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叫簡代霖，1939年考入中央政治學校（1946年改為政治大學）學會計。不要學費是父親考這個學校的主要原因。該校為國民黨培養文職幹部，相當於中共中央黨校，名譽校長是蔣介石。進入這個學校的學生都必須加入國民黨。
解放前父親先後在銀行、學校、偽政府工作，做過天津市偽政府會計處的科長。稱國民黨政府為「偽政府」是毛時代的規定，我填家庭出身都得這樣寫。我有很長時間感到不解：如果國民黨政府是偽政府，那麼中國有21年，從1928年到1949年，是沒有真政府的。解放後父親先後在西南貿易部和成都商業學校工作，1957年在成都商業學校任教師時被打為右派分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1962年，4年勞動教養結束，要摘帽解除勞教的時候，管教幹部卻告訴他，他沒有被打成右派！我父親問究竟是怎麼回事，管教幹部說給他查一查。一查發現，他是歷史反革命，不是右派。我父親問：「我怎麼被定成歷史反革命的？」管教幹部說：「你在舊社會幹了七八年，哪會不牽掛上一點。」父親問「牽掛上」了什麼，他們不告訴他，也不給他認定歷史反革命或右派摘帽的文件。
那麼父親的問題的本來面目是什麼呢？原來，1956年審干時，父親頂撞了學校領導。1957年反右，領導決定報復他，想把他打為極右，這樣就可以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於是多次召開批判會，要父親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實。父親看如果不把這一切莫須有的罪名都招認了，是過不去關的，於是索性心一橫，你們說什麼我都認下，於是被定為極右分子。報告打上去，還沒等上級批准，領導就急急忙忙宣佈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結果，因材料實在不足以打成極右，沒被批准。可是領導不願意糾正，還是開除公職，送了勞教。4年勞教結束，檔案里沒有打成右派的批文，領導只好找一個歷史反革命的罪名搪塞，繼續加害他。1979年成都商業學校改正他的問題時，又因沒有歷史反革命的公文依據，只好仍然按照右派改正。就這麼荒唐！
4年勞動教養期間，父親在四川會理鉛鋅礦採礦，在內江-昆明鐵路工地修鐵路。那時正「三年自然災害」，吃不飽，別人偷食堂的紅薯，他不敢，怕不能摘帽。解除勞教後，他沒有工作，全家5口人只靠母親的53元工資。有時出去「打工」，干點兒重體力勞動，收入微乎其微，後來就專門在家做飯。他一輩子從事時間最長的工作就是做飯，做了17年飯。
我們姐弟妹三個，受黨的教育，在思想上和他劃清界限，不和他多說話。他也很小心，不敢管我們的生活、學習。他覺得自己沒有資格，覺得自己已經連累了我們，擔心自己對兒女施加反動影響。右派家庭的天倫被破壞殆盡。母親作了21年右派家屬，獨自撫養子女4年，以微薄的工資養家。我們姐弟妹三人作了21年狗崽子，上學只能讀到初中，就業是最差的工作，當知青難以返城。
改正的時候，成都商業學校給父親補發了700元工資。他給我母親200元，給我們姐弟妹三人每人100元，算是我們被連累的補償。我姨媽在最困難的年代每月給我們家寄5元錢，餘下的200元給了我姨媽，算是對她的感謝。1998年4月父親去世。彌留之際，我趕回重慶照顧他。他表示願意捐獻遺體，但我母親不同意，沒有捐成。去世後，他的朋友問我：「你父親有遺憾嗎？」我說沒有。父親曾經說：「我總吃了20年的安泰（不勞而獲）。」改正之後他享受了20年的退休待遇。
父親的情況不是孤例。與他一起勞教的一個人，4年勞教結束之後也被告知沒有被打成右派。四川省話劇團有個姓王的演員，也是這種情形。上海師範大學一位老師告訴我，他認識的一個右派，1979年改正時發現沒有被打成右派，原單位為了名正言順地改正，就又把他現打一次右派！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三期，2010-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