，不貫耳。後唐劉後不及履，跣而出。是可知宋與五代貴族婦女之不盡纏足也。」程伊川即北宋大理學家程頤。程氏家族直至元代，都堅持不纏足。南宋的車若水在他的《腳氣集》中也提出，「婦人纏足不知始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痛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這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對纏足陋習的控訴。提出控訴的車若水可是南宋大理學家朱熹的再傳弟子。
大體來說，宋代的纏足風氣，只是出於上層社會病態審美的產物，跟西歐的束腰、今日的隆胸時尚差不多。到元代時，才出現了性別壓迫的意味。如元人伊世珍的《琅環記》稱：「吾聞聖人立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里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閣之內，欲出則有幃車之載，是以無事於足也。」但在宋代，婦女並不受禁錮。
（選自吳鈎著《重新發現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