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征路上，與北京農業大學的大哥哥、大姐姐邂逅之後，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興奮。他們都很喜歡我，叫我「小不點兒」。一路上，看到他們互相幫助，友愛，深感溫暖、快慰。他們有時幽默地開着玩笑，我興致盎然地看着，聽着，忘記了疲勞。大師兄、師姐們看我們姐倆在吃苦、志趣方面，竟也能和他們有相通之處，因而相處甚歡，有相逢恨晚之感。
苦樂交織的長征路
每天的辛苦行軍後，我們都會聚在一起，談論發生的問題，今後的路線，打算。大家經過熱烈的討論，決定不再以井岡山為目標，而是走到哪兒算哪兒，以能多了解社會、鍛煉自己為目的。我們邊走邊看，隨機駐紮在一個我們感興趣的村子裏，與老鄉同吃，同勞動，共搞文化革命。
我們這支十多人的小小長征隊伍，走啊，走啊，遇見了平整土地的農人，我便跟隨師兄們，跑過去，將老鄉幹活的鐵杴，奪將過來，幫助他們干一氣活。姐姐和幾個能歌善舞的師姐們，為農民表演節目。節目表演完了，我們上路，與農民們揮手告別。
我們從河北，轉進山西。一路上，飽覽着沿路風景。我們總可以看見在半山腰，那些農民揮着鎬頭，手把鐵杴，將山上的亂石瓦塊，一塊一塊地取出來，然後把從遠地取來的土，一層一層地鋪上——這是在造梯田呢！那上了點年紀的農人，個個臉上，都留下被寒霜雨露刻下的深深皺紋，融和在西風古道之中，組成一幅古樸蒼茫的畫卷。
每到一村，我們一放下背包，就散發中共中央的「十六條」傳單，宣講「文化大革命」，為老鄉表演歌舞，說快板，放映幻燈，為老鄉理髮，打掃院落。白天與老鄉一起扛鍬下地，擔着沉重的木桶爬上崎嶇的山路去很遠的地方取水，晚上盤坐熱炕頭，捧着粗藍花碗，吃着香噴噴的莜麵，與大爺大媽嘮國事……老鄉對我們開口閉口：「北京的紅衛兵」，「北京的革命小將」。我們沉浸在苦累的、新奇的、然而精神異常振奮的快樂中。
北京農業大學的這些師兄、師姐們，都很樸實，個個體力充沛。他們出身什麼，不得而知，但我回想着他們的音容笑貌，可以肯定他們都是有志於中國農業建設的青年。年齡最小的我，走在這些友好的互相體貼的大學生中間，那種感覺，用一個字可以概括——爽！
我如何變成了「大救星」
我們走進山西和順縣，到下屬一個村子（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該村屬和順縣；也可能隸屬另一縣，鄰近和順縣）駐紮下——唉，現在我才懂得寫日記的好處，當時很多老鄉的名字都忘記了。只記得，白天與農民們一起幹活，夜間和他們一起開會，並分別被派到鄉民家吃飯。我被分配去的一家，有兩口人——母子倆。
寒風瑟瑟，萬木蕭疏，天色漸晚。我敲敲門。
一位大約三十多歲的大嬸開了門，身上穿着破舊的薄棉衣。炕上擁被而坐的瘦而高的青年，大約比我大個兩三歲。
一陣清冷之氣包圍着房屋，屋裏比外面的溫度高不了多少——家裏沒有生火！
大嬸見到我，臉上現出歡喜，馬上招呼上炕，從牆角抱來十幾根短短的劈柴，放在一個掉了漆皮的鐵盆里，點燃，搖曳的火焰映照着我們的臉。
我交了幾角錢的飯費。大嬸受寵若驚地推讓着：「吃頓飯，還給錢作什麼？」
我向她解釋，這是我們的紀律。她把錢小心地放在炕上，給我煮着莜麵。
我一邊狼吞虎咽着大碗的莜麵，一邊問：「大哥怎麼了，病了？」
「沒有病啊。娃呦，家裏窮，只有一件棉衣服，我白天用被子裹着，你大哥穿衣服下地；待他回來，我穿上衣服，他披被，等我做飯。俺娘倆的衣服輪流穿着……」
若不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聽，我是決不會相信，在我國北方鄉村，還有這樣的貧困情景！我所讀的書本描繪的是：「新社會貧下中農過着幸福的生活，而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還處於饑寒交迫之中」，我們的使命，是去解救他們……
在城市裏，像我們這種父親被開除工職、母親受到降薪的右派分子家庭，已經算是夠窮苦的了；但我還不知道在我們中國的農村，竟有輪換穿衣過冬的人家。
我看着披着被子盤坐的大哥，又看看周圍。用來取暖的爐子冷清清地獨立在炕邊，只有少許劈好的乾柴堆放在牆角——看來是為最冷的時候或是為客人備用的。
我的感覺被證實了。我不在的時候，大嬸大體不生火；一旦我下地歸來吃飯，她總是一把一把地燒着。我看看大嬸，再看看大哥，心裏不好過，勸大嬸：「不要燒了，我不冷！」大嬸置若罔聞，只顧添柴。
大哥為我小心地撥弄着火，讓我靠近些。大嬸則不時道歉：「娃呦，咱這裏冬天冷得很，可不要凍壞了……」
回到集體宿舍，我欲將大嬸棉衣缺乏問題告訴大家，而姐姐告訴我，有的師兄已經將自己的衣物贈與了老鄉。
第二天一大早，在下地幹活前，我從臨時集體宿舍跑進大嬸家，將自己的一件絨衣，遞給大嬸道：「這件衣服，送給大哥穿。」
我的這件絨衣很厚，上邊又有母親親手縫補的幾塊大補丁，沉甸甸的，從暖和的程度上說，完全可以抵得上大哥和大嬸輪流換穿的那件薄舊棉襖。
「怎麼行？娃呦，你會凍壞的！」
「大嬸，我還有一件厚棉衣呢，不冷！」
大嬸雙手緊緊摟住衣服，向我跟前走了兩步，突然叫了一聲：「大救星啊！」
「大救星」？我萬萬沒想到大嬸喊出如此石破天驚的話，慌忙接下說：「共產黨、毛主席才是大救星，我是響應號召，來農村串聯，向你們學習的！」
她卻執拗地重複着：「俺娘倆冬天有衣穿了；救星，大……」
大嬸的手，輕輕懸在我的肩頭上，似觸未觸；她的眼，隱含一點淚花，如有還無。她的表情，接近呆板，她的嘴裏，喃喃不止——讀者朋友，山西話，有時是聽不大清楚的，我只大致聽懂一個意思，她以後可以多多出門，去拾柴火，去多干點活了。
這當兒，我已被那「大救星」之呼喊，叫得不知所措；看她那忘情的樣子，我此刻真是怕她再說出什麼出格的話兒，趕緊對大哥說：「大哥，咱們下地去吧！」
從此，大嬸白天不用裹棉被捱在炕上了，她看上去心緒不錯，身穿薄棉襖，屋裏屋外地忙着；我呢，雖然憑着一時血氣，將絨衣送給了大哥，杯水車薪而已；但大嬸手持絨衣時那喃喃的自語，還有戴給我「大救星」高帽時的情態，卻一直震撼着我的心。
報答「大救星」的情懷
在大嬸所居住的村子裏住了多少天，我記不得了，大約有十多天吧？就在我贈給大哥一件絨衣後，我發現我在大嬸一家中的「地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一種尊敬的、仰視的目光向我身上漫來，我察覺到了，頗有些不好意思，然而心窩裏還是蠻舒服的。
每當我與大哥收工回家後，就見到大嬸歡喜的眼光。給我殷勤地添飯，家裏的盆火燃燒不息，我怎麼勸也無濟於事，只好匆匆吃罷飯後倉皇逃去。
我看得出，大嬸的心思終不釋然。一心想報答我的心思，寫在臉上。終於，機會來了。
我在長征路上，右腳上長了個大大的雞眼，這大概是由於長久地走路，或是鞋子不合適等原因造成的。隨着不斷的行走、勞動，腳上的雞眼越來越腫大，走起路來雖無鑽心之疼，但在着地之時的那種漲痛，也夠我一受的。尤其難以忍受的，是在我吃完飯，準備歸去時，腳掌腫脹得最厲害，一時不敢踩地。我狠狠心，用力跺腳，直至幾乎完全麻痹，才一跛一跛地回到我們的集體居住地。
大嬸面對我那走路姿勢，總是嘆息一聲。一次，她問了我腳痛原由，眼睛一亮。
我照常與大家一起勞動。晚上與大嬸、大哥一起吃飯的當兒，大嬸試探着跟我說：「娃啊，離這裏十多里地，我聽說有一位能割雞眼的大叔。你不怕疼呢，就去他那裏把這雞眼割了吧！我叫大哥用驢子把你馱了去！」
大哥一旁幫腔，也勸我割掉雞眼。我遲疑着——我不願此刻休息，我想和大家一起幹活。
但是陳隊長等人考慮到我們還要走很長的路，勸我還是把雞眼割了去，我們的隊伍也可趁機修整一下。於是我聽從了大嬸的苦勸。
大哥找來一條毛驢，教我騎上，他則用一條繩子牽住毛驢，步行引領在山路上。我們過了一兩道山樑，來到了一個小小村落。
割雞眼者，是一位彪形大漢。他兩隻眼睛有如銅鈴一般，說起話來像敲鐘一樣地響。他其實是一個業餘割雞眼者。見到矮且瘦小的我後，他那厚厚的嘴唇里吐出和藹之音：「娃子，我這裏沒有麻藥，割雞眼，要流血，很疼哩，你怕不？」
大哥的神情先緊張起來，兩眼直盯着我。
我笑笑——我是最要面子的人；何況，我也是為大嬸、大哥來割雞眼的——我一定要讓他們報答的心意在此刻實現，我能挺住。
一把不短的刀子（非正規手術刀）在陽光下閃爍着，大漢捋起袖子，然後緩慢割向我的腳掌。我的腦海里出現了關公剮骨療毒的情形。圍觀老鄉嘖嘖連聲——地下流了一灘血。
「好了！你這娃，膽子不小哩！」大漢用些藥水塗在傷口上，包紮好。
大哥快步上前，稍展雙臂，小心翼翼地將一米五幾的我安放在驢子的臀部上，我們凱旋了。
大嬸見我們歸來，歡喜之極。她問這問那，給我燒上炭火，說道：「娃呦，以後走路可好辦了！」大嬸為我辦了一件大事，火光映着她甜甜的笑靨，我們三雙手被火炭烤得紅紅的。
其實，在離開大嬸、大哥沒有幾天後，我的雞眼在長征路上很快又復發了。一直到回京後，才在積水潭醫院根治。
我想，如果再見到大嬸，她若是詢問起，我將會毫不遲疑地向她撒個早已痊癒的謊言……
告別窮村以後
離別的日子到來了。
我們打起背包，與相處時日不多的村民告別。我看見，在屋門前，在梯田邊，在樹梢旁，在山路上，人們不約而同地來送我們。我沒有來得及注意大嬸、大哥在哪裏，只是被老鄉們的一種發自內心的送別情懷所感動。人群中不時有「慢走啊」、「回來啊」的聲音傳出，但更多的是深情的目送，默默的佇立，頻頻的招手。他們的眼光里，流露着對有如曇花一現的我們這些過客們的依戀。他們大概知道，我們回來的可能很渺茫。而他們中間得到我們所贈衣物的人們的心情，和呼喚「大救星」的大嬸的心情應是相通的。也許，他們在心底還期盼着——以後有新的救星式的奇蹟出現……
歲月無情，時光飛逝，而那令我猝不及防的「大救星」的呼喚，至今響在耳邊。
一件破舊的絨衣的贈與，使我剎那間成了「大救星」！一個16歲的北京學生成了山西農村大嬸的「大救星」？這是怎麼回事？
我深知，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成長地——北京的光芒萬丈的光環，使得大嬸激動萬分。
不過，從個體的處境仔細想想，我們之間那不小的差距，也是「大救星」之聲產生的緣由罷？
大嬸與大哥在封閉的土石山上造梯田，集體勞動，統一管理，不能搞自留地與其它副業（那時有一個流行口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這種模式下，觸目驚心的貧困情景的出現，就不足為奇了。他們需要救助者。
我生活在城市，有母親的工資，有國家發給的糧票，有買衣服的布票，我還能上學識字讀書，生活雖不富裕，但衣食無憂。
於是，在物質上、精神上，我對於大嬸、大哥形成了相當的優勢。而當我這個北京學生一念突發，給予他們一點援助，就使得他們有被「拯救」的感覺。
身處深山中的大嬸、大哥們可能不知道，我這樣的城市人，定會有工作、工資、治病、退休費的各種保證。這便是我很容易成為他們的「救星」的真實基礎。
渴望被拯救的大嬸、大哥們，改革開放後的今天，他們的後代中，有多少還留守在故土上種地？有的已經走出了鄉村，成為了農民工嗎？是否有的甚至成為了企業家？有的一定已經上了大學，成為了國家的棟樑之才了吧？我祝願，大嬸、大哥的後代們，能儘快與我這城市人一樣有同等的公民待遇，那時，他們會從內心發出強者的新聲音。讓「大救星」之詞語，從他們的辭典中永遠消逝。因為，「大救星」、「萬歲」之種種呼叫，多發自弱勢群體之口，是艱難、困苦之環境存在的明證；遍於國土、尤其是鄉村大地的「大救星」的持續期盼與呼喚，恐非國家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