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處在巨大、深重的公共健康危機與生命、人道災難中。
過去三周來，當局一反三年來不惜代價對新冠疫情嚴防死守的所謂"動態清零"對策，驟然變為對疫情不聞不問不作為的態度，導致新冠病毒大面積擴散。由於政府不肯如實發佈相關信息，最近甚至乾脆取消了對相關狀況的通報，人們難以了解目前中國疫情的實情。
惟據不同方面的估計，過去大約二十天裏，中國全國可能有數千萬乃至高達二億多的人口感染了新冠病毒。據了解，感染者的發病症狀較之國外最近一年多來的感染症狀一般來說都更為嚴重；從間接信息源可知，大批老年感染者死亡。因這次危機來得陡然、闊大、洶湧、險惡，民間稱之為"疫情海嘯"。
面對這等兇險疫情的民眾，卻難以得到公共衛生資源的支持。反而，他們缺醫少藥，重病者往往求醫無門。甚至死者也難以安息，往往要等候多日，要親屬去找關係、花大錢，才能火化。前三年耗費民脂民膏大量建造的方艙醫院，這個時候不起任何作用。自從新冠疫情2019年12月自武漢發源以來，三年來中國在應對疫情的疫苗、藥物、醫療資源等方面的能力似乎不升反降。三年來種種源自官方的信息誤導，則不降反升。所有這些，都加重了病者的苦痛，增加了全社會的患病死亡率，也造成了全國民眾的普遍恐慌。
人們在杭州一家藥店排隊購買新冠病毒抗原檢測試劑盒。（2022年12月19日）
恐慌的同時是深深的困惑。為什麼當局在這個時候在疫情應對上來了這麼一個急轉彎？為什麼此前聲嘶力竭進行"動態清零"的各級政府這時紛紛"躺平"？為什麼當局一面宣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面任由民眾面對疫情的擴散自生自滅、甚至干擾民眾的自救救人？
因為難以索解，所以人們看到和聽到種種分析、猜測、乃至謠言和陰謀論。當局在中共二十大穩固了權力之後要再次不惜代價促進經濟發展了嗎？這代價難道首先就是通過疫情大擴散來付出千萬人的生命代價？當局是為了緩解財政壓力而有意讓疫情去消滅高齡人口嗎？當局是在和針對"清零"政策的"白紙抗議"賭氣而放棄"清零"並對疫情不作為嗎？還是要藉助疫情的擴散來防止更多的街頭聚集和抗議，從而壓下"白紙革命"的勢頭？
也許是，也許不是，也許都是，也許還有更多的解釋。面對一個以"黑箱操作"為特點的政府，面對那些權力大到可以"任性"的掌權者，理性和邏輯往往無能，因為理性和邏輯必須以事實為基礎，而"黑箱"卻不讓人們了解起碼的事實，"任性"則可以無視無數大眾所遵從的邏輯。不是嗎？人們甚至無法知道中國今天的疫情擴散狀況，也無法要求當局對民眾的苦難做出具有基本人性的回應。
北京民眾走上街頭舉起白紙抗議當局嚴厲的防疫封控措施。（2022年11月27日）
在中國，政府可以如銅牆鐵壁，對民眾的要求一概回應以鐵拳般的鎮壓——這是人們早就了解到的了。現在，我們看到，政府還可以"躺平"，還可以如一堵棉花牆或一口鏹水鍋，不管民眾如何要求，到那裏都是浪花不起、無影無蹤。
豈止於此？稍早些時候，我在評論中共的近期政治發展時，曾經指出其"控制能力加強，治理能力減弱"的問題。這一觀察，也可以說概括乃至預言了 中共當局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當中共這套體系要採取嚴防死守的戰略時，由於其強大的控制能力，似乎總能達到它的目的；而一旦不靠嚴防死守了，則不管是回歸常態治理，更不要說還面對危機狀態，當局的能力和作為就總是極為低劣了。
不過，根據這次"疫情海嘯"的最新情況，我現在覺得這個說法還不夠。原因很簡單：中共當局在這次"疫情海嘯"中的惡劣表現，並不單單是能力的問題。"能力"問題，決定你做事情是否能做好。
可是，十二月以來的中共當局，根本就不想做什麼事情來緩解疫情，來幫助民眾。反過來，它為疫情的泛濫而開道、鼓吹、推波助瀾，它對民眾的需求——這裏首先是求醫問藥的需求，而不是任何政治性的需求，則無視、限制、甚至百般刁難與阻撓。可以說，如果中國民眾能夠不受政府干涉地自發展開面對疫情擴散的自救行動，情況也會比過去三周來的這種狀況要好得多。比如說，在一個正常社會裏，在疫情持續的情況下，醫藥廠家必定設法研製並增加供應應對疫情的有效藥物。可是，在當局的那樣一種"治理"下，中國卻缺少這樣的社會自發機制。
這裏我想提出"負治理"這個說法來概括上述情況。我們知道，政府的職責在於向社會提供包括公共秩序在內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所謂"治理"，就是實現這樣的職責。治理得好，叫"善政"；用惡劣的手段來達成治理的目的，叫"惡政"。過去三年，"清零"那一套可以說是"惡政"的一種標本。現在呢，手段依然惡劣，但甚至放棄了提供公共秩序與公共物品。
面對"疫情海嘯"，已經不是治理得好不好的問題，甚至也不是去不去實行"治理"的問題，而是：由於它那套系統的一系列作為，削弱了中國社會面對疫情的公共秩序，更大大破壞了相關公共物品包括藥品、醫療資源、醫療信息等等的供給，反過來阻礙了中國民眾在這種危機中的自發自救能力。這種現象，我看只能稱之為"負治理"。
實行"負治理"的地方，有政府不如沒有政府；民眾同樣為"治理"付出成本，但得到的卻是負數的收益。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負治理"機制呢？題目很大，這裏難以展開，再找機會討論吧。
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任史丹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併兼任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高級研究員，試圖以學術研究透視政治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