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的《懺悔錄》，記錄了他平生見不得人的事情，有損自己人格的事情。我想，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如果盡情去寫，寫寫這些年都搞了些什麼運動，寫了些什麼文章、那真要清夜捫心，不能入睡了。
「四人幫」當權那十年，我不能說自己完全沒有做好事情，如下田種地。而隨眾呼喊，以「最高指示」罵人，似乎既算不得好事，也非壞事。不過也不盡然。我就記得在自己被「解放」那天的全體大會上，一個革命群眾循例發言，罵我是「狗膽包天」。這句話竟使我一直牢記，無法忘懷。（其實像這種壞話，自己豈有不講之可能？）好事呢，也還是做過的。就在我已經被「解放」之後，在幹校里沒有被調回京的時候，那一段暫充連指導員，搞專案，任務是把前一段軍宣隊和造反派所定的案重新審查一番。這時，地方軍宣隊已換了班子，對前案弄不清，更無精力去細細審查這些糊塗賬。於是我鑽了這個空子，自己做主來搞這些所謂「專案」，取消了幾個荒謬透頂的所謂「結論」：例如那些「結論」把一個從不認識吳晗的人，說成與吳晗勾結；把一個前八年公安部就早已查清沒問題的人，又說成「特務」；把共產黨自己的機構名稱套在國民黨頭上，然後給人定罪……分辨了這麼幾件有些政治常識的人都能分辨的事，卻使我覺得心裏極愉快，夜裏開始睡得香了。多年對我冷冰冰的下級，如今見我也有了笑容。我回京探親沒有幾天就急着要回幹校辦我這些沒有完的案子。楊述奚落我：「忙什麼，你這數不上數的幹校小官！」我撇撇嘴，說：「算不上官的小官！可是我做這些年工作，還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做得高興哩！」
所以說，別人的文章只講自己在幹校受的苦，我除了受苦之外，倒也有些安慰。
1973年，我離了幹校，回原單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實則是回到了真正的囚籠，真正去做自己應當懺悔的事情去了。
我雖不再當領導，上有軍宣隊，卻也算做了社領導小組的一員，管業務，就是管組稿出書。但是，這時哪裏還有什麼作家來寫稿出書呢？有的進秦城監獄了，有的下幹校了。要出書，就要靠「工農兵」。換句話說，靠不寫書的人來寫書。我才從幹校回來，那些先回來的被結合的「革命派」就告訴我，今後一切必須依靠黨——先依靠黨委選定主題和題材，再依靠黨委選定作者，然後當編輯的去和作者們研究提綱；作者寫出來，再和他們反覆研究修改，最後由黨委拍板。至於「三突出」等等原則，不必贅述。
我心中想定自己的原則，今後決不再發表隻字作品。但是對於別人的作品，我卻不得不管，無法逃脫。於是我開始一個一個地和這些作者接觸。
這些作者，大部分是生平從未寫過任何作品的人。往往是組織者接到黨委指令，某某題材重要，於是便把這些人集中起來。這些人中有具備一點寫作能力的，有勉強拼湊完成任務的，有想學時髦寫幾句的，還有很想寫自己的生活但是對於這生活沒有認識的，或者自己的認識與領導上的意圖完全兩樣的……而我這時的任務，就是把着他們的手，編出領導所需要的書來。
我記得我第一條需要編進去的內容就是「以階段鬥爭為綱」。這一條使得作者和我都動盡腦筋。有一本在當時銷了好幾十萬的書，叫《千重浪》，故事原是寫的「走資派」不准搞機械化，農民積極分子弄了些拖拉機零件來，自己製作了一台拖拉機。生活內容很少，也不大有現實性，但好歹也還算一件說得過去的事。但是，不行，要階級鬥爭，那就得把意見不同的雙方寫成兩個階級，敵對階級還要具體破壞，這就更難了。作者想出一個隱藏在地窖里多年的人，這是從報紙上抄錄的。但是，還不行，如何破壞拖拉機？作者從沒有見過。我這編輯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作者把「作品」編圓。於是我帶着作者跑到一個有拖拉機的農場裏去，請拖拉機隊長給我們講破壞拖拉機的竅門兒，如是，就算我幫助作者深入了「生活」。
我這樣做，曾想過這完全不是藝術嗎？當然也偶然想過一下。但那時想的最主要的根本不是什麼藝術不藝術，而是任務。這個時代，給我的任務就是編出這樣的書來，使它像個故事。我是一個補鞋匠。記得有一本書叫《東風浩蕩》，寫一個「資產階級思想」的工程師和一個無產階級思想的工人的鬥爭，一開始就是兩個人整整空論了一章。我一看，這樣多空話，讀者看得下去嗎？勸作者刪一刪，這就是我的「藝術加工」了。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當時的範本，因為他能編得比較像個故事。其中當然必須有階級鬥爭，又必須有故事，他就編了一個「范克明」，地主化裝遠出當炊事員，搞階級破壞。自從他這一招問世，於是紛紛模仿，有男地主化裝為女人的，有用煙頭破壞自己的臉化裝為麻子的，所謂「十八棵青松」都是如此栽成。幾位作者聽說階級鬥爭要提得越高越好，不能只寫些農村土地主，於是就提高到局長是混進革命隊伍的壞人，又提高到「蘇修」和國民黨直接派進來的特務。既然一定要寫這些東西，而作者對這些又實在毫無知識（不是說生活），於是要編輯幫忙。我實在無法，正趕上文化宮有公安局辦的特務罪行展覽會，我就出主意，帶着二位作者去參觀。也真虧他們的腦筋靈，看了兩回就有了故事，後來小說居然出來了。
這樣的小說，那時還多的是。像：《伐木人》《鐵旋風》《無形戰線》《朝暉》《晨光曲》《鑽天峰》……一年好多本，完全不能算作藝術。但是，是這些作者有意逢迎上級，破壞藝術嗎？不是，有幾位作者很有生活，例如森林生活、農村生活、學校生活，有的段落寫得很真實，很動人，但是整體構思卻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隨波逐流地去捏造。如果現在我不說出這真情，我將永遠都對不起他們。
我記得當時的大作家浩然，他那個《金光大道》的架子實際上是由編輯幫他搭的，先賣公糧，後合作化……前邊我不清楚，到寫第二卷時，我從幹校奉命調回社來，接任責任編輯。管這部書的編輯組長，是由外單位調來沒當過文學編輯的一位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說：「書中寫的那個時候，正是抗美援朝呀！不寫抗美援朝怎麼成？」但這一段故事，實在與抗美援朝無干，作者只好收回稿子。還是把抗美援朝添了進去。那編輯組長再次提到，在四五頁稿子上，每頁均加上「抗美援朝」，又把小標題《堵擋》，改成頗有戰鬥性的《阻擊》，把《讓房》改為《讓房破陰謀》。記得浩然苦笑着對我說：「我不同意他這麼改，沒有別的意思，只是還想保護一點點我的藝術創作……這個人像念咒似的一句一個抗美援朝……」
還有一位中學教師胡尹強，寫的中學生活，主題是按照當時的教育思想，反對死讀書，要動手做，內容還是真實活潑，符合生活的。我又是在半中間接手這本書。書中的老校長，可以看得出是一個熱愛教育。一心教好學生的人。但是到了我接手時，已經被改成了一個「走資派」。作者寫他為了讓學生及時回來參加畢業考試，自己連早飯都不吃，拿着兩個包子親自跑到水利工地去找學生，這實在叫人不忍說他是「走資派」。可是怎麼辦呢？他的性是定了的。作者最後無奈，改成發了洪水，全縣生命財產危在旦夕，這校長竟為了學生成績，把正在戰鬥的學生從堵洪水的大壩上硬拉走了。我說：「不行，如果全縣發了這樣大水，縣委也得下令各單位先停止業務，大家搶險。這麼改說不通。」但是沒辦法，必須讓這個校長噹噹「走資派」。我也別無他法，竟同意了——同意把一個藝術形象砍殺了。
有一本我奉派去延安組織插隊青年寫的，歌頌「第一號英雄人物」的小說。我物色到了兩個下放插隊的姑娘，文筆不錯。「第一號英雄人物」選定為她們插隊青年中一個挺潑辣能幹的姑娘。第一稿，老實說是不錯的。寫這些青年想法兒改善那窮得要命的陝北農村，做種子改革實驗，和不衛生的習慣鬥爭，自己冒險學做醫生，救活農民的孩子……大概都是作者親身經歷的。糟糕就糟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要找出一個地主來做鬥爭對象。但是。陝北土改已經過去五十來年了，又是真刀真槍乾的，不是和平土改，那時候人人知道的口號是肉體消滅地主。到了這時候，哪裏還找得出地主？不是殺光也是死掉了。說陝北還有土地革命前遺留的地主，當地農民聽了也會詫為奇談。我主張可以寫一個新生資產階級分子，作為鬥爭對象，鬧一次反貪污就完了（作者原來有寫貪污案的意思）。但陝西文化局派來指導的同志認為，這樣的階級鬥爭還不尖銳，堅持用地主，於是把這地主編成是從外地偷遷來的。最後要生死鬥爭，是地主開閘放水，女英雄拼死堵閘門。作者說：「我從未見過這種水閘。」那位同志就領着作者去參觀並講解，最後這樣照寫了。年輕的女作者對我悄悄地說：「我實在不願意讓我的女主人公（也就是真實生活中她的同學）去和那個老地主在水裏肉搏一番，那成什麼局面？怎麼下筆……」我懂得她的意思，這不是叫她創作，這是侮辱她。乾脆說，侮辱一個作者。但是在我們那天開會「集體創作」中還是通過了。我也屈從了。天，我幹了什麼事情！
這類事情我還遇見過多次。起初是鬥地主，後來提高為鬥負責幹部、老幹部、知識分子幹部。記得那部寫伐木人的，起初是說那個局長在育林指導思想方面有錯誤（主張大伐，而不主張着重多育），這還說得過去。到後來追他的思想根源，原來那位正確的書記是工人出身，這位錯誤的局長是知識分子出身。再追下去，當年他參加革命不是真的，參加學生運動也是騙人，甚至他還偷偷做過出賣人的事，說什麼老幹部全是假的……這還有什麼說頭呢？
接二連三，都是這類情節。一個很難得的蒙族工程師硬要搞保守，只有工人出身的技師（技術員）才肯搞創造；一個現在北京的大學教授、學術權威，原來是個大特務，在指揮破壞礦山……當小說已經寫到凡知識分子全是壞蛋的程度之後，我起先覺得，這無非就是按照現在的大字報給我們滿臉塗黑而已，我本人只當登台陪鬥，看着書中人物挨罵卻無能為力，叫我有什麼辦法替他們一個一個翻案？
到後來，看稿看得多了，漸成習慣。好似看那些誣陷別人的刀筆吏的訟狀，知道它反正是假的。只有一點難過之處，就是我自己必須參加幫忙製造這種刀筆吏的訟狀。這裏面有些文章，說的那些罪狀，好似過去我確曾見過的某些人的罪行，都是通告了的，罪大惡極，而實際上竟不是那麼回事。
記得一位比我早三級的同學熊大縝，平時不大活動，很用功，從抗戰開始，他這個書呆子便拋棄了出國留學的機會，大學助教不當，跟到冀中參加革命。他是學工科的，在部隊主持科研工作，製造了炸藥、手榴彈，還跑北平為部隊採購藥品和電台，誰想到，這個人後來竟以特務罪被槍斃，而且正式通報，明正典刑。同學們見到都既驚訝又傳以為戒，一提起他就是「隱藏的壞人」。又是誰想到，過了幾十年後查清，原來是場冤獄！
還有一位，北平「一二·九」運動中的知名人物，北平市學聯的常委王文彬，1938年還在武漢負責籌備全國學聯大會。會散後，領導上留他在武漢工作，他卻執意要回山東微山湖拿槍桿子抗戰，說：「我們給國民黨幫忙幫得夠多的了，我要回去拉我們自己的隊伍去了。」這樣一個人，卻在微山湖的「湖西肅反運動」（聞為康生領導）中，被定成「反革命」，槍斃了！可能因為他是學生運動中的名人，消息開始傳來的時候，都沒有人告訴我們真情，只聽說他是抗日「犧牲」了的。所以楊述曾寫過追悼他的詩，還說是：「我聞君就義，矢志與君同。」到後來才知道是這麼一個死法，早知如此，是決不能「與君同」的。
這些人，他們的身份就和當時我們那些小說里寫的知識分子壞蛋一樣，公佈的罪狀也一樣。但是，這是多麼可痛可恨的捏造，多麼無恥的羅織誣陷啊！這也能叫做「文學」嗎？我為什麼特別喜愛樸素的真實的作品，而一見到想以編造一鳴驚人的作品就往往自然地反胃，非有他也，就是這點病根。
由此我聯想到當時很多很多小說，凡寫知識分子的幾乎全壞，凡寫工農兵出身的全好——這就叫「歌頌工農兵」（自然也不是真的工農兵），否則叫沒立場。當然，知識分子也有投敵的，也有怯懦的，也有庸庸碌碌的。各種人都有，都可以寫。但是，讓我們這些當編輯的掌握這麼一條按階級出身劃分清濁的標準，而且一概按此執行，這是什麼？這不是作者給人物抹黑，也不僅是當編輯的自己陪鬥，這是人對人的基本態度！
後來我想了很多很多該懺悔的事情。我為什麼拋棄了學業和舒適的生活來革命呢？是為了在革命隊伍里可以做官發財嗎？當然不是。是認為這裏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國的真理！值得為此拋掉個人的一切。那麼又為什麼搞文學呢？自然也不是為了掙稿費或出名，是覺得文學可以反映我們這隊伍里一切動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記。但是現在我在幹這些，在當編輯，編造這些謊話，誣陷我的同學、朋友和同志，以幫助作者胡說八道作為我的「任務」。我清夜捫心，能不慚愧、不懺悔嗎？這一點自知之明，我早就有了。
「四人幫」垮台之後，我才忙着下令，讓當時正在炮製中的這類「青松」式作品趕快停工。但是有許多部作品正在進行中，有的編輯單純從業務出發，覺得半途丟掉太可惜，還有的已經改完了，發排了。為了這些事，我和一些同志爭論過。同時，我盡力幫助一些好作品，反映真實的作品，能夠出版，和讀者見面，這實際上都是一種懺悔自己錯誤的行為。後來有的同志寫文章，對於我這樣當編輯頗有褒詞。而我還能有別的改正自己罪過的做法嗎？我有罪過，而且沒別的改正的做法了。十年內亂，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應該把自己的懺悔拿出來給人看看，不必那麼掩飾吧。我這麼想的。
有人說自己當時是「拉車不認路」，真的嗎？真是看不見路嗎？讓我們想想當時暗路兩旁的狀況吧。
（選自韋君宜著《思痛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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