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在上海為阻止奧密克戎病毒暴發而封城後不久，我家的一位朋友在醫院去世。殺死他的不是病毒，而是封城。他因一種與新冠無關的慢性病住院，但當城市關閉，幾名護士的病毒檢測呈陽性後，醫院陷入了混亂。一天晚上，這個男人——我母親最好朋友的丈夫——發燒了。醫護人員發現時顯然已經太晚，幾天後他就去世了。他的妻子被封在家裏，未能送他最後一程。
為了安慰好友，母親援引了中國社會對痛苦的迷戀：我們受到的教導是，痛苦和折磨不可避免，我們必須堅強地忍受，而不是找出痛苦的根源，並且消除它。「樂觀點，向前看，」母親告訴她。「你老公也不希望看到你天天都在哭。」
我對此感到憤怒。雖然在中國長大，但我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幾年。我美國化的那一面認為，這個女人不應該就這麼算了，必須有人為此負責。
正是這樣的想法——對自欺欺人地接受生活給予的痛苦失去了耐心——幫助引發了上個月引人注目的示威活動，反對中國政府現已放棄的「清零」政策。這些勇敢的公民走上街頭，不僅拒絕了被迫忍受的令人窒息的疫情限制，也拒絕我們對痛苦與犧牲根深蒂固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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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在上海，母親不允許布洛芬出現在家裏；它會讓我對痛苦的忍耐力下降，從而變得脆弱。在學校遭受痛經時，我和我的女性朋友們從不去醫務室。如果去了，和我母親年齡相仿的女醫生會因為我們缺乏毅力而責備我們。
2016年我來到美國留學，這裏的情況完全不同。這裏的醫生經常給我開止痛藥。但是畢生的中國文化灌輸是很難動搖的。我患有嚴重的坐骨神經痛，但我條件反射地告訴自己要堅強，堅持到下一次醫生預約，要習慣它。
中國歷史塑造了這種心態。我的祖父母輩經歷了巨大的苦難——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血腥的日本佔領，以及1949年以共產黨勝利告終的中國內戰。隨後是毛澤東領導下的動盪和饑荒。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使學校陷入混亂或完全關閉，擾亂了我父母的教育。還有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從城市被送到貧窮的農村地區，他們在那裏待了好幾年，過度勞累，往往營養不良。政府從未承擔它應負的責任。
父母學會了把痛苦和失望當成生活的一部分，然後負重前行。他們接受了獨生子女政策的生育暴政。他們受教育程度低，除了在工廠工作，幾乎沒有其他選擇，但在2000年代，由於經濟改革導致國有工廠解僱了數以百萬計的工人，他們連這樣的工作也失去了。他們勉強度日，供我上完學，但他們被期望以高尚的風度來忍受這一切。
在父母看來，我們這一代人過得相對輕鬆。沒有強迫勞動和飢餓。與他們的痛苦相比，我們的痛苦被認為更容易忍受，所以我們被迫更加接受它。但無論如何，這是痛苦。作為學生，我們幾乎把醒着的每一個小時都花在做功課上，或者為至關重要的高考補課。這些考試決定了一個人的教育道路，基本上也決定了你的人生命運。我的父母會用一個中國成語來鼓勵我，也許最好的翻譯是「no pain, no gain」。
即使是那些進入頂尖大學並在中國科技行業找到令人羨慕工作的人，也經常陷入「996」的困境——每周六天，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的高壓工作——導致了過勞死甚至自殺。稍有猶豫，就會有數百萬人準備取代你的位置。至於沒有受過教育的民工，他們的境況還要糟糕得多，他們在工廠里長時間辛苦工作，工資卻很低。
我們這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一直認為，這樣的困難在世界範圍內是相對普遍的。但互聯網和出國旅行告訴我們，這並不總是事實。許多中國年輕人現在將教育和工作中的超級競爭視為毫無意義的倉鼠輪，甚至是控制和壓制的工具。去年，「躺平」一詞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走紅。「大辭職」(Great Resignation)大約在同一時期開始於美國，「躺平」是它的中國版。年輕人正在擺脫激烈的競爭和所有的痛苦和壓力。政府開始對這個詞進行審查。
疫情是最後一根稻草。今年上海封城時，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相信政府的說法，認為封城不會持續太久。然而它拖了痛苦的兩個月之久，表明即使你願意服從社會，極其努力地工作，總是有更多的痛苦強加在你身上。
幾十年來，中國一直存在一份默認的社會契約。人民的經濟生活可以得到改善。作為回報，共產黨將行使完全的政治控制。我們放棄了自己的聲音、權利和尊嚴。政府對我們生活的干涉並不是從疫情期間推出的新冠追蹤軟件開始；而是始於1980年代初，當時幾乎所有的新媽媽都被要求在體內植入宮內節育器。審查也並非始於新冠封鎖期間屏蔽負面新聞；它始於幾十年前，中國共產黨消滅了任何形式的新聞自由。
如今的中國年輕人不太願意接受無盡的苦難。他們想要幸福的生活，並以自己的方式定義「幸福」。
但我不同意把上個月的街頭示威描述為共產黨面臨新的政治威脅。政府對抗議活動的回應是，迅速放棄了以封鎖和嚴格限制為標誌的新冠應對措施。但近三年來，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忍氣吞聲地接受了這些苦難，許多人在回首疫情時，只會認為這是我們必須英勇承受的又一次痛苦。
這種對痛苦的接受深深植根於我們的文化，它不會在一夜之間改變。但我們的忍耐能力不應意味着必須忍受暴政和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