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天，蘇聯紅軍進入南斯拉夫，解放了貝爾格萊德，隨即就發生了「成批的紅軍戰士危害南斯拉夫公民和軍人的嚴重違法亂紀的行為，這些嚴重的事件為數之多，使南斯拉夫新政府和共產黨不能不視其為政治問題」，而幾乎同時進入南斯拉夫的英國軍隊，則「沒有那種違法亂紀的行為」。為了遏制這種野蠻的行為，鐵托「用非常和緩的、很有禮貌的形式」向蘇聯的軍事代表科爾涅也夫說明了事情的真相，然而，科爾涅也夫卻「用粗暴和侮辱的方式表示拒絕」，大喊大叫地說：「我代表蘇聯政府抗議對紅軍的這種造謠和中傷……」(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談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66～67頁)事實上，根據南斯拉夫公民的反映，蘇聯紅軍進來沒多久，「共發生了一百二十一起強姦行為，其中有一百一十一起是強姦後還殺了人，此外，還有一千二百零四起搶劫並傷人事件發生。」(同前，第68頁)時為南共領導人的米洛凡·吉拉斯激憤地說：「我當時所處的地位，我不能對強姦我國的婦女(而且我從來把這些行為看成是最卑鄙的罪行之一)，侮辱我們的戰士和搶劫我們的財產無動於衷，保持沉默。」他因此被蘇聯代表誣衊為「托派」。1944—1945年冬天，吉拉斯隨一個龐大的代表團，來到了莫斯科。在招待南斯拉夫代表團的宴會上，斯大林發飆了。他顢頇而失態地數落了吉拉斯一通：「他淚痕滿面地喊道：『這樣的軍隊卻受到了吉拉斯的辱罵!這完全出乎我的預料之外!我是如此熱情地接待了他!我們的軍隊為了你們不惜流血犧牲!吉拉斯本人是作家，可是他是否了解什麼叫人的痛苦和人的感情?難道他能了解一個經過幾千公里浴血戰鬥的戰士的心嗎?如果這樣的戰士和婦女逛一逛，或者拿走了某一件小東西，這又算得了什麼呢?』……他不斷地舉杯，奉承一些人，和另一些人開玩笑，和第三種人尋開心，嘲笑他們一下;他和我的妻子接吻，因為她是塞爾維亞人。然後，他又為紅軍所受的艱難困苦得不到南斯拉夫人的感激而流了淚。……他過多地提到斯拉夫人、斯拉夫民族、蘇聯人同南斯拉夫人的聯繫，最後還是回到紅軍的英雄主義、苦難和自我犧牲的精神的話題上來。」(同前，第73頁)
1945年4月，為了簽訂蘇南兩國的同盟條約，吉拉斯再次來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依然不能諒解他，很長時間裏，與他不交一言。直到有一天，在斯大林的別墅里，等到氣氛開始活躍起來的時候，斯大林才覺得可以結束與吉拉斯的「爭執」了。他倒了一杯白酒，半開玩笑地建議吉拉斯為紅軍乾杯，而吉拉斯則錯會了他的意圖，建議為斯大林乾杯。斯大林笑着用考驗的眼光看着吉拉斯說：「不必，不必，還是為紅軍乾杯!為什麼?您難道不願意為紅軍乾杯嗎?」吉拉斯喝了酒。斯大林這才問他在南斯拉夫「出了些什麼事」，就在吉拉斯解釋的過程中，斯大林打斷了他：「是的。您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嗎?您看到人的靈魂和心理狀態是多麼複雜嗎?您想一想，一個從斯大林格勒打到貝爾格萊德，在荒無人煙的土地上打仗，看到多少戰友和最好的朋友犧牲的人——這樣的人對周圍事態怎麼會是正常的呢?在如此可怕的戰爭之後，他和婦女玩一玩有什麼可怕的呢?你們把紅軍理想化了，然而它不是理想化的軍隊，就是紅軍里沒有那些刑事犯的話(這些刑事犯是我們讓他們參軍的)，紅軍也不會是理想化的軍隊。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個少校飛行員戲弄了一個女人，出來一位工程師，這位騎士要保護這位女人。少校拿起了手槍，喊着說：『你這個後方的老鼠!』就一槍把這位騎士——工程師打死了。少校被判了死刑。此事交到我這裏，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戰時我作為最高統帥有權過問這類事情，我釋放了少校，把他派到前線去作戰。他現在是一位英雄。必須懂得戰士的心情。是的，紅軍不是理想化的軍隊。但重要的是，它應該打擊德軍，而且打得很好，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同前，第85～86頁)
1945年3月，斯大林也曾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訪蘇代表團講過類似的話：「大家都在讚揚我們紅軍，是的，它應該得到這樣的讚揚。但是我希望我們的客人將來不會對紅軍感到失望。問題在於，紅軍現在有將近1200萬人。這些人遠遠不是天使。戰爭已經使得這些人的心腸變硬了。他們中許多人已經在戰鬥中跋涉了2000公里，從斯大林格勒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中部。他們一路上見到了太多的讓他們悲傷的事情，見到了太多的暴行。因此，如果我們的人在你們的國家行為不當，不要感到奇怪。我們知道，有些沒有什麼頭腦的士兵的行為是丟人的，他們糾纏並侮辱姑娘和婦女。讓我們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現在就知道這一點，這樣他們對紅軍的讚揚就不會變成失望了。」(傑弗里·羅伯茨：《斯大林的戰爭》，第363頁)斯大林的解釋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但其實是非常不負責任的，甚至隱隱然流露出故意縱容紅軍的隱秘心理。既然知道他們的「心腸變硬了」，那就要通過耐心的說服工作和有效的紀律制約，來規範他們的行為，使他們不喪失高貴的人性，不喪失革命軍人的教養和無產階級解放者的榮譽感，不辜負那些被解放的「階級兄弟」的期待和「讚揚」，不要讓那些尊敬他們的人「失望」。蘇軍如此大規模地搶劫和強姦，斯大林明明知道，卻利口捷給，巧言曲辯。
三
如同在歐洲的蘇軍一樣，1945年8月進入中國的蘇聯軍隊，也同樣搶劫、強姦，給中國的國家利益造成了極大的損害，給中國東北地區的居民和婦女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傷害。
抗戰勝利後，劉順元先被東北局分配到遼東省委任副書記。不久，因為需要加強蘇軍管制的旅大地區的工作，又被派到旅大地委去任副書記、第二書記兼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在從安東到旅大的火車上，他看到原來是雙軌的南滿鐵路，正在被拆去一邊。一列列滿載着鐵軌、機器和其他物資的火車，呼嘯着向北駛去。原來蘇聯人正拼命地在東北拆鐵路、拆工廠。「在火車上，劉順元還看到一種極不順眼的現象：車廂里的蘇聯士兵，看到比較年輕的中國婦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臉地高喊：『哈羅索!』有時還奔過去，把中國婦女抱在懷裏，在身上亂捏亂摸。劉順元忍不住罵了出來：『這是什麼紅軍?是混蛋!』……劉順元不久便了解到：1945年8月22日，進入中國東北的蘇聯紅軍空降旅大，當地曾經出現萬人空巷歡迎蘇軍的熱烈場面。但是群眾的歡樂情緒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因為一些蘇聯士兵，看到年輕的中國婦女，便要動手動腳，甚至在公共場所進行猥褻活動。蘇軍士兵強姦中國婦女、劫奪中國居民財物的事不斷發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漸另眼相看;蘇軍大批拆走工廠的精密機器，連碼頭上的百噸塔吊也不放過，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劉順元善意地向蘇軍司令部反映過蘇軍的紀律問題。蘇軍司令部也像模像樣地進行過一些整頓。但是這批蘇軍的某些惡習並未因這種整頓而根本改變。」(丁群：《黨內抵制蘇聯大國主義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9期)
1949年7月，劉少奇率團訪問蘇聯。在一次「輕鬆的探討」中，高崗「簡單介紹了蘇軍在我東北的劣跡」。這次，斯大林沒有像對南斯拉夫的吉拉斯那樣發火，而是表示了「歉意」。師哲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作為事後諸葛亮，我認為我們當時太傻了。蘇軍在東北對我國人民(尤其是婦女)造成很大傷害，東北所有工廠的機器設備幾乎全部運到蘇聯去了，還趕走大量牛羊等牲畜。斯大林既承認蘇軍的劣跡並道了歉，如果我們趁勢索賠，是完全辦得到的，然而根本沒有提索賠問題。我們總是以中國人的鄰里關係想問題，認為他應該主動給我們，殊不知人家到手的都是自己的民族利益，豈能拱手讓人?!以致到了赫魯曉夫時期，我們反而『償還』了許多冤枉債!」(師哲：《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307頁)
蘇軍進入東北的70多年後，作家龍應台專程到東北，採訪了那些知情者，給人們提供了一些蘇軍強姦中國婦女暴行的細節：「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台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台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齊，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許長卿所碰見的，很可能是當時在東北的日本婦孺的遭遇，但是中國人自己，同樣生活在恐懼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長春，他看見的是，『凡是蘇軍所到之處，婦女被強姦，東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燒毀』，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婦女，都把頭髮剪掉，身穿男裝，否則不敢上街。所謂『解放者』，其實是一群恐怖的烏合之眾，但是，人民不敢說，人民還要到廣場上他的紀念碑前，排隊，脫帽，致敬。……你聽說過索贊尼辛(索贊尼辛)這個人嗎?……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了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贊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炮兵連上尉，跟着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制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里：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多少人上過她——一個排?一個連?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然後女人變成屍體……」(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95～19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