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1958年3月到古瓦農場磚瓦廠的。我們這些在「反右」中被千夫所指，夜以繼日地七斗八斗過來的老右們，早已斯文掃地，半點臉面都沒有了，聽說能讓集中到一個農場，在一起邊勞動邊學習，改造好了，一年兩年就可以回到革命隊伍里去，當然一般都願意聽從安排的。我還帶了石印版的一本《蘇東坡詩選》、一本《吳梅村詩選》。負責送我們一行十三人去勞教農場的公安局趙科長在火車上，逐一遞送香煙，跟中學的黃衍斌校長還握了手，讓國畫家敖老感動得要掉淚。其實呢，行政處分嘛，不但我們右派們沒有想到，也許辦慣案子的趙科長當時真的也沒有想到，一場更慘烈的厄運正降臨到這些被稱為右派分子的人頭上，而且，這場厄運歷時竟長達二十二年，能夠活下來的，還留下許多後遺症。
到來賓車站，趙科長召來幾個挑夫幫挑行李，這個時刻，再麻木的人也能找回「反右」前那種與人平視的感覺，以致我剛踏進農場時，仰望藍天白雲，居然還有點「今日得寬餘」的情懷呢。
第一天晚上，磚瓦廠管教幹部馬乾事就叫集隊聽講話。他說：「把右派分子打下去了，我們排除了干擾，大躍進就可以轟轟烈烈地搞起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接下去說的是「脫胎換骨」、「花崗岩頭腦」等等。
但是，出乎想像的嚴酷的挑塘泥勞動，很快就把書生們從肉體上壓垮了。首當其衝的是肩膀紅腫、潰爛，可塘泥照樣得挑。從嶺腳挑到嶺上，我把滲透着汗水和血水的衣服一層層卷在扁擔上，以緩衝肩膀所受的磨擦。不少人通過各種辦法弄到墊肩，系起來，兩肩墊角翹起，疲憊已極地拖着扁擔走向工地。晃眼望去，好像孫悟空變幻出滿山遍野向風車挑戰的唐·吉訶德。不過，這個時候唐·吉訶德挑戰的對手不是風車，只能是自己。為了填肚子的兩餐活命飯，為了頂住「一年、兩年」的煎熬，求得與父母妻兒團聚，舍此別無它途。
收工途中，就路邊水溝洗滌，我臨水自顧，照見鬢髮眉毛斑白如星霜，猛然—驚：難道真的伍子胥一夜白頭了？原來是整天的汗漬造成的，只不過比別人顯著些而已；身上惟一的一條藍短褲，也像撒上石灰似的。蹲在水裏把它擦幾下，洗掉了，回到大宿舍它也幹了，用不着脫下晾曬。這條短褲從春暖穿到冷冽的寒潮到來，無論日曬雨淋，日作夜息，都沒脫離我的身體。最後脫下時，已不能再穿上。國畫家敖老幽幽地勸說我：「後生家不要太沖，你不看人家老農，下田還專門穿件長袖衣。」他樣子該五六十歲吧，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他那件被稱為全場最昂貴、特厚特大的墊肩，就越顯得更大更沉重，套到他肩上，簡直成了《水滸傳》裏林沖那副大木枷了。後來，他連飯碗大的兩砣塘泥也起不了肩。之後被調到蔬菜組鋤草淋菜，再後來不多久，就聽說他死了，是早上起床時鄰鋪發現的。老畫家被蓆子捲走沒幾天，又聽見負責放牛的教育學老專家盧顯能教授倒斃野嶺。去年，因為盧教授兼學院教育工會主席，學院的一些學生便到他宿舍請他表態支持延長學年的要求，老教授說了幾句勸慰的話。這幾分鐘的會見，竟使他老人家蒙上黑後台的惡名，致死於非命。48年後的今天，想起來，我還十分難過。
紅水河漲大水，上游衝下來許多木頭，我們組臨時接到緊急任務，要跑步趕去撈木頭。跑得最快的是戴右派帽之前任桂林市人民政府民政科所屬教養院學校的教師李軍。此人粗眉大眼，是個美男子，又兼老實熱忱，多多少少能緩解他周圍這些勞教分子的憂悒、消沉、孤僻、冷漠的氣氛。近來他不斷在各種場合表態，說要爭取獲得第一批解除勞動教養，儘早回到革命隊伍。我覺得他的表態是極為熱切的。由於過量勞動，他浮腫比別人明顯，好在年輕，幹活路還有勁。我們趕到河邊，他已脫掉長褲、鞋子，向洶湧的急流中疾馳而過的木頭划過去。這是個結霜的早晨，水很冷。負責管生產的韋幹事正在跟大家佈置工作，有人一聲驚叫，只見李軍往水裏一沉，木頭上蒼白的手臂迅即沒入洪水中，就在眾人驚恐的注視下，李軍的身影從此永遠消失了。韋幹事在水邊呆立一陣，突然大發脾氣，大罵一通之後，叫我這個小組長回監舍整理好李軍的遺物，然後送交隊部。我整理李軍的棉被，似乎還觸感到他的體溫。我打開他的家書，有被水漬模糊了的文字——是妻子的還是丈夫的淚水？抑或是夫妻兩地共有的苦淚？他妻子的信里說：「現在的日子，最大的快樂是撫摩肚子裏的小寶寶，明年的今天，他該會叫爸爸了。」我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震顫不已，完全失去了控制。我終於明白了李軍為什麼敢於向洶湧的紅水河奮不顧身地撲過去。
二
老畫家和李軍離世，就像悄然無聲地沉沒於幽潭深處的兩顆小砂粒。相比之下，來自某高中的謝老師的故事就顯得熱鬧多了。那是馬乾事明白說了「勞動教養有什麼期限？幾時改造好幾時得出去」之後才爆發出來的。
人們白天跟兩泥箕大的沉重的塘泥拼搏得精疲力竭，晚上還要跟自己兩塊同樣沉重的眼皮作鬥爭。只要管教幹部不在附近，學習時個個像和尚打坐似的，都不吱聲；可也怪，誰要頂不住眼皮閉合，鼻鼾聲跟着就出來了。自然有打小報告的。毛澤東講得對，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第二天打鼻鼾的果然就被管思想的幹部點名批判了，這種批判使那倒霉鬼總得要有幾天甚至長時間變成委頓不堪的病人。
謝老師的事情發生在晚間小組學習的例會上。這晚上兩間大監舍勞教隊員集中門前就地坐下。坐我旁邊的是原中學老師潘老，先兩年「肅反」結束後最早送來的老教養，因為有一嘴濃濃的一字胡，得綽號「魯迅」。原來抱着膝蓋很悠然地抽着烟斗的他，突然發現勞改隊也來了十多個，他神色大變，緊張地喃喃自語：「出事了，出事了。」潘老是老勞教，有見微知著的能耐。平常這時候馬乾事出來巡視，總是叼着牙籤的，今晚就沒有，我認為這也是個兆頭。馬乾事身影從隊部那邊一出現，這邊會場立即鴉雀無聲，「魯迅」的烟斗也瞬間消失。馬乾事雙手抱胸，繞會場踱圈子，踱到潘和我背後竟然止步不前了。怎麼回事？難道潘老燒煙的氣味被聞出來了？吸煙被認為是「翹尾巴」的表現——也許我借《蘇東坡詩選》給潘老被打小報告了？霎時間，我感覺得背後好像是矗立起一座大冰山，寒氣透骨。好在他終於踱進會場，叫一聲「不要勾頭！」全場的眼睛刷地都向着他。他作了這樣的開場白：
「你們這些右派，眼前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接着說勞動教養是改邪歸正的必由之路……然後提高聲調，厲聲說：「今天還有人膽敢大放毒草，叫囂什麼『勞動教養違反憲法！』」
原來如此！我那股冷感頓時回暖，也分明覺察到潘老僵直的身軀鬆弛下來了。接着就是全場先唱一輪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
反動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謝老師被揪出來。他一口咬定「勞動教養就是違反憲法」，而且有批必駁。他的倔強使那些勞教分子的情緒更為亢進，很快就把鬥爭會推向高潮。身材頎長的謝老師完全淹沒在這幫勇夫的拳腳之下。飛揚的塵土籠罩全場。批鬥結束，各人起身，拍拍褲子，弄起更大的灰塵。燈光陰暗，人們在蒙蒙的灰塵中像幽靈般散去。
大會沒有再開。謝老師與我不同監舍，不同工地，接下來的情況不大清楚；但那晚他所在組的外號「小報告」的某某受到表揚，因此特別招人注目。在來來去去的人群中，「小報告」持續幾天所得回頭率很高。聽說他那個組天天在工地搞現場批鬥。謝老師就只有「勞動教養違反憲法」那一句話；批鬥他的話也就是「花崗岩頭腦」那幾句，了無新意。
隊員們當然寧可嘴巴累點，巴不得多佔用那怕幾分鐘的幹活時間，所以也樂於這樣搞。後來，聽說管生產的韋幹事跟管思想的馬乾事吵了一陣，說那個組的生產不成樣子了。馬乾事很乾脆地頂回去說：「政治是靈魂！」吵完折衷一下，把謝老師每天交到各小組工地，輪流批鬥。輪到我這個組，他跟着去挖土方。大家也不跟他說話，見到韋幹事身影，就吆喝幾聲：「老謝，動一動！」到休息時大家圍成圈坐地，比大家更為鳩形鵠面的謝老師站在中間，組員輪流發言，因為幹部不在，大都言不及義。解放前是某大報記者的老秦，說話愛挖苦人，看到被鬥者垂眉閉目，一副與世無爭的樣子，嘆口氣說：「你呀，你想充電影《紅岩》那個許雲峰啊？」
其他發言也都慢條斯理，不溫不火，都想把批鬥拖到開午飯時候。不料韋幹事更是棋高一着，工間休息時間一到，就出現於工地，叫喊：「開工！」吩咐我立即把謝老師「押回隊部」，以免影響生產。他全身有傷，走得很慢，我只好耐心像個跟班似的跟着。走上一段鄉間牛車路，他變得活躍起來，見地面有果皮蔗渣之類，必定踉蹌上前，拾進嘴裏。
我們組就只輪鬥過這一次，最後聽到他的一條消息是：死了。這原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又兼大饑饉的流言越來越多，謝老師生前雖然用生命為代價反抗了一陣子，死訊傳來，卻沒有產生什麼轟動效應。
2005年，報紙上有這樣的報道：「中國政府正在積極研究《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涉及的重大問題，一旦條件成熟，就將履行批准公約的法律程序。」所要研究的兩個「目前最大的焦點問題」之一，就是「勞動教養」。
謝老師辭世快五十年了，泉下有知，當會樂見其成的吧。
短短的時間裏，幾位認識的相繼死於非命，心裏總有些想法。這個時期，也是我過勞動關最艱難的時期。肩膀磨傷劇痛才熬過，腰部的挫損卻越來越嚴重。幹活時沒大感覺，休息下來就劇痛。晚上，怕觸痛腰部，得小心翼翼地躺下，在大宿舍此起彼落的、從惡夢裏發出的呻吟和哀哭聲中，似睡非睡地度過夜晚。早上起床，先得要翻身趴着，兩手撐着，背後好像壓着兩百斤大米袋，慢慢抬起上身，雙腳就勢用力，然後再翻過身來坐定。就這樣，每早起床就要把「腰痛」這個對手摔倒我才能起身。我不知道哪天終於被摔倒，但我必須咬緊牙關堅持。
每天兩餐的熱量不足以對付體力的開支，看不到盡頭的一天比一天更嚴重的飢餓和衰弱感，跟周圍的同伴一樣，我也浮腫了。實在累得不行，我就摘下眼鏡，借抹眼鏡汗水之機，放下挑子喘口氣，歇他幾秒鐘。挑擔已經是一種求生本能的驅動，不勞動，誰養活你？
兩個別組的隊員挑着滿泥箕燒壞的磚經過，聽說是專門負責掩埋死者的；這燒壞的磚是給死者立個記號，好對來找親人的家屬有個交代。在這掩埋專業隊裏，我認識一個人，外號叫亨得利。有些年紀的知識分子大都知道，亨得利專門賣眼鏡，他就有眼鏡賣。誰都知道他從哪裏進的貨，可誰都不願意說出來。同我一道來農場的十三人，近三分之一戴眼鏡，敖老已經與世長辭，其他眼鏡佬都轉到種菜、看牛等輕工組去了。有人說從重工轉輕工的，等於下了病危通知。現今還在重工組的，就只剩下我一個了。
面對天際憂鬱的群山和眼底滔滔不息的紅水河，我腦子裏縈迴着莎士比亞《哈姆雷特》那句永恆的話：
「生，還是死？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