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為慶祝中共建政70年舉行的閱兵式上展示的中國車載東風17型彈道導彈。
中國的尖端武器裝備近年來快速進步，質量大幅提高。美國知道中國的這種進步很大程度上是依賴美國的技術和知識，但是,分析人士認為美國爭取阻止中國盜竊美國技術和知識的努力並不成功。
中國尖端武器依靠美國技術
2023年2月2日美國軍事現代化中心總裁兼總編輯克里斯·奧斯伯恩(Kris Osborn)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幾十年的中國間諜活動如何「偷走了」美國軍事技術》。
奧斯伯恩說：「這顯然是五角大樓的一個重要關切。你可以看到他們的輕型坦克，你可以看到他們的航空母艦，平台之間存在非常廣泛的、並非巧合的相似度。」
奧斯伯恩指出，早在2014年的一份美中經濟與安全評論中，一份國會報告專門提到了中國的網絡入侵、網絡間諜活動和武器數據的潛在盜竊。多份政府國防報告都指出中國的一些第5代飛機與眾所周知的美國飛機之間的相似之處。
奧斯伯恩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美國平台的複製比公眾所理解的要廣泛得多，或者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有大量的武器平台，美國出了一個新的平台，幾年後中國就突然出現一個看起來非常相似的平台。」
研究中國核武器力量的地緣戰略分析家彼得·荷西說，前美國核力量指揮官，海軍上將查爾斯·理查德去年12月告訴美國國會，在核彈頭、遠程導彈或者遠程導彈發射器這三個領域裏，中國在其中一個領域已經超過美國。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理查德海軍上將還告訴美國國會，中國核力量大幅成長突出了兩點：一，中國具有成為世界霸權的野心；二，往往是漫不經心的由美國向中國輸出的核技術發揮了協助了這種成長的不幸作用。
中國軍車載着DF-17東風高超音速彈道導彈參加中國國慶70周年典禮。（2019年10月1日）
研究發現，中國軍用人工智能系統和核心部分的電腦晶片絕大多數由美國公司設計，在台灣生產製造。台積電製造的晶片被用於尖端武器上，例如美國最新型的第五代戰機--F-35隱形戰機，也用在中國的東風-17型高超音速導彈上。東風-17型高超音速導彈上的晶片由中國的飛騰公司利用美國軟件設計，由台灣的台積電使用美國的精密設備生產。飛騰這種晶片的直接用戶是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這個中心還有一個名稱，叫「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九試驗訓練基地（中國人民解放軍63820部隊），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是中國最大的空氣動力學研究、試驗機構。
美國政府被指措施不力
美國針對中國利用美國技術加強軍力的做法早已了解。美國政府採取的主要措施是制定實體清單，禁止美國公司向這些中國實體出口受限技術和產品。例如2021年4月8日，美國政府將飛騰公司列入被制裁的「實體清單」。
但是在此之前，據《華盛頓郵報》2021年4月的一篇報道說，「這種貿易並不違法」。儘管美國的技術，甚至產品最初交易時並沒有違反美國的法律，但是實際上這些技術和產品的最終用戶是中共軍方。這種情況說明，美國的法規並沒有有效阻止這種技術和產品提供給中共軍方。
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商務部
美國喬治敦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研究員費瑞安（Ryan Fedasiuk）2021年11月在POLITICO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指出在研究中發現有273個人工智能設備供應商向中共軍方出口美國技術和產品，但是只有不到8%的供應商出現在美國商務部的需要政府出口許可的實體名單上。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向中國供貨的公司沒有被列入美國財政部和國防部的黑名單。這說明美國在出口控制方面存在嚴重的漏洞，根本無法防止中國這樣的進口大國獲得某個技術和產品，無法阻止中國獲得這些先進的技術。費瑞安指出，目前的出口控制的主要手段是將具體的公司經過繁瑣的調查之後，列入一個個經過繁瑣手續才制定的實體清單。分析人士認為，這種方法既耗時，又耗力，而且效率低下，遠遠不能達到防止尖端技術和產品落入中共軍方之手的目的，在中國軍民融合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分析人士認為，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下，要讓民用產品企業，包括私營企業，向軍事工業和軍方提供技術支持是易如反掌的事情。這也使得中國所謂的軍民融合戰略從原來的軍工企業擴展到其他企業成為必要。而美國和西方如果想通過避免同中國的軍事工業和科研機構打交道的方法防止美國科技流向中共軍方，恐怕只是緣木求魚。
據《華盛頓郵報》2022年10月17日報道，很多美國企業仍然向中國的私人企業出售美國尖端技術或產品，使中共軍方的高超音速武器和導彈研發機構繼續獲得這些技術和產品。有一些這樣的美國公司得到美國國防部的資助。也就是說，由美國納稅人資助研發的技術和產品直接資助了中國的尖端武器研發。例如，美國的Zona科技和Metacomp科技都得到過美國國防部的資助。這兩家公司曾經把軟件出售給中國航天空氣動力技術研究院。這個研究院專門研製火箭、導彈和無人機。據兩名知情的中共軍方科學家透露，中國2021年進行的高超音速導彈測試讓美國感到吃驚，參與測試的機構之一就是這家研究院。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指出，自2019年以來，近五十家美國公司曾經向中國數十個機構出售300多件涉及美國技術的產品，最後都用於中國高超音速武器和導彈的研發。在中國軍事研究機構或私人企業的中國科學家說，諸如航空工程軟體等具有高度專業性的美國技術，填補了中國的關鍵技術空白，對於中國武器研發的進展至關重要。有一位參與研究高超音速載具的中國科學家甚至說，「美國技術處於領先位置，要是沒有這些外來技術支援，有些事情我們根本做不了，因為我們沒有相同的技術基礎。」
「脫鈎」是唯一有效措施嗎？
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伯特·斯伯丁(Robert Spalding)
美國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院斯伯丁將軍（General Robert Spalding）曾經擔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規劃高級主任和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武官。他認為，阻止中國獲得美國先進技術和產品用於增強中國的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全面脫鈎。
斯伯丁將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唯一的方法是將兩個系統完全脫鈎。我們對蘇聯就是這樣做的，然後我們通過我們的聯盟強制執行。」
斯伯丁將軍所說的這個強制執行機構就是1950年1月西方國家成立的「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也叫「巴黎統籌委員會」，專門負責針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實行禁運和貿易限制；其中的中國委員會成立於1952年。
斯伯丁將軍說：「他們在第一次冷戰期間所做的這種脫鈎。能夠合理地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方法是在社會、政治、經濟、財務上完全分離這兩個系統，並確保在自由世界和中國共產黨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因為如果中國和自由世界之間有任何關係，那麼他們就會利用這種關係，利用它來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包括技術。」
經貿利益和國家安全能夠兩全其美嗎？
在美中經貿關係十分緊密的今天，美國公司經常說，出口控制影響到他們的盈利，而且中國無論如何會到其他國家找到賣家。當然，這種說法沒有考慮到冷戰期間為什麼沒有採取這種「有效措施」，而是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全面禁止先進技術向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出口。斯伯丁將軍承認，美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不願意美中「脫鈎」。
斯伯丁將軍說：「美國公司和金融機構需要與中國的這些關係，因為中國共產黨確保互惠互利，因為他們知道影響美國政治進程的最佳方式是通過我們在金融系統中的公司，所以中國不必去遊說華盛頓，你知道，我們的公司和金融機構會代表他們遊說華盛頓。從本質上講，我們所看到的是利用經濟、金融和技術來破壞自由秩序的原則和價值觀，以及自由世界秩序。」
一個西方公司主動為中國遊說的典型例子是，2020年，瑞典政府決定禁止華為和中芯公司進入瑞典的5G市場，出面遊說政府取消禁令的竟然是華為兩個最大競爭對手之一的愛立信！原因是愛立信在中國銷售產品，在中國有一個智能手機工廠，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三大電訊公司使用愛立信的技術，愛立信在2019年的主要銷售成長是在中國市場上。對於愛立信來說，這些利益巨大，足以讓它出面為競爭對手的利益遊說。
還有一種來自一些西方學者的說法是：技術封鎖會迫使中國自己研發出這種技術，還不如讓中國依賴美國技術，以便將來容易控制。斯伯丁將軍認為，這充其量是一種沒有事實依據的宣傳，目的是永久保持現在的經貿關係，而事實顯示的結果恰恰相反。
斯伯丁將軍說：「許多從事該行業的中國人自己說，由於晶片法案，中國將進一步落後，這意味着晶片行業的晶片脫鈎，所以如果晶片，如果中國人自己說基本上他們會被困在28納米，如果這種情況發展下去，他們會倒退，那麼你怎麼能說這沒有效果？」
美國軍事現代化中心總裁兼總編輯克里斯·奧斯伯恩表示「如果有人建議縮減一些經濟和商業合作，以便加強國家安全和更好地保護美國的研究，我會認為很有道理。」
斯伯丁將軍說，自由貿易必須排在國家安全之後，因為對於美國來說，對於保護社會、文化和政治獨立性而言，國家安全更為重要。
斯伯丁將軍說：「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國家安全比自由貿易更重要。因此，有時一個國家必須暫停自由貿易規則，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