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評論認為，今天的出身論甚至不如文革時期的出身論「進步」，後者還嘗試對社會秩序進行革命，而今天的「清白」中國人有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底色，他們想維護的是一個和權力高度重疊的公務員階級。
兩會前夕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執勤的警察
今年中共兩會前夕，政協委員周世虹接受採訪時建議，取消對罪犯子女考公務員的限制，卻在輿論場招來了大量反對聲音。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誰是最「清白」的中國人？——出身論捲土重來，宗法社會還會遠嗎》，作者賈素之指出，對中國的法治狀況有清醒認知的人，必然會知道，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審規則，更容易傷害到弱勢階層，而非特權階層。
文章指出，一人犯罪，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審規則如此受公眾捍衛（甚至超過了政審事實上的嚴厲程度），正是新時代的「出身論」在還魂。人們找了很多理由為「出身論」辯護：犯罪所得惠及子女，對受害人的子女不公平，家庭教育很影響人等等。但無論如何，最重要的事情是劃清一條界限，界限內的人是清白的，界限外的是有污點的。究其意思，「清白」側重的不是品行上的高尚，而是簡單可追溯的、沒有不良紀錄的履歷。「清白」的反義詞是「複雜」而不是「卑劣」。
作者認為，某種程度上講，今天的出身論甚至不如文革時期的出身論「進步」，後者還嘗試對社會秩序進行革命，而今天的「清白」中國人有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底色，他們想維護的是一個和權力高度重疊的公務員階級。價值已經沒有任何被討論的空間，觀念或意識形態的爭論並不是社會矛盾的重點，今天的輿論衝突的背後，有一種共通的東西，即血緣被視為社會秩序和權力結構中最核心的部分。換言之，今天中國社會沒有價值觀的拉扯，而是價值觀的缺失，正在發生的衝突，是宗法社會的一個階層在嘗試驅逐另一個階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