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瓜是再普通不過的食物，而在1960年，地瓜卻給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
那年秋天開始，農村的饑荒蔓延到城市，糧食定量一減再減，細糧越來越少，副食品減得更多，每人每月2兩豬肉，2兩花生油。按票證供應的東西根本不夠吃。飢餓逼得人們到處找吃的，海里的海菜，山上的野菜，凡能想到的都吃光了，甚至行人路旁的槐樹葉都被擼光了。（槐樹葉用水焯過，可以做菜蛋或是摻上麵粉做粘粥喝，不過槐樹葉有毒，吃了腫臉。)
那個時代同現在對比全都顛倒來看：割肉要肥的；吃糧要細的；用不着計劃生育，婦女大都不生孩子；減肥？笑話，人人符合三圍標準，只少不多，「胖子」也有，不過那是缺乏營養造成的浮腫。
當時普通工人的月工資三十來塊錢，黑市賣的糧票要五六塊錢一斤。我兄妹五人，我是老大，正在上高中。父親雖然沒給黨提意見，卻也被劃成不說話的右派，工資減到21元，他下放到濰坊種豬場勞動，捎回來的工資寥寥無幾。母親沒有工作，家裏的生活可想而知，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家裏能賣的全賣了，但是也換不來多少吃的。
我當時在青島九中上學，每天餓肚子，體育課停了，課間操沒人去做。包括我在內有一半多同學得了浮腫，腿上一按一個大窩子。
教三角的安老師瘦瘦的，有些弱不禁風的樣子，他從來都是很敬業的，這天講了半節課，有氣無力地說：「同學們自己看書吧！」然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等着下課。教化學的劉老師在課堂上伸着雞皮樣瘦長的脖子說：「同學們，記住羰基，倒過來就是雞湯！」許多年過去了，羰基的分子式早忘光了，劉老師也做古，但是這雞湯真正是難忘。
那時已經有了自由市場，雖然時不時還要被取締，或許法不治眾，市場還是蓬勃發展了。我每天上學都要路過市場三路自由市場：市場上有人手拿着雪白大饅頭叫賣：「1塊錢一個！」；還有人賣槓子頭火燒：「一塊五，便宜了！」；有人賣花生米：1塊錢8粒；有人賣曬乾了的地瓜葉：4塊錢一斤；還有人賣農村人吃剩的地瓜皮，好像是5塊錢一斤。
路頭一個穿着乾淨的老太太，她端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擺着一個老式的食盒，透過食盒玻璃蓋，可以看到裏面有醬好的兔子腿和兔子頭，似乎肉的香氣會透過玻璃散發出來，讓我垂涎欲滴。每每走到這裏總是多看幾眼，在這個食盒前面幾乎「流連忘返」。
有一次我鼓起勇氣，怯怯地問老太太：「兔子頭多少錢？」兔子腿肯定很貴，我連問的奢望都沒有。
老太太沒有嫌棄我這個孩子買不起，她操上海口音的青島話，和顏悅色地回答我：「1塊錢1隻，我自己醬的，很好吃呀！」
「嗷，我回家問問！」我知道買不起，紅着臉趕快走開了！
自由市場還有一個殘酷血腥的景象，那就是乞丐。不清楚這些乞丐從哪裏來，不但瘦弱，衣不遮體，而總是鮮血淋漓，滿臉滿身傷痕累累，污穢不堪，已經是人鬼難分的模樣了！那時人人都餓肚子，沒人去救濟乞丐。這些乞丐只能抽空在別人不防備時去搶吃的，尤其是市場上賣熟食的，常常受到乞丐的襲擊。乞丐搶到吃的，立即受到兇狠的拳打腳踢，被打到滿是灰塵的地面，只是把搶到的食物拼命往嘴裏填，很快就把搶到的「消滅」了，那些打人凶漢無可奈何，罵罵咧咧只能再踹上幾腳。那時我年小，只是感覺這些乞丐既可憐又令人恐怖，而對那些打人的商販很不以為然：「搶就搶了吧，他也是餓得沒辦法，打這些死亡線邊緣上的人是非常殘酷的事！」現在想起來，這些可憐的乞丐已經被飢餓折磨到了只剩下生物本能的地步了!
其實我比那些乞丐也好不了多少，每天24小時無時無刻不被飢餓纏繞。當時最大的夢想就是有個「寶葫蘆」或是「阿拉丁」神燈之類的寶物，第一願望就是要吃一頓飽飯。
父親的朋友高大爺在濰坊，聽說那裏可以捯（方言）地瓜，所謂捯地瓜，是在收完地瓜的地里挖農民漏刨的地瓜。我曠了一周課和弟弟去濰坊捯地瓜。我們每天清晨扛着鐵杴，讓房東的孩子帶領我們去捯地瓜。捯地瓜的人很多，有農民也有城裏人。地開始上凍，挖起來很費勁，其實真正漏刨的地瓜並不多，大部分挖到是小姆指粗的地瓜根，偶爾有也是小地瓜。中午餓了找大一點的地瓜往身上蹭一蹭，也不管髒不髒、有沒有土，生啃了就是午飯。晚上我和弟弟回去，高大爺幫着把地瓜根切成片煮熟，這是我和弟弟的晚飯。然後在人家放東西的小倉庫睡一夜，第二天再去捯地瓜。一周下來成績不小，給家裏省了飯，又刨了一面布袋小地瓜帶回青島。當時父親在濰坊種豬場下放勞動，臨走我倆去看父親。父親從食堂打了拾斤熟地瓜，我們倆風捲殘雲，直吃得彎不下腰。拾斤地瓜全部吃光了，這真正是現實生活中的寶葫蘆、阿拉丁神燈。父親看我們吃這麼多吃了一驚，其實父親也吃不飽，這是從他肚子裏省出來的。
事隔半個多世紀，父親也已做古，直到今天每次吃地瓜就想起那拾斤地瓜，這是我一生中地瓜吃得最多的一次，也是永誌不忘的一次，我想這些經歷是現在的年輕人難以理解的，聽說大陸又要大辦供銷社了，惟願當年這些殘酷的現實不要重演！願老父的在天之靈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