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二十六日是詩人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紀念。還記得八七年在北京歐美同學會舉行過紀念詩人逝世十周年的「穆旦學術討論會」，會議是由我主持的。幾十位詩人、學者濟濟一堂，以研討其遺著的方式，為一位含恨而歿的當代詩人誌哀。一轉眼，又一個十年過去了，當年的與會者有的已垂垂老矣，穆旦的兩位清華大學同班同學周珏良和王佐良兩位教授已先後謝世，更令人黯然。略具諷刺意味的是，從「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年間，「二良」都是英語界的泰斗，而穆旦卻「斯人獨憔悴」，直到死後多年方得重見天日。
一
詩人本名查良錚，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天津。一九三四年將「查」字一拆為二，「木」、「穆」諧音，開始用「穆旦」作筆名。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開始詩文創作，現共存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載《南開高中生》的詩八首。這些「少作」刻劃了流浪人、老木匠、繅絲工等勞苦大眾經受的「把人變成了爛泥」的煎熬，鞭撻了「另一個世界」窮奢極欲的生活。當時強寇侵凌，平、津首當其衝，年青的詩人熱心抗日救亡活動，又寫下了《哀國難》，「灑着一腔熱血」大聲疾呼：
眼看祖先們的血汗化成了輕煙，
鐵鳥擊碎了故去英雄們的笑臉！
眼看四十年的光輝一旦塌沉，
鐵蹄更翻起了敵人的凶焰！
一個十六、七歲的中學生已經投身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的洪流，開始唱起「追求進步」的序曲。
一九三五年秋，良錚入清華大學外文系，開始寫雪萊式的浪漫派的詩。兩年後，抗日戰爭爆發，良錚隨校遷往昆明，清華與北大、南開合併，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在這片被稱為「振興並發展中國新詩的新墾地上」，穆旦得到著名的學者、詩人聞一多、燕卜遜等人的言傳身教，深受西方現代派詩歌的影響，逐漸形成了自己獨樹一幟的全面現代化的詩風。一九四二年寫的《詩八章》，次年即和另三首收入聞一多選編的《現代詩鈔》。這些情詩使人耳目一新，這裏沒有中國古典詩歌的風花雪月，也沒有現代詩歌中徐志摩那如火如荼的傾訴，卞之琳那欲語還休的獨白。請聽第一首：
你底眼睛看見這一場火災，
你看不見我，雖然我為你點燃；
唉，那燃燒着的不過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們相隔如重山！
從這自然底蛻變的程序，
我卻愛了一個暫時的你。
即使我哭泣，變灰，變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詩人自己說：「那是寫在我二十四歲的時候，那裏也充滿了愛情的絕望之感，」毫無纏綿悱惻的溫情。「九葉」詩友袁可嘉教授認為「穆旦的情詩是現代派的，熱情中多思辨，抽象中有肉感，有時還有冷酷的自嘲。」這樣的情詩，在中國幾千年的詩史上是前無古人的，在其後半個世紀中，也還是尚無來者的。
詩人無比敏感的心為痛苦的愛情受難，為人世的萬千劫難受盡煎熬，更承載着整個時代、整個民族的憂患。一九四一年，烽火連天，國土淪喪，悲壯滴血的六十行長詩《讚美》歌唱民族深重的苦難和血泊中的再生：
說不盡的故事是說不盡的災難，沉默的
是愛情，是在天空飛翔的鷹群，
是乾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眼淚，
當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遙遠的天空爬行；
我有太多的話語，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涼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騾子車，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陰雨的天氣，
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
我到處看見的人民呵，
在恥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
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
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這樣氣勢磅礡的亨德爾式的「聖樂」是那個大時代眾多的愛國主義詩篇中的絕響。
一九四二年春，西南邊陲告急。中國遠征軍在昆明組建，二十四歲的愛國詩人走出學府，隨軍出征緬甸抗日戰場。他親歷了緬甸戰場與日軍的戰鬥，隨後又在大撤退中從事自殺性的殿後戰。野人山重巒迭嶂，原始森林瘴癘橫行，官兵斷糧斷水，穆旦九死一生撤至印度。過了三年，詩人才根據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歷，寫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這首長詩是以《葬歌》終結的：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的身體還掙扎着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那刻骨的飢餓，那山洪的衝擊，
那毒蟲的齧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
如今卻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遺忘。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
你們卻在森林的周期內，不再聽聞。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着密雨，還吹着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在這裏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這首椎心泣血的長詩，它不僅是對胡康河上的白骨深情的祭奠，也是紀念千千萬萬為抗日而犧牲的將士的史詩。但是，愛國從軍並沒有給劫後餘生的詩人帶來英雄的光環，後來在新中國倒反而成為他的「歷史問題」。
一九五二年底，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畢業後，詩人又懷着一以貫之的愛國情操，一相情願地偕夫人周與良博士兼程回國。次年五月，他們倆同時應聘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滿以為從此可以安心報效祖國了。良錚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義執言，在那「黃鐘毀棄，瓦斧雷鳴」的年頭，自然不能見容於那些為虎作倀的宵小。僅僅一年多之後，那被輕描淡寫地稱為「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的漫長歲月就開始了。
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詩人成為「肅反對象」，受到批鬥審查，參加「遠征軍」的「問題」也被提了出來。一九五七年春「整風運動」開始，良錚接受回國後幾年來「禍從口出」的教訓，在「大鳴大放」中守口如瓶，總算逃過了言禍，在「反右運動」中倖免於一頂「右派」的棘冠。天真的詩人哪懂得，「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九五七年二月，發表長詩《葬歌》，真誠地抒寫「我們知識分子決心改造思想與舊我決裂」，卻受到「個人主義」的譏評。五月七日，在《人民日報》發表諷刺詩《九十九家爭鳴記》，「反右」中受到批判，被迫寫了檢討。這些只不過是他的厄運的序曲。一九五八年底，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憑空扣在了一位萬里來歸的愛國詩人的頭上，「機關管制三年」，而他的「反革命罪證」正是當年愛國從軍，參加抗戰！從此開始了二十年的賤民生涯，株連全家，「文革」期間又受盡折磨，親友迴避，詩神無蹤。
二
一九七七年春節前，良錚因腿傷在天津重新入院手術。不料，還沒來得及動腿部手術，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心臟病突發，二十六日凌晨病逝，這是多年來身心備受摧殘的必然後果。詩人享年僅五十八歲，與憂患餘生的詩聖杜甫同齡。
人死了，但是長達二十年的「不公正對待」並沒到此為止。那些多年來落井下石的宵小，人還在，心不死，一口咬定死者是「反革命」，連遺體告別儀式也要干預。一九七八年，文藝界開始復甦，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出版良錚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翻譯的拜倫的頂峰之作、兩萬行長的敘事詩《唐璜》，那些人又以「譯者有嚴重歷史問題」為藉口，跳出來橫加阻撓。與良為平反之事奔波，仍然遭到抵制。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平反冤假錯案已在全國落實，我在天津見到與良，才得知經過一言難盡的曲折，南開黨委迫於形勢終於勉強推翻「反革命」的誣陷。又等了整整兩年，南開才在天津烈士陵園為他舉行骨灰安放儀式，離詩人含恨棄世將近五年了。在他最後的日子裏，詩人曾對朋友說過：「歷史可能有這樣的誤會，才華橫溢的人也許終生默默無聞，一些不學無術的笨伯反而喧赫一時，而且顯得煞有介事似的。」穆旦的坎坷半生何止是默默無聞而已！
遺著的出版繼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所謂「歷史問題」被推翻之後，一九八零年七月，良錚當年在「監督勞動」之餘嘔心瀝血翻譯的《唐璜》終於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立即成為公認的文學翻譯的經典巨著。後來，他的骨灰在北京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安葬時，陪葬的正是一部《唐璜》。一九八一年，南京譯林出版社重新出版良錚死前精心修訂過的《普希金抒情詩集》兩大卷（一九五四年上海初版）。五年之後，一本《穆旦詩選》，幾經周折，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只選五十九首。如今，又過了十年，在詩人逝世二十周年前夕，一部《穆旦詩全集》終於由中國文學出版社在北京發行了。這部詩集收錄詩人從中學時代的「少作」到悴然逝世前的殘稿，共一百五十餘篇。正如編者所說：「正是這樣一部由『抹去詩與生命之界』的『殉道者』用超絕的詩藝與堅韌的生命熔鑄成的《詩全集》，在現代詩史上留下了一座卓異的里程碑。」
《全集》中最動人的是一九七六年寫的二十七首詩。澎湃的詩情在被迫噤若寒蟬二十年之後，竟又在短促的最後一年中再現輝煌，宛如漫天陰霾之後的晚霞夕照，令人為之目眩，幾乎是一個奇蹟。穆旦的晚年是十分寂寞的，正如汪曾祺早在一九四七年讀過穆旦詩集後就慨乎言之的：「詩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半生的追求、無盡的苦難、深沉的幻滅，都升華為爐火純青的對生命的詠嘆。
《智慧之歌》哀嘆「我已走到了幻想底盡頭」，愛情消逝，友誼被「生活的冷風鑄為實際」，「迷人的理想終於成笑談」，剩下的只有日常生活的痛苦，詩人只能直面慘澹的人生：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樹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為營養，
它的碧綠是對我無情的嘲弄，
我咒詛它每一片葉的滋長。
《沉沒》絕望地驚呼「身體一天天墜入物質的深淵」：
愛憎、情誼、職位、蛛網的勞作，
都曾使我堅強地生活於其中，
而這一切只搭造了死亡之宮。
《全集》的壓卷之作是那年十二月寫的《冬》，四章六十四行，唱出了「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的哀歌，淒婉欲絕，仿佛是不幸的天才詩人為自己作的墓志銘。
《穆旦詩全集》的出版，確是令人感到十分欣慰的。遺憾的是，穆旦在十年浩劫期間，冒殺頭的危險寫下的敘事長詩《父與女》尚未收入。全詩八十一節，每節八行，共八千餘言，這是穆旦唯一的一首敘事詩，也是中國現代詩史上獨一無二的絕唱。故事的主人公王侖是北京一所中學的老師，他全心全意擁護黨，忘我地工作，虔誠地改造思想。他的女兒初中畢業時響應黨的號召，奔赴最艱苦的大西北，加入一個兵團建設邊疆，他也感到光榮。誰料到，天真幼稚的姑娘竟慘遭兵團的領導殺害，還被誣陷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王侖慘遭喪女之痛，上告伸冤又無人理會。文革中反因此受到殘酷迫害，被定為暗藏的特務。及至後來特嫌取消，他已神經失常，當不了教師，只能在傳達室當一名勤務員，經常被學生戲弄。這樣的故事在那個紅彤彤的時代，一點也不特殊，卻具有高度的典型性。詩人立足現代歷史的高度，把父與女這兩個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放在廣闊的社會和意識形態背景上，演出一場現實而荒誕的悲劇，從而以睿智的洞察和無情的嘲諷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譜寫了一曲嚴峻的輓歌。多麼希望這部發人深省的傑作早日「解除管制」，不再「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讓人們讀到一部更名副其實的《穆旦詩全集》。（1997年）
後記：這篇舊作寫於五年前，《父與女》至今仍未與讀者見面，而穆旦夫人周與良教授已於今年五月在美病逝，不亦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