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退黨日將至，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指出，中共政權風雨飄搖，搖搖欲墜，呼籲廣大中國人順應「天滅中共」的歷史洪流，勇敢地退出中共的黨、團、隊。圖為2022年4月23日遊行退黨方陣。（林丹/大紀元）
當2022年8月30日傳出前蘇聯末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Mikhail Sergevich Gorbachev)去世消息時，世人在哀悼、追思之餘，回想起1991年「蘇聯解體、蘇共消除」的往事，更有大量的網民呼喚「中國版的戈爾巴喬夫」。
回顧歷史，在1978年底鄧小平「放權讓利」開小門實施經濟改革之後，由於經濟自由化讓中國經濟在把握「後發優勢」下，快速發展了起來，十年之後遇到了瓶頸，必須開大門、走大路，也對共產專製造成莫大衝擊，「政治自由」的呼聲順勢而起，胡耀邦、趙紫陽兩位主政者也都有心要開放。當大學生借着胡耀邦去世點燃「呼喚民主」學生運動，在1989年六月四日達到最高潮的當兒，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全球媒體聚焦時機，只含淚勸告抗議者回家，結果是上演「天安門大屠殺」，趙紫陽被軟禁在家至去世，無法比戈爾巴喬夫早兩年擔綱演出解體共黨戲碼。為何趙紫陽無法成為英雄？論者大都認為趙無實權，自己且時時受到監控，沒有當英雄的空間。不過，由已故的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ilton Friedman)在1988年第二次中國行與趙紫陽對談兩小時的內容，卻有另一種解讀。
迷信「國家調控」的趙紫陽
長達兩小時的兩人談話頗不尋常，因為趙紫陽見訪客時間通常約半小時，而這次會談結束後，趙紫陽還親自送弗利曼出來並容許拍照，這是史無前例的。弗利曼覺得會談本身很有意義，而趙對經濟情勢、市場運作的了解，在弗利曼看來是十分深入廣泛，更重要的是，趙認為重大改變確有必要，並表示出對改變的開放態度，但趙卻說「本黨十三次代表大會，確定我們經濟運行的機制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弗利曼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國家是由上到下組成的，而市場是由下面開始運作的，這兩套系統不可能相提並論。國家可以控管到部分的經濟及市場，但趙所談的組合是不可行的。」
當年弗利曼他們在上海會見江澤民時，以及五年後他接替趙，他們在北京再見到他時，也聽到類似的說法，但其中確有很大的差異。趙紫陽接下來的談話，以及他回應弗利曼的話都顯示出，他知道這兩個機制在先天上是有矛盾存在的，而江澤民卻沒有這種認識。趙紫陽真正了解開放市場的意義何在，江澤民則未必。
沒有人能夠否認趙紫陽是個共產黨員，他也不是要以總書記的身份來顚覆共產黨。他是真的相信妥善利用市場機能可以促進經濟成長。增加共產黨權力及穩定，不是要讓黨細密的控制經濟發展，而是要去促進人民的福祉及繁榮。弗利曼雖不同意趙紫陽的理念，但弗利曼絕不懷疑他的誠意。
弗利曼後來發現他們會談之所以特別的部分原因，是趙紫陽陷入嚴重的困境中。趙是經改八年來解除價格管制最主要的擁護者，也對經濟擴展方案給予熱烈支持。當中國銀行為了應對擴展，發行過多貨幣，從而導致通貨膨脹後，趙受到指責並被嚴厲批判在市場改革走過了頭，其實市場改革是降低而非增加通膨壓力。在該年夏天共黨高層會議後，兩大派系已然形成，一是以趙為首的加速改革派，一是以李鵬為首的停止或暫停改革派，謠傳說趙已失勢。
弗利曼和趙紫陽的會面，由於有《人民日報》人員出席，讓趙有機會公開他的想法，還讓外界知道他還在掌權。趙紫陽仔細準備會談的開場白，主要不是為弗利曼，而是為了廣大的中國民眾，以及為即將召開、討論相同問題的高峰會議暖身。弗利曼覺得會談最後的一些結語聽起來像是夜行人吹口哨，為自己壯膽而已：「我們的方向不會改變」、「香港的報紙……認為中國領導階層發生分歧，事實並非如此。」
兩人的會談在中國報紙上吸引了很大注意，在香港也一樣。趙送弗利曼離開的照片被登出來。事情的真相一直到八個月後天安門事件才浮現出來，雖然該段期間，趙的權力已逐漸被移轉到李鵬。事件爆發後，趙非常清楚不鎮壓會失去權力，但仍然拒絕對示威者給予強力鎮壓。當他和李鵬直接走出來在天安門廣場和學生講話時，很感性地說，將不會再見到大家了。聽到趙最後講話的弗利曼中國朋友，許多人當場掉下了眼淚。在領導階層同意用武力鎮壓後，趙紫陽被軟禁在家直到去世。
中共領導階層試圖將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歸於趙紫陽將市場自由化及使市場大幅開放的政策，弗利曼也常在報導上被引述為對趙有不良的影響。這對弗利曼沒有影響，但在趙身邊的人就沒那麼幸運了。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是學生爭民主自由的運動，其實是符合弗利曼的「經濟自由先行」，接着會出現政治自由的理念，並衝擊現有舊體制而出現抗爭運動，終而走入自由民主體制，這在智利和台灣都成功實現了。如果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見抗議學生時，能夠勇敢的站在學生這一邊，共同呼求自由民主，在現場眾多國際媒體的見證和報導及傳播下，或許血腥鎮壓不幸事件就不會發生，而共產專制解體，民主體制就會出現，可惜事情不是這麼發展，或許是趙紫陽受中共黨文化沉浸太久，無法拋開「共黨專政，由黨中央主導」這種中心思想，此由上文引述弗利曼的論評可見端倪，也可由一路陪伴弗利曼做一九八八年中國行，在場陪弗利曼與趙紫陽對談的張五常教授之評述得到印證。
弗利曼對談趙紫陽
張五常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二日發表的〈大同小異——評趙紫陽弗利曼的歷史性會談〉，將兩人的言論水準評為大同小異，而趙紫陽只中學畢業，弗利曼是名滿全球的大教授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說趙不但懂經濟，而且有深度。張五常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的《趙紫陽與弗利曼對話》一文中，透露出弗利曼夫婦見過趙紫陽之後返美，就聯名寫了一封他們十多年來沒有寫過的「聖誕信」，寄給親友。那封信很長，其中大部分是關於中國之行。信中對趙的評述是這樣的:「對這個帶領中國走向較多地依靠市場運作的人，及其智慧，我們有極為良好的印象。他對經濟問題有很深入的認識，而且有決心擴大市場的範圍，願意試驗與學習，虛心地聆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而在此同時，他又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要是他能成功的話，這是很妙的技巧了。」這已非常明確透露出，弗利曼認為在維護共黨最高權力下是不可能再進一步開放，而以該聖誕信作為歷史檔案「存證」。
事實的演變印證弗利曼的先見之明，趙被削權、軟禁，所謂漸進式且以維護共黨最高權力的經改路線仍被執行，矛盾於焉產生，於是「體制性貪腐」及「後發劣勢」局面赤裸裸出現，着實令人遺憾！「六四學生運動」其實是實現民主政治體制的一個轉捩契機，可惜趙紫陽迷信「（共黨）體制內改革」，不敢像兩年之後俄羅斯的葉爾欽一樣站在示威學生這一邊「登高一呼」，讓解放軍炮口轉向，卻讓坦克輾壓學生，自己也從此被軟禁至死，而中國的民主化終究功虧一簣！
「四二五事件」功敗垂成
「六四事件」血腥鎮壓激起全球對中國的經濟制裁，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由於兩種因素的作用，讓中國經濟在一九九三年弗利曼第三次造訪中國時，又感受到蓬勃發展，一是台商大舉西進，填補了資本的空缺，二是一九九二年法輪功開始在中國洪傳，其以「真善忍」要求修習者凡事找自己，不怨天尤人、教人做好人，把「吃苦當成樂」，讓大量下崗失業者能平和過日，而在短期間就有近一億人學習法輪功，讓失業沒成為問題，而法輪功學員勤勞不計較得失的工作心態，不但讓社會安定，生產力也提升。但到一九九九年由於法輪功傳播太快太廣，中共江澤民出於妒忌，發動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法輪功學員遭到莫名的打壓、抓捕，學員們乃向公安部門反映並澄清，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萬法輪功學員「上訪」中南海。這批學員由中國各地自發前來，所用的請願方式異於一般，他們以寧靜祥和的心態，以及對政府和人民負責的態度，展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完全和平的、大規模的、為了「人權」的請願活動。
隊伍雖然很長，但很安靜，非常祥和，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接見了法輪功請願代表，合理回應了申訴。二十分鐘內，法輪功學員們就秩序井然的解散返家，現場且清理乾淨，沒有留下一張紙屑，並將公安丟下的煙蒂撿走。
這種神奇的事讓當時在場的國際媒體如CNN等均指為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群眾事件後，中國第一次的大規模群眾請願活動，並一致肯定這場和平的上訪活動，且對中國的民主寄予厚望。許多外國政府領導人和觀察家們都認為此一事件是令人敬佩的，它展示了人民申訴和政府回應的良好模式。可是，往後的發展卻令人詫異且深深痛惜和遺憾，因為事件被反轉抹黑為「上萬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
中共在江澤民一聲令下，於該年七月二十日展開鋪天蓋地的「血腥鎮壓法輪功」，其殘酷程度千百倍於六四事件。原本誇下海口以為傾舉國資源，在三個月內就可消滅法輪功，沒想到迄二0二二年，二十多年來法輪功不但傳遍全世界，而且中國境內的法輪功修煉者也挺了過來，學員們靠着一股不懼怕流氓手段，也不屈服於邪惡的正信正念力量，心存善念向世人講真相，使得中共的欺騙與謊言逐一被揭穿、敗露，更激發一波波的退出共產黨浪潮。
劉伯溫的預言會實現嗎？
「六四事件」和「四二五中南海上訪」兩個事件都是「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契機」。第一次的民主契機就在趙紫陽拋不開共產黨桎梏下稍縱即逝，換來的是一片腥風血雨。第二次則在江澤民「私念、嫉妒、貪心」的一念之間風雲變色，出現慘絕人寰、前所未有的邪惡鎮壓，「民主化契機」又被硬生生的扼殺，朱鎔基也失去當「中國版葉爾欽」的機會，而中共解體也灰飛煙滅。
到2022年，一再強調「改革開放、依法行政、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李克強，也曾有機會扮演1991年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角色——逼迫習近平辭退並宣佈放棄共產走向民主自由之路，卻也因畏縮而無疾而終。
如今習近平一人專制，在內憂外患和「白紙革命」引燃遍地抗議烽火下，會不會順勢宣示「和平解體中共」，並讓明朝劉伯溫的《金陵塔碑文》預言的「送葬中共者，姓名含『白』『平』」實現呢？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作者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