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五花八門的政策規定，讓返鄉之路充滿各種魔幻情節。
劉心潔抵達校門口時，已經有很多同學在此等車離開了。
劉心潔怎麼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像新聞里那些在外務工返鄉人員一樣，流落在機場等待命運的安排。那天晚上，這位大學研二的學生，在首都機場裏呆坐一個晚上，她才第一次知道，外觀看起來現代又氣派的機場，在夜裏也是會呼呼漏風的。
從11月上旬以來，各地高校陸續以「學生陽性病例增多」「疫情防控形勢嚴峻」為由，告知學生可以自願申請返鄉；11月25日前後，多所學校催促學生返鄉，呼籲「非必要不留校」；至29日前後，部分學校的政策突然收緊，甚至下了「最後通牒」——太原一所高校明令要求學生12月4日前「能返盡返」，否則不予離校。
茫然和不知所措的情緒在學生中蔓延，甚至引起了恐慌，他們搞不清楚疫情究竟有多嚴重，愈加害怕感染。有些學校儘量做好學生的返鄉工作，安排了閉環轉運，但也有些學校並沒有給予學生應有的幫助。而在這期間，原本安排好的網課也已經不再重要，很多課程考試推遲到下學期進行，四六級考試延期，大家開始哄搶高鐵和飛機票，預約單程兩千塊錢的「天價」出租車，打遍了社區防疫辦、市長熱線、政府服務熱線等舉報電話。
而另一個挑戰是返鄉之後的境遇——「幸運」的學生只需居家觀察三天兩檢，「運氣不好」的則要在凌晨的高速路口等待一整晚，在嚴寒中和防疫人員拉扯，乞求不要遣返。
倉皇之中
11月29日晚，劉心潔所在學校突然召開了緊急會議，要求同學們趕緊返鄉，「再不走就走不了了」。劉心潔趕緊搜索到第二天的航班，顧不上價錢高低，花了平常機票的三倍價格買到了第二天一早的航班，同時和父母知會了一聲，找到了一位還在校的同學一起，拎起箱子便衝出了宿舍。到達校門口時，目之所及全是拎着箱子倉皇而逃的學生。
而就在12小時前的29日凌晨時分，劉心潔剛接到通知說，由於她昨日做的核酸中發現了「十混一」陽性，按學校規定，她需要在學校隔離7天才可返鄉，於是她不得不退掉了29日的飛機票，本以為這下走不成了。
那天晚上，宿舍里只剩劉心潔一人，心情起起伏伏。室友和周圍宿舍的好友這幾日都陸續返鄉了，其中一位買不到高鐵票，還坐了9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回去。而她本是最早一個買到票的，卻在機票被取消兩次後落了單。劉心潔想到未知的明天，還有空空蕩蕩的宿舍樓，忐忑不安。這一晚，她通宵開着燈，半夢半醒地只睡了三四個小時。
29日晚上7點，校方又突然召開緊急會議，讓滯留在學校的學生趕緊都回家。於是，劉心潔急忙買了30日的機票，第二天早早就趕往機場。
廣州某學校催促學生返鄉的聊天截圖。
到達機場後，時間還早，劉心潔決定先找個賓館落腳。然而幾通電話下來，才發現機場周圍的酒店都已經住滿了，離機場遠一些的酒店則明確表示，「不接收朝陽區來的顧客」。
無奈之下，劉心潔和同學就在候機大廳找了一排空着的座位「下榻」了，四周也都是拎着箱子學生模樣的人。那一晚，劉心潔穿着羽絨服，圍了厚圍巾，仍能感到機場上方不斷有風灌下來，凍得她瑟瑟發抖。
在候機廳的長椅上，劉心潔和同學很困卻又睡不着。她們眯一會兒再聊一會兒天，再眯一會兒，打發着時間。她們聊之所以沒有第一時間離開學校，還是顧慮回家後學習效率太差；也聊到馬上就要面臨的找工作的問題——聽上一屆的學長們反饋，這幾年合適的工作很難找，越來越「卷」了。
「感覺這個學期還沒怎麼過，就又結束了。」聊天中她們感慨道。這個學期，活動區域在一步步縮小：劉心潔住在校外一個單獨的校區，9月份，還能通過刷身份證到主校區自習；10月份之後就只能在自己的校區活動，一棟宿舍樓、一個小食堂和一家店面很小的超市是她所有的活動空間；10月底，宿舍樓也封了……
天亮時分，幾乎一夜沒睡的劉心潔拖着疲憊的身軀過了安檢。她感覺自己像是一個機械人，失去了任何情緒，只想把一道道程序走完，「太累了，有情緒只會讓自己更加疲憊」。她有些頭疼和胃疼，想去買些食物，然而機場所有的商店都關了。她從書包里拿出僅剩的一塊麵包，就着涼水吃掉了。
窗外是灰濛濛的天，劉心潔對自己說：「太陽一定會出來的。」
接下來，劉心潔的航班還是「不出意外」的晚點了。等待兩小時，然後起飛，抵達深圳，按要求做核酸、報備，讓父母按要求把車停在指定位置，拍照給她，她出示給工作人員看，然後由工作人員「護送」她見到了父母。
終於到了！那天晚上，她悶頭睡了15個小時。
就在29日晚，除了在北京上學的劉心潔，廣州、鄭州的多所高校都突然下達了緊急返鄉的通知。有的同學在機場過夜，有的同學在火車站瑟縮着等車，有的同學為了天價包車費和司機討價還價…
一名學生返回延安後，被拉去集中隔離。
隔離的空房子
事實上，劉心潔算是返鄉大軍里比較「幸運」的一個，因為她所投奔的深圳市對外地返鄉人士沒有「層層加碼」。而對於許多返鄉的人而言，抵達家鄉只是另一段漫長征途的開始。
目前，對於大學生返鄉後如何進行隔離、居家觀測，各地要求都不一樣。據記者了解，一些管理較為人性化的地方會要求學生返鄉後進行3天到7天的健康檢測；但也有一些地區，不論學生是從何地返鄉，一律實行集中隔離；若不滿足集中隔離條件，部分鄉鎮會要求學生找一處「空房子」自己進行居家隔離，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均實施這種政策。
金姍姍是在北京念大二的學生，家在甘肅省金昌市。返鄉前一日，金姍姍特意問過當地社區抵達後的政策，對方回複目前施行的是「3+4」政策，即3天集中隔離+4天居家隔離，返鄉人士到達後會有專人接至隔離酒店。
然而僅一天後，隔離政策就變了。11月28日，金姍姍在中午12時左右抵達金昌，在辦理登記報備等一系列流程時，社區工作人員告訴金姍姍，由於目前隔離酒店不足，隔離政策改為「2+5」，即2天集中隔離+5天居家隔離。金姍姍要求社區工作人員出示有關文件，對方回應說，「沒有文件，開會下達的」。
金姍姍在機場等了4個小時，終於等來了拉她去酒店的包車。司機給她發放了酒店房卡，收取了120一天的房費，並告知酒店不提供食物，三餐需自己解決。
到達酒店後，金姍姍卻發現酒店里根本無人看守，也不需要進行入住登記，酒店房間門也可以隨意打開進出，「完全不像認真防疫的樣子」。
金姍姍剛剛安頓下來，卻又突然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政策改為了7天居家隔離，要求不得與他人同住」。此時距離金姍姍入住只有兩個小時。
接着，酒店退還了金姍姍60元房費，扣留了行李箱進行消殺，並安排專人盯着，讓她「無接觸式」返家。金姍姍說，當時酒店那邊不准父母來接，整個金昌市又處於「靜默」狀態，公共交通停擺，她只好自己騎共享單車返家，同時告訴家人去酒店取被扣下的行李箱。最終，金姍姍和媽媽在小區門口隔着大門「相見」，媽媽遠遠地把行李箱和家裏鑰匙放下，她去取走，然後回家開始7天隔離，媽媽則去姥姥家借住。
「這一切都太魔幻了。」金姍姍說，隔離政策一天一變，甚至一天幾變。就在金姍姍返鄉的兩天前，她的表弟經歷的又是另一個版本的政策安排——當天下午6點到達高速路口後，表弟等了一整晚，直到凌晨4點社區才派人去接，並安排他住進了兩人一間的隔離房間。
金姍姍最終得以回家隔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媽媽能夠去親戚家借住，但對於很多學生來說，特別是來自農村地區的學生，很多家庭都是三代人同住，找一間空房子進行單獨隔離並不容易。
家在河北省邢台市某村的范存就隔離在一所「真正的空房子」里，與鴿子同住。用她自嘲的說法，自己被隔離在「鴿子窩」里了。
范存從張家口的學校返鄉前，曾與家人商量過該去哪裏隔離合適。當時，家附近的隔離酒店已經住滿，家中是父母、弟弟、爺爺奶奶五口人同住，如果回家隔離，按村里要求家人也都要一同進行隔離，這就會使得作為村支書的父親無法上班，母親也無法去地里收蘋果，一旦錯過收穫的季節，損失嚴重，於是才想到了家裏的老房子。
老房子很久沒住過人了，相當破敗。之前，趕上旅遊業旺盛的時候，老房子被開發成了民宿，曾為這個小家庭帶來不少收益。然而三年疫情下來，村裏的旅遊業早就凋敝了，老房子也就一直空置着。在最西邊的屋子裏，范存的父親養了近二十隻鴿子，范存就住在鴿子屋的隔壁，屋裏有一張雙人床、一個立式衣櫃和一張桌子，還有一整片可移動式暖氣片，都是此前做民宿時留下來的。
隔離的日子裏，由於大門年久失修全是厚厚的灰塵，范存從不開門，每當有人來給她做核酸，她就到院子南邊，踩着鴿子籠扒着牆，探出頭去做核酸。做完核酸，她會鏟一大勺玉米粒，撒在鴿子屋的食槽里。
范存說，老房子的冷還能忍受，最讓她受不了的，是每次上廁所，都要從院子裏的西屋穿過一片空地，再踩着一堆雜物走進廁所。廁所里的馬桶早就被拆除了，所謂的「廁所」其實就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洞。到了晚上，這段路一片漆黑，很嚇人。范存只好儘量少喝水，如果晚上實在忍不住要去廁所，就先在屋裏的盆里解決，第二天天亮再倒進廁所里。
范存並不敢對村裏的防疫措施提出質疑，甚至「害怕被打」。雖然爸爸是村支書，但整個村的民風都很彪悍，有時候不知道怎麼樣就會把人給得罪了。范存告訴記者，之前村裏有過密接人員，被拉去隔離點集中隔離，但有一位次密接人員也要求一起去隔離，因為在隔離點可以免費吃住，當時范存的爸爸作為村支書沒有同意這位村民的要求，結果後來就被這位村民舉報了。
很多村民都認為，從外地返鄉的人身上都「攜帶病毒」，而且「這個病毒很可怕」。范存回到家鄉的那天，父親去接她，一見面就給她進行了全身消殺，噴灑在身上的消毒水半個小時後才幹透。剛開始時不讓她說話，要等20分鐘後消殺發揮作用了才能開口講話。
何時是歸期
目前，仍有一些學生滯留學校，在學校催促返鄉的通知反覆下達之中，進退兩難。
家在河南濮陽的李允還在為返鄉後不去集中隔離而做最後的爭取。她沒想到，同一個城市裏，不同的區之間隔離政策也可以不一致。她先是問了自己家所在的社區，要求是集中隔離；又問了家中另一套房所在社區，則是居家隔離就可以。
李允感到很納悶。她連續幾天不斷撥打了社區電話、物業電話、市長熱線、12345等各方電話，結果發現各方相互踢皮球。
李允給記者發了一張「防疫強制措施吵架指北」，表示她為了維權做足了功課，但依然無功而返。「我有個同學也是通過這種方式，在居家隔離期間告訴社區工作人員違反了國務院的『九不准』，社區工作人員第二天就給她撤了電子封條，但我這邊卻無論如何都講不通道理。」
劉欣的同學發來的圖片，早幾日返回右玉縣的同學被困在城外的高速口。
在山西省太原市上學的劉欣遲遲未離校，則是因為擔心回不去家。她告訴記者，她的家在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前幾天已經有學生包車返鄉了，但到了高速路口，出租車沒有通行證便不能再駛入城內。學生詢問縣城防疫辦，要麼是電話打不通，要麼就是表示不接收返鄉學生。右玉縣位於山西省最北部，幾乎快要接近內蒙古，在零下十幾度的天氣里，學生們就在高速路口整晚整晚地等。後來縣城防疫辦才同意學生返鄉，但要求進行隔離，方案一是去到人員稀少的村子進行隔離，方案二是自己找到空房子進行隔離。
面對這種情況，劉欣找了學校開了返鄉證明，但仍然不敢貿然返鄉，她既擔心自己會淪落在零下十幾度的天氣里苦苦等待，也害怕隔離的村子裏沒有暖氣，條件太差。
而對於家在新疆省烏魯木齊市的孫穎來說，回家似乎變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孫穎今年剛上大一，這一學期本應是她憧憬的大學生活的開始，然而她不過是從封控中的家鄉烏魯木齊到了封控中的廣州，至今還沒有踏出過校門。她無法想像，如果回不了家，在這個沒有任何熟人的城市，自己該如何生活。
家似乎特別遙遠。在封控三個月後，新疆目前雖然逐步解封，但「只出不進」。這一個月，孫穎送走了整個宿舍的同學，甚至整個學校目前也沒剩下幾個人了。
她的飛機票反覆買了幾次，又反覆退掉。
（應被訪者要求，本文所採訪學生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