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以「藍苹」為藝名走紅上海灘影劇界的江青，曾經和多才多藝又多愁善感的著名影評人唐納（原名馬驥良），發生了一段曲折跌宕的婚戀糾葛。這場「唐藍婚變」曾經轟動一時，並廣為人知，但唐納婚變之後的人生際遇，詳知內情的人卻並不多。
困頓時江青接濟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身處絕望之中的藍苹決定離開上海，奔赴陝北。
進入延安時，藍苹即把名字改為江青。她是個不安定也不安分的女人，更是一個工於心計的女人。她曾向別人說過這樣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層板。」她的每一次愛情，幾乎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特定目的。
當她在上海鬧得沸沸揚揚、聲名狼藉而不得不遠走延安時，恰逢賀子珍與毛澤東鬧誤會，並離開延安赴蘇聯治病。這使江青有了一個難得的趁虛而入的機會，不到一年的時間，她便和毛澤東相戀，並於1938年11月結婚。
在江青離開燈紅酒綠的大上海時，唐納成了《大公報》的戰地記者。他在抗日烽火燃起之際，沿滬杭線進行了艱苦的採訪，並以筆名「羅平」發表了許多戰地通訊。
1937年12月，南京陷於日軍之手，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唐納也隨着內遷的人流到達武漢。看到當時上海影劇界群星紛紛匯集於武漢的場面，他提議組織一個附屬於《大公報》的「大公劇團」。由於唐納在影劇界幹過多年，人頭熟，又有組織才能，因而他的倡議很快得到大家的熱烈響應，「大公劇團」迅速得以成立。導演鄭君里、應雲衛和演員趙丹、白楊、金山、顧而已等人，都成為劇團的成員。
1938年夏，唐納寫出了抗日話劇《中國萬歲》，由應雲衛導演，演出後獲得了各界好評。就在此時，他愛上了話劇女演員陳璐。同年10月，他們經香港返回上海，不久生下一個兒子。
唐納雖和陳璐結合，但對藍苹卻仍然念念不忘。他為陳璐取了個藝名叫「紅葉」，據說是為了和「藍苹」相對；他還寫了一首名為《千里吻伊人》的歌詞，據說也是為藍苹而寫的。
1942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唐納離開上海赴重慶。陳璐和他們的兒子則留在了上海，後來陳璐改嫁給了一個鹽商。
唐納到重慶後，曾在應雲衛的中華劇藝社工作過，勉強有碗飯吃。但不久因劇社解散，唐納一度失業陷於困苦之中。他的心境極其苦悶，再次企圖自殺而未遂。
此時身在延安的江青，不知道通過什麼途徑打聽到了唐納正處於潦倒窮困之中，於是每月從延安托人捎送10元錢接濟他。每當收到這筆錢，唐納必先從中抽出1元，和其它貧困的知交好友聚首「打牙祭」，權當在困難中相濡以沫，苦中作樂。
1944年，唐納在重慶成立了「中國業餘劇社」，自任社長，馮亦代任副社長。劇社成立後，因上座率不佳而很快解散，唐納又陷於困頓之中。直到抗戰勝利前夕，唐納才憑藉他流利的英語找到了稱心如意的工作。他受英國駐華大使館聘用，進入該館新聞處工作，由此得以從困苦中解脫出來。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應蔣介石邀請，赴重慶談判。沒過幾天，江青也藉口「牙疼」要求到重慶治病。
毛澤東對江青此行，最初並不贊成。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雖然勉強同意了，但說好了一個條件，即不允許江青在重慶公開露面。
拒見江青卻晤毛澤東
不允許江青公開露面參與政治活動，這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當年7月初，中國民主同盟和國民黨的6位參政員到延安參觀訪問時，其中的中國青年黨領袖之一左舜生，曾向毛澤東提出想見見江青的要求，當即被毛澤東婉拒。左舜生對此頗感「遺憾」，他在從延安歸來所寫的《記民主政團同盟延安之游》一文中，這樣寫道：「我本來向毛澤東提議，要見見他的藍苹，但毛說她生病，不能見客。7月5日那天，我們離開延安的時候，毛帶着一個七八歲的女兒來送我們，兩隻活潑美秀的眼睛，看樣子似乎和我在戰前見過一次的藍苹有點像，可是藍苹本人依然沒有來。『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當我們的飛機起飛以後，我還是感到這是此行的一點遺憾。」
以上左舜生提到的「一個七八歲的女兒」，確是毛澤東和江青所生，其實當時只有5歲。毛澤東帶着女兒為客人送行而不讓江青公開露面，大概是不願左舜生回重慶後張揚他和江青的婚姻。
江青到重慶後並未和毛澤東在一起，而是和女兒李訥共同住在張治中的桂園內。此時的江青，心情很激動，特別是當她聽到張治中手下的一名內勤說了一句「她比宋美齡漂亮」的贊語後，更是興奮了好幾天。但遺憾的是，她卻不能像宋美齡那樣在各種公眾場合出頭露面，無法在記者們的照相機鏡頭前展現風姿。
江青不明白毛澤東為什麼不許她公開露面，但她畢竟是一個有強烈好勝心和炫耀欲的女人，在難以公開露面的情況下，她竟然悄悄地背着毛澤東，打電話秘密約見唐納。不料，江青卻未得如願。也許她還不知道，此時唐納不僅已從生活的困境中解脫出來，而且在感情上也已另有所愛。據唐納事後對人說，江青秘密約見他時，他對江青的舊情「已經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經今非昔比，見她會惹事生非。
不過，唐納雖然拒見江青，卻出人意料地見到了毛澤東，而且毛澤東還對他說了一句話。這是唐納一生中跟毛澤東惟一的一次短短的會面，對於當時的情景，他在數十年後仍然念念不忘、記憶猶新。
1984年9月29日下午，寓居巴黎的唐納與從台灣來訪的一位老朋友談話時，曾經說到：「毛澤東到重慶的那一年，我仍在重慶。有一天，我接到張治中（當時是政治部部長）一張請帖，是在他家裏開酒會，說明是歡迎毛澤東。當時我很奇怪，何以有我？雖可能酒會後看戲，但看的是『平劇』又非話劇，無論如何輪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種好奇心理也去了。當主人介紹我與毛澤東相見時，說：『這位就是當年的唐納！』毛澤東一面顯得驚訝，一面緊握我的手瞪大兩隻眼，說道：『和為貴！』因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過。」
邀請唐納參加歡迎毛澤東的酒會，到底是不是有人特意做的安排，人們不得而知。而且，即便對於當事人唐納而言，也不明白「何以有我」。他之所以去見毛澤東，是因為「抱一種好奇心理」，而且持有請帖，名正言順。而毛澤東短短一句話，則不僅使他略顯慌亂和尷尬，也給他留下了另外一份更難琢磨的「好奇」。
實際上，毛澤東的一句「和為貴」，可謂將家事、國事一語雙關，既道出了他和唐納猝遇時的機智和幽默，也說明了他是知道江青以前的婚事的。
在和陳璐分手後，唐納在數年中一直獨身，忙於寫作。1945年上半年，他才在藍苹、陳璐之後，愛上了女演員康健。他們一度在重慶打得火熱，但在抗戰勝利後，不知何故又告分手了。
感情終有歸宿
在抗戰勝利後不久，唐納又回到了上海。在《文匯報》總編、友人徐鑄成的邀請下，他辭去了英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的工作，轉而出任《文匯報》的副總編。
1947年8月，美國總統特使魏德邁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唐納應邀出席。當時，《自由論壇報》的一位女記者引起了他的注意，令他頓生愛慕之情。這位女記者是國民政府前駐法大使陳菉的三女兒陳潤瓊，她操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也很純正，談吐非凡，舉止端莊，堪稱才貌雙全。
唐納對陳潤瓊一見傾心，而陳潤瓊卻沒有很快響應。於是，唐納開始了一番苦心孤詣的瘋狂追求。1949年，陳潤瓊赴香港工作，唐納也調往出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1949年2月，陳潤瓊去美國到聯合國工作，唐納也隨着到了美國。他先在《紐約日報》供職，後又到聯合國的一家中文印刷廠工作；1951年，陳潤瓊前往巴黎，唐納照樣跟蹤而去。
唐納如影隨形，緊盯不舍，而且每天都給陳潤瓊獻上一束花，同時送上一封用蠅頭小楷端端正正寫成的情書。
這一份痴情，使陳潤瓊深受感動。漸漸地，她發覺唐納不僅富有才華，而且為人善良，極重感情。1951年，陳潤瓊終於答應了唐納的求愛要求，兩人在巴黎舉行了婚禮。從此，唐納的感情才最終有了真正的歸宿。
在巴黎，這兩位記者棄文從商，開起了飯店。從最初的「明明飯店」，到後來的「京華飯店」，再到「天橋飯店」，生意日益興隆，越做越紅火。
唐納和陳潤瓊結婚後，生有一女，取名為馬憶華，其含義不言自明，乃想念故國之意。
一向重感情的唐納，不僅對所戀之人一片痴情，而且對生養自己的祖國同樣是赤子情深。他後來之所以會離開上海遠赴海外，一方面和他對陳潤瓊女士的愛戀之情有關，另一方面還有一層難言的隱衷。
這層隱衷，在唐納於1949年2月初從香港寫給上海的鄭君里的一封信中，說得很明白：「大陸眼看就要解放，實現了我們的願望，《文匯報》的同仁都是『青春結伴好還鄉』，惟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戰時，阿苹曾秘密到重慶治牙，還打過電話約我在『凱歌歸』酒家見面，我斷然拒絕了。在我這個方面，已經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說我『鴛夢重溫，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現在很認命，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愛過阿苹，我曾經為她的出走幾乎自殺；也沒有一個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麼都下得了手。別了祖國，別了上海，別了青春，別了朋友……『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是一封和着淚水寫成的信，傾吐的無疑是唐納的肺腑之言。事實果然不出所料，在江青榮登「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寶座之後，唐納的知交好友鄭君里、趙丹等人紛紛受到無情迫害。而唐納幸虧遠在海外，「旗手」鞭長莫及，才使他免遭毒手。
直到「文革」結束後，唐納才得以多次返回中國大陸，幾度重遊上海，撫今思昔，感慨萬端。不過，他每次回來都行蹤秘密，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僅限於走訪幾個當年的親密朋友而已。
緣於唐納和藍苹曾經有過的那段關係，身居巴黎的唐納經常碰到不速之客的造訪。就連一位曾被江青視為她自己的「斯諾」、在江青授意下為其立傳的美國作家維特克，在得知唐納隱姓埋名於巴黎的消息後，也難抑心中的好奇和激情，專門兩次前去登門拜訪，並提出願以20萬至30萬美金為酬，與他合作寫江青。但維特克的這一要求，被唐納堅決拒絕了。
曾有海外報紙刊登消息說，唐納為招徠顧客，在自家開設的飯店二樓舉辦過江青照片展覽。唐納對此斷然否認。他坦誠地說：「我這個人，不但不念舊惡，而且一旦絕交，也是不出惡聲的！」
唐納晚年曾計劃寫一部自傳，為此他曾托人尋找自己當年在濟南寫給江青的那封長信，以及江青當時寫給他的兩封信，尋找當年各報的報道。但是他雖然幾度提筆，卻在未能寫出這部自傳時便被病魔纏身了。1988年，唐納因肺癌病逝於巴黎，享年74歲。
摘自《文史春秋》2008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