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外交雖然漸行漸遠，兩國政治最近卻出現了一種奇異的隨機同步現象。上周（3月10日），美國眾議院以零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了新冠溯源情報解密法案，中國剛剛閉幕的全國人大會議則全票通過了包括國家主席在內的領導人"選舉"，最終以2952票贊成、無異議通過了 中共領導人的第三任期。
美國眾議院的最新表決結果是罕見的，是從奧巴馬政府轉向亞太、川普政府期間中美貿易戰和新冠疫情以來中美關係連續惡化、朝野兩黨取得對華政策高度共識的發展。
而中國人大的最新表決，則是中國式"全過程民主"的最新結果——在過去十年逐漸清除了黨內不同派系、黨外反對者和公民社會之後，最終連形式上的人民代表的反對票也被徹底清零。這種沒有一票反對和棄權的"清零政治"，可謂三年新冠疫情期間的"動態清零"政策的繼續，未來政局發展似乎也難脫"動態清零"的結局。
換言之，太平洋兩岸兩院的表決，都在以形式上的共識但是截然不同的民意機制，向本國人民也向對方表明兩種清零的態度：一種是對掩蓋真相的零容忍，另一種是對任何異議的零容忍。這當然意味着兩種"民主"制度的PK（對決），對前者來說，是民主的自我保衛；對後者來說，則是權力的絕對主義。
不過，中國的清零政治發展到如此登峰造極的程度，只為了權力的加固，且面對着太平洋另岸同樣決絕的競爭，恐怕不會有人再懷疑，中美兩國已經正式朝向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道路加速狂奔。
當然，未來或許是漫長的，由緩和與緊張交替並存的和平競爭所主導。但是，太平洋地區一場巨大的危機由此展開。對中國來說，如果把幾個月前"動態清零"政策的轟然倒塌作為前車之鑑，維持這種清零政治本身就是不可持續的，它的絕對主義和對抗性所包含的危機，才是中國面對的最大挑戰。
它的主要問題，幾乎和動態清零政策的問題一樣，因為它所要求的一個全票通過、一致同意的"全過程民主"是一種成本巨大的花瓶民主，如果還能在最低限度的意義上稱之為民主的話。這裏的成本既是體制性的政治成本，也意味着代價可觀的社會成本，還包含着加劇中美關係互不信任的巨大風險。
首先，這種"全過程民主"的真諦不在於操縱選舉，而是屏蔽真正的政治代表機制，也閹割了江、胡時代將人大會議從毛時代的橡皮圖章變成的多元利益綜合體，代之以近乎純粹的馴服官僚集團。在各地黨政主官代表超過60%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來自其他階級的代表也都是官僚-精英集團的成員，市場經濟-改革開放時代的央地和派系之間的交換與平衡變成了效忠與利益之間的簡單平衡，政治失勢集團和群體被擱置，風險巨大。
這樣的代表體制是極其脆弱和不穩定的，既不能同時實現既要又要還要的多重目標，譬如追求改革、開放、穩定的不可能目標，又在精英集團內部不斷分化，製造着新增的邊緣化群體。結果之一，就是政治承諾必然不斷破產，逐漸將人大代表之外的所有人，中國社會的第二等級和第三等級，統統變成潛在的挑戰者。
其次，在付出巨大的體製成本維繫這點形式上的全票通過，可能只有所謂新舉國體制的極權主義體制才能做到，其成本之高只可能每五年一次性、以不計成本的方式才能做到，未來五年的施政固然可以不在乎全票通過的表面一致性，但是卻意味着五年以後的新一屆人大代表和國家主席選舉面臨更大的壓力和成本，這種棘輪效應帶來的風險是確定的，卻也是自殺性的。
在難以承受的"全過程民主"的高昂成本之下，五年後的習近平政權面臨的將是一個更為孤立的代表群體，這個群體中只要出現一個反對票，就可能令"全過程民主"陷入困境，而這種情形幾乎不可避免。譬如說1989年12月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在公開講話時面對的噓聲，隨後而來的多米諾骨牌倒塌將會重演。
另一方面，這些潛在風險和遞增成本都將迫使 中共領導人在未來五年任期屆滿之前就採取激進行動，例如針對台灣的"解放戰爭"，並且不惜以對日、美開戰的方式擴大內戰，以普京式的機會主義在"民族復興"的名義下謀求武功，鞏固自身地位。如果只是以此製造事端創造緊急狀態的理由，在保持低烈度衝突的條件下避開形式選舉，或許還可能成功；但若野心過大，勢必陷入類似烏克蘭戰爭的泥沼，甚或更糟糕，畢竟新太平洋戰爭的結局可能提早終結中共的統治。
而這一切，都是"全過程民主"的棘輪上緊後進入加速通道的結果，再也沒有什麼黨內外的力量能夠減緩或者改變這一進程。 中共領導人將為自己的"全過程民主"付出戰爭的代價，而且是自我的被迫選擇，如同上一次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整個軍國主義力量所陷入的困境。
不過，也許正因為這種迫近D-Day（作戰日）的節奏，近乎今天中國的人大代表以及所有國民感受到的"全過程民主"的壓力之大到了無法承受的臨界狀態，中國社會的第二、第三等級都可能出現法國大革命一般的反抗。那是總危機到來的時刻，也是今天中國人大會議上全票通過的剎那所註定的結局，如同2020年2月武漢封城一刻所註定的三年後的悲劇。
江楓
上海政治學者。由於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作者使用的是筆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