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賀龍被排除在軍委領導層之外，卻未向毛澤東靠攏、表忠心。「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及會議後，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連續開會，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調子越來越高，可是賀龍一直保持沉默。毛澤東問他：「你發言了沒有？」他回答說：「還沒有發言。」毛澤東又問：「怎麼不講一講？」賀龍把身體一挺，說：「報告主席，我上不了綱噢！」[43]賀龍「靠邊」以後，毛曾說過，要對賀龍「一批二保」。[44]但毛的態度很快就改變了，於是賀龍的厄運降臨了。
1966年9月6日林彪主持軍委常委會，但未通知賀龍。林彪在會上宣佈，受毛澤東委託就賀龍問題正式「打招呼」：賀龍有野心，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及某些大軍區有人想亂中奪權，他們的總後台是賀龍。與會的葉劍英、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紛紛表態擁護毛的決策和林彪講話。[45]後來，周恩來在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表示：林彪在1966年9月6日軍委會上的「打招呼」，表示「賀龍是中央已經點了名的壞人。」[46]1966年9月25日周恩來對「首都大專學校紅衛兵」負責人談話時故意透露了一點玄機：「（1927年南昌起義）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陳毅同志，我是主要負責人。」[47]周恩來的這種講法，故意抹去南昌起義的主要軍事指揮者賀龍的名字，在起義的主要負責人當中加上了當時僅僅是個連長的林彪。這種對賀龍的貶低在那個政治上極度敏感的年代裏就是一種關於賀龍要垮台的暗示。
儘管大難在即，賀龍仍然拒絕低頭。一位被指為「叛徒」、「走資派」的幹部寫了一份檢查，把稿子給賀龍看。賀龍看到檢查稿提到要「炮打司令部」時問他：「你為什麼要提炮打司令部？難道你承認你自己是資產階級司令部嗎？」賀龍不認同毛澤東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指控，也拒絕指稱他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48]
不久毛澤東就公開在外賓面前點名批判賀龍。1967年2月毛接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時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象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49]當時汪東興奉毛的指令負責主持中央專案組，專案組在關於賀龍的審查報告中寫道，賀龍、羅瑞卿辦的國防體育俱樂部是「一支反革命地下軍，一旦時機成熟，即成為反革命政變的急先鋒。」[50]中央為了給賀龍羅織罪名，還採用了逼供栽贓等種種手段。例如，1965年調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原西藏軍區第一政委張經武，因長期在賀龍手下任職，結果和夫人楊崗一起被關進秦城監獄。楊崗被鬥得神經失常，專案組逼迫她寫材料「揭發」張經武參與了賀龍的「二月兵變」，稱「兵變」成功後，賀龍要當主席，張經武將當總理。張經武絕食抗議7天而死。[51]
打倒賀龍，擢升葉劍英取而代之，由葉主持軍委工作，是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的部署之一。在打倒賀龍的過程中，葉不僅緊跟毛的步調，而且對賀龍落井下石。1967年夏天，葉劍英曾對國防工業一次會議的代表這樣說過：「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黃（克誠）、賀（龍）、羅（瑞卿），他們是根本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賀（龍）、羅（瑞卿）都是有個人野心的。他們都是搞秘密活動的。」「他們是有個人野心的，賀（龍）、羅（瑞卿）經常排擠、打擊聶（榮臻）副主席。賀（龍）、羅（瑞卿）專門打擊聶老總，當然他們更打擊毛主席、林副主席，對於我這方面，就不要講了。」[52]
三、1966-1967：葉劍英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
毛澤東在「文革」期間主要是依靠林彪，但林彪一直以「養病」為名遠離政治漩渦，躲在外地，所以毛澤東最為倚重的軍隊領導人實際上是葉劍英。因此葉劍英從「文革」前幾乎投閒置散的角色變成了北京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1.從負責「首都警衛工作領導小組」到進入政治局
「文革」前夕毛澤東決定撤銷公安部隊，因為羅瑞卿曾長期擔任公安部長，毛對公安部隊不放心。1966年2月22日，毛澤東在南方召見葉劍英、楊成武，指示撤銷公安部隊番號，統一整編為解放軍。如此重要之事，毛並未通報林彪。幾天後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撤銷公安軍這個軍種。……撤銷後，分別劃給各軍區管轄。」參加會議的軍隊領導人只有葉劍英、楊成武、蕭華3人，林彪並未參與。應當說明的是，楊成武與蕭華都參與倒羅活動，告過羅瑞卿的狀。1966年3月中央軍委召開各總部、公安部、軍兵種、各大軍區會議批判羅瑞卿時，負責組織會議的就是這3位，葉劍英為會務組組長，蕭華、楊成武為組員。
1966年5月15日，「文革」的序幕拉開了，毛澤東在回到北京發動對劉少奇的進攻之前，要確保對首都局勢的控制。於是，毛澤東發出了「保衛首都」的指示。據此周恩來與葉劍英聯名提出：組成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的「首都警衛工作領導小組」（以下簡稱「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直接對政治局常委負責，實際上就是直接對毛澤東本人負責，楊成武負責協調工作。當時葉劍英對新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的吳德說：「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沒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來。」[53]「首都工作組」指示北京軍區調了兩個師到北京，歸北京衛戍區建制；同時，北京公安總隊改編為警衛師。這樣北京衛戍區的建制便由1個師擴充成4個師。[54]調進北京的這兩個師正是楊成武的老部隊。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召開了旨在打倒劉少奇的「八屆十一中全會」。8月4日，毛又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擴大會議」是毛澤東的常用手段，需要誰為他出陣，他就將誰「擴大」進參會名單當中。在這次會上，葉劍英被「擴大」進來為毛助陣。毛在會上正式對劉少奇發難：「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55]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林彪沒出席這次全會。8月4日晚，他打電話給中央說，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投贊成票，卻不打算到會。[56]後來在周恩來的建議下，林彪於8月6日趕到北京參加了延長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由於葉劍英在「文革」發起階段所起的重要作用，「八屆十一中全會」時毛將葉劍英提拔進了中央政治局。
2.在「揪軍內一小撮」以及「楊勇事件」中的角色
1967年1月13日，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化名肖力）在《解放軍報》社奪權。次日，《解放軍報》發佈社論「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革』搞徹底」。社論提出：「在我們軍隊裏，確實有那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把軍隊的無產階級『文革』搞徹底」，並公開打出了「揪混進軍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口號。葉劍英緊跟毛澤東的部署，主持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作出了「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決定。[57]由於平時林彪不出席軍委會議，所以通常由葉劍英主持軍委常委會議。
現在的官史提到葉劍英在「文革」中的作用時，說他當時「拍案痛斥江青、張春橋等人指使造反派揪鬥軍隊高級幹部，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58]葉劍英拍桌子拍斷了手掌骨是事實，但那並不是籠統「反對江青一夥搞亂軍隊」、更不是因為反對「揪軍內一小撮」。葉劍英發怒一事發生在1967年1月，起因是與「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江青就批判總政治部主任蕭華一事發生爭執。這場爭執其實是個誤會，因毛澤東對蕭華的態度一變再變而造成了江青和葉劍英的分歧。
當時，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劉志堅已先後被打倒，葉劍英並未出面保護這兩位軍隊的老幹部。江青要求林彪同意點名批判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被林彪拒絕。但是，1967年1月19日毛澤東卻批准了在軍委會議上批判蕭華。林彪知道毛的意見後採取消極態度，拒絕出席軍委會議，只讓夫人葉群去會場表個態。葉劍英心裏或許對批判蕭華有所不滿，但他並未打算保護蕭華，他參加了這次軍委會議，會上預定當晚召開萬人大會批判蕭華。然而，毛澤東突然改變了原定批判蕭華的想法。軍委會議開到一半，毛把周恩來和葉劍英召去，結果軍委會議只得暫時中斷。周、葉見過毛之後回到軍委會議的會場宣佈，毛澤東指示說，對蕭華還要保。
可是，就在軍委會議中斷期間，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離開了會場、回到了軍區。由於楊勇不知道毛澤東突然改變主意，所以在北京軍區內部透露了剛才軍委會議決定批判蕭華的情況。恰巧當日軍委會議後，有人偷看了參會的總政治部副主任袁子欽的會議記錄本，於是會議曾經預定批評蕭華一事外泄。總政文工團和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只聽說毛同意批判蕭華，卻不知道毛後來又改變主意要保蕭華，他們「立功」心切，所以當天半夜抄了蕭華的家。[59]倉皇中蕭華從後門逃走，欲去徐向前家暫避，但徐家門口有兩卡車群眾組織的人；於是蕭華又跑到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家，坐傅鐘的車到了北京西山的葉劍英住處。葉劍英白天應召面見毛澤東時，已知毛改變主意要保蕭華，便收留了蕭華。徐向前很快知道楊勇透露消息一事，於是便打電話給楊勇，楊勇立即認了錯。
第二天軍委繼續開會。楊勇到會場時蕭華還未來，江青問：「總政治部主任怎麼不見了？他躲到哪裏去了？」蕭華來後講了昨夜被抄家之事，於是徐向前拍了桌子，葉劍英也接着拍了桌子，致使手掌骨遠端骨折。葉當時說：「在昨天半夜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承擔！」[60]此事發生後毛澤東反誣楊勇，聲稱是楊要「打倒蕭華」。2月3日毛會見外賓時說：「打倒蕭華是北京軍區司令部的人提出來的，不幾天自己就被打倒了。」[61]袁子欽也因被誣要「打倒蕭華」而遭打擊。葉劍英完全知情，他不但不為楊勇和袁子欽解釋辯誣，而是與聶榮臻、徐向前一起，以「干擾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罪名，指示北京軍區副司令鄭維山逮捕了北京軍區司令楊勇。[62]又過了3個多月，毛澤東出爾反爾，又要打倒蕭華了。[63]，這一次葉劍英一聲不吭，他不保蕭華，但仍然把楊勇關在牢裏。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周恩來說過，逮捕楊勇是葉劍英等人下的指示。1971年林彪死後毛澤東故意在一次座談會上問道：「楊勇是怎麼一回事？」葉劍英裝糊塗說：「當時我也不清楚。」毛便順手把責任推到死者身上：「楊勇這個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64]
3.1967年的「2月鎮反」
1967年2月上旬，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絕不允許右派群眾組織衝擊部隊……部隊可以開槍自衛，但僅限鎮壓帶頭鬧事的右派骨幹。[65]林彪將毛的批示轉給葉劍英，葉劍英將毛的指示帶到全軍各總部和各軍區首長的會議上宣讀，於是全軍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鎮壓「右派」、抓捕造反派的許可。1967年2月17日，中央軍委給「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團」發了封公開信[66]，要求他們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解放軍。葉劍英修改成都軍區政委甘渭漢起草的鎮壓群眾的傳單，並用飛機大量散發。據周恩來說，「抓了10萬人，還說少。……黃新廷和李井泉勾結在一起，來了一個鎮反運動。於是萬縣就開了槍，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還有小孩子，這事葉劍英也是有責任的。」[67]
緊接着青海省發生了軍隊屠殺群眾的事件。2月23日，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宣佈對《青海日報》社軍管。由於「八一八紅衛戰鬥隊」動員其支持者守衛報社，趙永夫謊稱「八一八」開槍，遂派軍隊進攻並佔領了《青海日報》社。在此過程中軍隊打死平民169人、打傷178人。[68]趙永夫當時還調去了一個噴火器班，由於「八一八」沒有武裝，無力還擊，進攻報社的軍隊未使用噴火器，否則報社以及大樓內的1千餘人都難倖免。事後趙永夫通過電話向葉劍英報告：佔據報社的人開槍尋釁，軍隊反擊，勝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亂」。葉稱讚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69]有葉劍英的撐腰，趙的膽子更大了，次日再次出動軍隊，武裝鎮壓青海民族學院的師生，打死打傷12人。[70]在趙永夫「平定反革命暴亂」期間，青海全省「僅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即達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軟禁3,504人」。[71]由於毛澤東本人對趙永夫處理青海事件「持肯定態度」[72]，葉劍英便把趙永夫召到北京，安排他在「軍級幹部會議」上數次講話，介紹如何「反擊衝擊部隊的右派組織」，吹噓其「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73]葉劍英讓趙永夫介紹「鎮壓反革命」、抓捕造反派的經驗，在全國範圍造成了極大後果。這一波「鎮壓反革命」全國共逮捕數十萬人，葉劍英應負首要責任。對此事周恩來後來是這樣說的：「趙永夫……鎮壓群眾……打死三百多人，葉劍英還打電報祝賀，說他們打了勝仗。……2月開軍以上幹部會，葉劍英還把趙永夫找來介紹經驗。」[74]
4.老幹部「大鬧懷仁堂」和「二月逆流」
所謂的「二月逆流」，導因是毛澤東在陶鑄問題上的出爾反爾。
1966年12月初，毛澤東認為，取代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並負責文教宣傳工作、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陶鑄執行了「劉鄧路線」，指示要開會批評陶鑄。12月下旬，毛澤東又指示召開名為「生活會」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議批評陶鑄。1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判陶鑄，指陶鑄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但是，12月29日上午，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擴大會議，批評江青隨便批判一個政治局常委，違反了組織原則。散會時，他又招呼陶鑄留下，對陶鑄說：「江青這個人很狹隘，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着，毛又要陶鑄到外地去考察，毛擬定了一張20多個各省市領導人的名單，要陶鑄去「把他們保下來」。[75]陶鑄將毛的話告訴周恩來，周誇獎陶救了幾十條人命。但林彪卻看透了毛，知道陶鑄是毛打擊的下一個目標。當天他將陶鑄召到家裏，給他潑了一盆涼水：「你呀，現在就被動。」見陶鑄不解，林又強調了一遍：「要被動、被動、再被動。」[76]
果然不出林彪所料，幾天後毛澤東就決定打倒陶鑄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宣佈：陶鑄「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77]當晚陶鑄夫人曾志看到了散發的「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傳單，到副總理陳毅家去詢問。陳毅很納悶地說：「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確實，1966年12月29日毛澤東對陶鑄講的話並不算數。1967年1月8日毛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就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78]「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得了，你們也沒有解決得了，紅衛兵一起來就解決了。」[79]於是社會上呼喊的「打倒劉、鄧」的口號就變成了「打倒劉、鄧、陶」。
然而，一個月後毛在打倒陶鑄的問題上再次出爾反爾。1967年2月10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被「擴大」的與會者又有葉劍英。在這個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陳伯達、江青：「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你這個陳伯達，過去專門在劉少奇和我之間進行投機……」「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裏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80]毛澤東在會上還宣佈：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以後增加葉劍英、徐向前。
葉劍英以為毛要以打倒陶鑄一事為由，清算「中央文革小組」了，便在次日政治局與「中央文革」的碰頭會上訓斥陳伯達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81]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開會，專門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張春橋在會上特別傳達了毛的意見：「主席的批評，對陳伯達是品質和路線的大問題；對江青只是作風問題，小節問題。」[82]這時連陳伯達也以為毛真的轉了向，他的政治生命行將結束。陳覺得自己很冤，因為打倒陶鑄的會議是江青組織的，是江青派人叫陳去發表打倒陶鑄的講話的。於是陳對「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說，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他早就想自殺了。[83]在這種氣候下發生了所謂的老幹部「大鬧懷仁堂」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