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工人正在新疆庫爾勒的棉田裏采棉花。(FREDERIC J. BROWN/AFP/Getty Images2006-10-19)
1970年4月，文革中的紅色恐怖登峰造極。李金和他初中時的老師張樹人，為了逃避一打三反的政治迫害，從塔里木荒原上的一個國營牧場向烏魯木齊逃亡。那時南疆尚無鐵路，他們坐班車途經庫爾勒，當晚住在庫爾勒汽車站候車室。班車到達庫爾勒車站時，離天黑尚早，張樹人呆在候車室休息，照看簡陋的行李，李金就到車站附近的街道上轉游。突然，他看到牆上有一張新貼出來的佈告，一些人圍着看，他也走上前去看。
這是巴音廓楞蒙古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貼出的一張佈告。佈告上大約有20多人被判處死刑，每個被判處死刑的罪犯的名字都被劃上一道血淋淋的紅槓槓。第一個被判處死刑的罪犯名叫徐長生，四川長壽人，25歲。佈告上說，該犯系盲流出身，在博斯騰湖打魚為業，其罪狀是撕毀了一張毛主席像，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文革後，李金在一篇文章中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我的腦子『轟』的一聲，就像晴天起霹靂，立刻把我震懵了。這個年輕人我認識，我們有過一兩次交往。文革初我也曾流浪到博斯騰湖，在湖中打魚割葦抓水老鼠，因而認識一些在博湖謀生的盲流。這個徐長生，為人忠厚，仗義，怎麼會有意撕毀一張毛像而被判處死刑呢？一個年紀輕輕的活生生的生命，就因為這樣一件事被隨意槍斃了。他才25歲，正是生命的黃金季節啊！」
接着看下去，佈告上所有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幾乎都是在博斯騰湖打魚割葦捉水老鼠謀生的盲流。其中一部分人，李金都見過，認識。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罪犯，沒有一個有殺人放火，行兇搶劫，或顛覆政府的確鑿罪行。他們的罪名幾乎全是因為說了幾句對現實不滿的話，就隨便找個藉口，處以極刑。其中有個姓杜的，名字李金記不起了，是四川人，也是在博湖打魚、賣魚為生，判處他死刑的理由是他的一個舅父是國民黨軍官，一個姑父是右派分子，社會關係非常複雜，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以社會關係複雜而判人死刑，全世界恐怕絕無僅有。這張佈告上所判的幾十人，全是這種莫須有的罪名。
其中有一位四川自貢人，叫羅緒剛，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僱工剝削。他在大河口（開都河流入博斯騰湖入口處）打魚，兩名從關內進疆的盲流小伙來投奔他。出於同情，他收留了這兩個盲流，就被安個僱工剝削的罪名。
這張佈告給李金打下終身難忘的烙印，眼睜睜看着自己認識的一些人被無緣無故地殺戮，他只覺得自己實實在在是生活在非人間，生活在人間地獄。
博斯騰湖是新疆戈壁荒漠中的一個大淡水湖，位於和碩、焉耆、尉犁幾縣之間。湖區面積近千平方公里，相當於一個新加坡和兩個澳門。湖中煙波浩淼，蘆葦叢生，幾十個大小島嶼散佈其中。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在那場舉世罕見的大饑荒中，關內大批盲流逃亡到新疆謀生，許多人就逃到當時還相當荒涼、人跡罕至的博斯騰湖，以打魚割葦捉水老鼠為生。文革時又有許多內地逃亡到新疆的盲流，為了躲避公安部門、造反組織和收容站的抓捕，陸續聚集到博斯騰湖。他們藏身在蘆荻叢生的小島上，劃着卡舨（獨木舟），或捕魚，或割葦，或捉水老鼠，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當時全中國階級鬥爭白熱化，這兒是盲流的樂園。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掀起空前慘酷的紅色恐怖，當局決心端掉這個盲流樂園。他們調集正規部隊、兵團值班連和沿湖各縣的公社民兵，利用冬季博湖結冰的機會，對整個湖區進行大包圍，大搜捕。據傳公安部門發現湖中有敵特的電台活動，當局判斷那裏隱藏着蘇修特務或美蔣特務。興師動眾大搜捕的結果，一個蘇修特務、美蔣特務也未抓獲，抓的全是在湖中打魚割葦抓水老鼠的盲流。這些無辜的盲流成了美蔣特務、蘇修特務的替罪羊，當局隨便找個莫須有的罪名任意殺戮判刑。
李金說，「當年發生在博斯騰湖的慘絕人寰的盲流大捕殺已過去四十多年了，當年那張草菅人命、濫殺無辜同胞的佈告卻刻骨銘心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時時在我眼前出現，讓我寢食不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贊尼辛《古拉格群島》的開篇題辭說：『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為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一切，沒有想起一切，沒有猜到一切。』我是僥倖逃脫被捕殺命運的進疆盲流倖存者，我有責任把我所見所聞所歷的告訴後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