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與朋友閒聊，有的挨算工齡，有的挨算軍齡，我突發奇想地挨算起我的餓齡。一挨算，連我自己也感到吃驚了。在我25歲大學畢業之前，每年挨餓時間在9個月以上的年頭竟有13年之多。挨餓最甚的自然當數20世紀60年代末的三年自然災害。
說起三年自然災害，一個早年喪父的北京的哥兒們是個孤兒，父親當初是相當級別的幹部，由於去世得早，使我的哥兒們一直有一種深深的無助感。他動情地說：「哥哥，你不知道我三年自然災害時挨過多少餓！我一天只有七大兩！我的同學哪會吃這種苦！」他的同學也都是相當級別的高幹子弟，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在追求一種他的同學所沒有的磨難的優越感。
我回答說：「兄弟，你那叫苦？一年也沒有誰能給我七大兩，別說一天七大兩啦！」
他根本不相信，還以為我是在跟他爭奪這種的優越感。他瞪大眼睛說：「怎麼會呢？你們農村不都有糧食嗎？開會時幹部們說，你們農村瞞產私分，家家戶戶都私藏糧食，城裏人才沒有糧食供應。」
「兄弟，糧食都讓『五風』給刮跑了，都讓大隊幹部給光榮了。」
我這樣說，這位生活在京城高幹子弟圈內的哥們兒是很難明白的。我的老家地處伏牛山余脈，我們那裏，經過小食堂、大食堂、又到小食堂，開始時有的是糧食，伙食也確實好，農民特別是擺脫了家務勞動的婦女們，個個樂不可支，憨厚老實的百姓們從辦食堂開始就一門心思過共產主義了，誰還違背上級的意圖私藏糧食？私藏糧食，對百姓來說，對不起共產黨，對不起上級領導，也對不起自己的良心。開始每一個生產隊都辦一個小食堂，我們那個小村是一個生產隊，好吃好喝了一段時間，群眾對食堂的疑慮打消了，一個平常心事很重的人，有次開會時主動從家裏掂出來大半口袋扁豆——扁豆產量很低，但卻是糧食中最耐儲放的，他當時的神色，真像偷了隊裏用來育苗的紅薯母那樣尷尬，有些神經質地喃喃地說：「我覺悟低，覺悟低，不相信領導，我沒出息。」儘管生產隊長高調地表揚了他，但鄉里鄉親並不怎麼原諒他，認定他是個落後分子。落後分子是當時最恥辱的稱謂，他那尷尬的神色一直延續了好多天，見人矮了三分。後來大隊幹部到各家各戶搜查糧食，我們村真的沒有搜查出一粒糧食。
好可怕的三年自然災害！對像我和北京那位哥們兒扭扭臉就餓、一樣嘴不能離食的十來歲的孩子來說，沒有比飢餓更可怕的了。我一直在追憶，那可怕的三年究竟是怎麼度過而僥倖沒有餓死？我的家鄉是一個重災區，那三年餓死的人，據老年人說，比他們記憶中歷史上兩次災荒死的人還多得多。由此我總是禁不住感慨，人的生命力是多麼的脆弱，人的生命力又是多麼的頑強。
說起那場災難，公開的說法是天災人禍，實在是一種十分客氣的了。把天災放在人禍前面，無疑大大減弱了人禍的危害。做為過來人的感受，那人禍是遠遠重於天災的。我們那地方，也算是個老區，叫十三區，大概是皮定鈞司令在豫西打游擊時劃定的十三區，群眾基礎相當好，叫幹什麼都行，什麼都能幹得出來。上級叫放衛星，多大的衛星都管放。當領導的想多交糧當先進，說是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糧食就交了個底朝天。上級來檢查群眾口糧，就連夜集中起各生產隊的糧食來充場面。但集中來的糧食也不多，於是就在糧囤下邊放麥秸，上邊倒上糧食。上級領導到另外一個隊檢查，就趕緊收起糧食抄小路把糧食送去，再偽裝一番，應付檢查，把人和糧食都折騰得夠受，反正所謂檢查也只是例行公事，檢查一兩個生產隊也就罷了，明知作假也不會認真計較。大隊先進當上了，幹部模範當上了，一遇年饉，百姓活該遭罪了。上級叫一天七大兩，沒有；上級叫三大兩，不夠；只好把鐵鍋吊起來當鐘敲，搬來個石磙支住大牙，啾啾地喝西北風。
這時候，當幹部的好處就充分地顯示出來了。雖是年饉，可總還有點把糧食，如果幹群同心同德，艱苦奮鬥，節約着吃，再搞點生產自救，也不至於餓死那麼多的人。可糧食在幹部手裏控制着，糧庫的鑰匙就掛在幹部的皮帶上，晃晃悠悠的，呵琅琅的響，時不時還拍拍，顯示着一種特權。一遭災，糧食顯得更加重要，更加寶貴，除了幹部自己享用，還可以送人情。看誰家閨女媳婦好看，給個一升半鬥的，包管啥時間咋叫走她家裏人連個屁都不會放，保准叫他們半睜一隻眼閉緊一隻眼。民以食為天啊，命比天大，好死不如賴活，總比餓死強吧！於是乎七折騰八折騰，把本來就不多的糧食就折騰的差不多了，群眾連三小兩（一斤十六兩那種小秤）也沒有了。群眾哀求幹部分點糧食吧，就是少點，一家分幾碗也行。幹部把眼一瞪，理直氣壯地說，寧死爹娘，不分種糧，現在就只有種糧了，分了種糧，等災害過去了，地還種不種啦？還是上級領導有辦法，叫搞什麼瓜菜代，真他媽的閒扯淡，如能生產瓜菜，農民還不會生產糧食，還用瓜菜代？所謂瓜菜代，在農民看來，就是自找門路，自己想辦法。我們那裏的俗話，叫自己不哭，眼裏沒淚。
我們那個63口人的小村，腦筋就動在那兩垛紅薯渣上，那是早兩年磨紅薯農澱粉做粉條時留下的，原本是儲存做飼料餵牲口的。原來糧食多飼料也多，牲口吃糧食飼料多了，一聞紅薯渣的氣就扭頭。到了人都沒有吃的份上，糧食飼料自然也沒有了，對不起，就只有委屈那些牲口大爺了，誰叫你們不會說話哪！老年人有度饑荒的經驗，說凡是年饉，一荒就是幾年，別看這兩垛紅薯渣也不少，吃起來就知道少了，還是省着點吃，只要不餓死人就行。隊幹部這次可是從善如流，加派武裝的基幹民兵晚上看護。當然，誰和幹部的關係好些、近些，就多派幾次，一則可以多爭工分，二則多少還可以多分點紅薯渣。那紅薯渣，歷經風霜嚴寒，倒也沒有了原先的暴勁，吃起來倒是綿軟可口，只可惜不多，人們照樣得挨餓，但總比餓死強。
到後來，紅薯渣也沒有了。倒不是村里人吃完了，而是大隊幹部說你們咋還存私房？原先咋沒有折成糧食叫你們多交些公糧？不行，上級早就號召過共產主義生活，產都得共，還說你們這點紅薯渣？共了！一聲令下，其他各隊早就眼紅的饑民興高采烈地把紅薯渣背走了。我們落了個底朝天，隊幹部大聲抗議了幾句，群眾嘟嘟囔囔牢騷了一陣子，大隊幹部氣勢洶洶地威脅說：「叫基幹民兵來，還想翻天不成？」誰也不敢吭聲了，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背着走了。當然，背得最多的還是大隊幹部。村民惡狠狠地詛咒道：「也不知是孝敬他那家姑奶奶的！」
不管他是孝敬他那家姑奶奶，反正是賴以活命的紅薯渣是沒有了。村民們事後用各種各樣的方式詛咒着這場赤裸裸的掠奪，有的婦女扎了草人，草人心坎上紮上鐵釘，天天早上用尿水澆，每每走過，都「呸呸」吐幾口唾沫，這種方式是最惡毒的表示。全村人都在毫不例外地譴責隊幹部好出風頭，想當自救模範，輕易地把靠紅薯渣度饑荒的事實出賣給大隊幹部，也有好動腦筋的人指責隊幹部沒有和大隊幹部搞好關係，眼看別的隊還私存有囫囫圇圇的糧食，大隊幹部咋就不去共產，卻偏偏到我們隊來共這些紅薯渣？這一次，外號叫「紅頭牛」、平常一聽不同意見就扭着發紅的脖子直嚷嚷的「候補黨員」（可不是預備黨員，是指他老想進步當模範進入先鋒隊，但大隊幹部總說他鬥爭性不強，不是黨員的料，總是不發展他入黨，村民於是就揶揄地送了他一個雅號）隊長，脖子紅了，卻沒話說了，以後多年，村民們都看不起他，還當面公開稱他為候補黨員，拿他開涮。後來。後來他找個機會，丟官舍駕，外出到大型水利工地做工了。直到他人到中年後得的兒子死於一場突發的疾病，村民們才原宥了他，在我們那裏，大孩子早夭，謂之曰殤了「當頭兒」，是老天對人最重的懲罰。
年輕人則忿忿地指責當初叫節約着吃的老年人：「能得不輕，能到空地里去了吧！」從此對老年人產生逆反，多年都不聽老年人的勸告。老年人也覺得自己太沒成色，直感慨：「早知這樣，還不如叫孩子們吃兩頓飽飯！唉，這世道——這世道——」這世道怎麼樣，可就不敢往下說了，老年人還是多長了個心眼兒。多年以後，我才理解了這種說話的藝術，真叫藝術。
還是早些想別的辦法吧。人們從紅薯渣身上受到啟發，去遛地里的紅薯。五八年搞生產大躍進，只管報一天出多少多少畝紅薯，紅薯大多都留在了地里，既然紅薯渣都能吃，那麼留在地里的爛紅薯照樣也能吃。全村人幾乎全部投入了聲勢浩大的遛紅薯運動，一人一個籃子一張鋤，先是到旱地里刨，一鋤挨一鋤地往下刨。刨過一遍後，再重複地刨，等於來了個深翻土地運動。那時，最使我佩服的人就是開始一天能刨一挑子，接着能刨一籃子，後來能刨半籃子的人。要知道，三五塊半半拉拉的紅薯，對一家人的碌碌飢腸將是多大的撫慰。最使我佩服的人是葉姐，因她哥哥叫干，她就叫葉，比我大好幾歲，平常按鄉親排輩就叫她葉姐。就是因為那時的佩服，使我一輩子都對她保持着尊敬。媽媽告訴我，刨紅薯就像割草一樣，跑山一大把，守山一大籃，一定要有耐心。耐心做事，認真地做，成為我一輩子的圭臬，因為那是少兒時維護生命的教訓和體驗。
腐爛的紅薯，一點也不影響食用，加些野菜什麼的和和，就是十分的美味了。開始刨的紅薯多，就偷偷地曬乾，秘密地保存起來，一聽說大隊幹部來搜糧食，就得趕忙轉移。搜糧食是大隊幹部的一種十分可惡、十分惡劣的、令人咬牙切齒的行徑。並不是他們吃飽撐得太難受了找事干，其公開的理由是搜瞞產私分的糧食，說是生產隊把瞞產的糧食都藏在群眾家裏，以逃避大隊的檢查。因此要一遍一遍地突擊搜查。其實是，大隊幹部把搜來的糧食，在全大隊公開展覽後，盡數納入了私囊。不少搜來的所謂糧食，其實就是群眾刨來曬乾的紅薯渣，那可是群眾生命的維繫啊！
大隊幹部搜糧食還有另外的目的，一是抖威風增加對群眾的震懾感，在自己幹了壞事之後可以鉗人之口；一是看見人家家裏有什麼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盡可以偷盜之名把物主批鬥一番後予以沒收，從而據為己有。因此，張家閨女的花布衫，不多久就會套在自己老婆身上；李家媳婦的銀手鐲，也會戴在自己相好的手臂上。後來「反五風」，大隊幹部成為鬥爭對象，群眾皆曰殺，也不管他是否犯了死罪。當然，即使罪大惡極的也沒有殺掉的，因為當時的省領導一篇「我無殺人之心，萬人死於我手」的懺悔，使這些人人痛恨的混帳東西才免於死罪，有的也只是勞改幾年了事。
當時，大隊幹部的任命具有一定的家族特徵，往往是一個家族就出幾個大小隊幹部，還搞異地交流，不在本隊當幹部。因此，他們干起壞事來，更加肆無忌憚，且具有一定的家族血統關係。我參加工作後接觸黨務，就一直在思索，當時黨組織怎麼就選拔了這麼些玩藝肆虐鄉里？一次回縣裏，聽說當時的大隊幹部的家族在鼓動鬧事，集體上訪，直接告到省電視台的焦點欄目，心裏翻起當年老賬，直感慨這個家族的劣根性怎麼如此頑固，經久不衰。因為上訪告狀一般是找黨委、政府，為的是解決問題，一開始就找新聞單位，這不是由於對新聞媒體的信任，而是出於有些政治頭腦的人的着意策劃，擺明了是要造成一定的政治影響，問題的解決倒還在其次；只要造成一定的政治影響，就有了撤換幹部的充分理由，就有了取而代之的機會，由此聯想到農村實行村民自治後，當村委會換屆選舉時一些地方家族勢力猖獗，鬧騰得烏煙瘴氣，這決不是群眾民主意識覺醒的象徵，而只是劣根性遺傳基因在作怪，是一種下台的痞子幹部政治的復辟和倒算，誠非國家之福、民眾之幸。
倉庫里的糧食是幹部享用的專利，連刨來的紅薯渣也給收走了，地里的爛紅薯畢竟不是刨之不竭，用之不盡，待到群眾確信旱地里的紅薯被刨淨了，就到長得不景氣的麥地里去刨，反正麥子打下來也得上交，還是救眼前的急要緊。於是，把麥地刨得一塌糊塗，大小隊幹部怎麼也制止不了，怎麼咒罵也無濟於事。幹部一來，群眾就散了，幹部一走，群眾重新開始。由此，我聯想到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後來的農民暴動，還有劫皇糧什麼的，統治者為何總是剿滅不了，我由此理解了什麼叫挺而走險。那只是為了活命的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
到後來，人畜爭食。上級號召從麥秸中熬澱粉，就是把麥秸鍘得碎碎的，放在大鍋里熬，熬成黑糊糊狀，就算是熬出了澱粉，攙些野菜，湊合着吃。那味道，實在不怎麼樣。熬不多久，麥秸也不多了，總還得給牲口留下一些，要不，年饉過後，沒有大牲口怎麼種地？於是便打玉米杆的主意，也把玉米杆鍘得碎碎的熬，誰知這東西比麥秸杆頑固得太多了，熬來熬去，連黑糊糊狀都熬不成，玉米杆皮還是皮，嚼也嚼不爛。到後來，連玉米杆也沒有了。
時節已到了春天。災害時的春天卻沒有往年的煦暖，人們稱之謂春荒，歷史上多少農民起義就是在春天發生的。當時，農民起義倒是沒有，因為善良的百姓們相信共產黨不叫餓死人，社會主義社會是老百姓自己當家作主，你起什麼義、造誰的反？然而，餓死人的事卻一直在不間斷地發生。聽說有的村子，餓死的人就封在他們家裏，因為沒有人能抬動棺材了。我們村沒有餓死人，得益於住在山半腰上，山上的野草成了救命草，野草乾枯了就刨草根吃，幾乎把山上刨了個遍。不靠山的就沒有這種福氣了，於是，眾多的人們就學會了偷，能偷什麼就偷什麼，只要是可以用來填肚子救命的。人老幾輩子沒有偷的歷史的家庭，也有了偷的記錄，一時偷風大盛，迅速蔓延至每個角落。在群眾中間，屈死不告狀、餓死不去偷的古訓和傳統在迅速地改變，餓死不去偷逐漸被「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的概念所替代。這一概念，十分深入人心。從來不沾人家一絲便宜不拿公家一根線的媽媽忍不住抱怨我：「你啥也不會偷，非餓死你不可！」
我成功的一次偷，是和小姑姑一起去偷大麥苗。春上大麥苗剛剛起身，嫩嫩的。媽媽說，大麥苗不那麼澀，還有甜味。於是我和小姑姑趁天黑各捋了一籃，回來煮熟了吃，果然甜甜的。當時也沒有鹽，就那麼煮煮吃。在我的印象中，這是我一生最值得回憶的一頓美味。第二天再去偷，已有人在看守了，偷不成了。很可能是隊幹部已發現了大麥苗少了一片，加強了防範。我一直在納悶，隊幹部咋就能那麼快就發現了哪？你不得不佩服當幹部的人總有些過人之能。
那時候，幾乎所有能進嘴的東西，人們都吃了個遍。畢竟是春天了，草木萌發，可吃的東西逐漸的多了起來。然而，可吃的代價畢竟也不小。槐樹花是好吃的，但太少，人們總是連槐樹葉子一塊吃。這時的吃，又不像平常那樣煮熟了先用清水泡，泡夠一定時間再吃。往往是一煮熟就迫不及待地拿來吃。結果，和我年齡相差無幾的六叔一夜之間，腦袋腫大了許多，本來就不大的眼睛腫得沒有了，看不見路了，全家人緊張得不得了，派出幾路人去請醫生。醫生說是食物中毒，槐樹葉子毒性不大，不要緊的。說也奇怪，兩三天後，六叔的頭果然不腫了，虛驚一場。
六叔的頭好象特別喜歡腫，吃蓖麻葉子，腫過；吃皂角葉子，腫過；吃刺腳芽（一種野菜），也腫過；其實是他已沒有了任何的免疫能力。反正那時候人人浮腫，一浮腫，皮膚就發白，好象吃胖一樣。與吃胖不一樣的是，撩開褲腿伸指頭往腿上一摁，立即一個圓圓的坑，好長時間起不來。我是由胖直接過度到浮腫的，人本來就白，一浮腫就愈發的白，宛如一副胖孩的模樣。大人們立即想到過去年饉時的人吃人，多次鄭重地告誡我，可別單獨外出，免得被當成胖孩讓人給殺吃了。大人們說，人油和其他的油不一樣，人油不圓，是半個油花，還講了好多人吃人的故事給我聽。其實不用他們多講，已把我嚇得一到晚上連大門都不敢出，反正也沒有力氣到外邊去玩。
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叫十圪節，據說過去就有人在那裏開過孫二娘開的那種店。解放後地址猶在，每次從那裏走過，都禁不住心驚肉跳。小時候為掙工分外出割草，我和同伴的足跡遍及周圍三里五村所有野草豐茂的地方，可是，獨獨沒有去過十圪節，誰也沒有勇氣敢去那裏割草，儘管那裏的野草分外的豐茂，對靠工分吃飯的孩子們來說分外的誘人。因為時不時會傳來別的地方發生人吃人的消息。
長大後讀書，見書上有餓殍遍野，人們易子而食的記載。儘管三年災害也是飢餓遍野，也有不少的人餓死，如吃觀音土拉不下來憋死的，吃野草中毒毒死的，吃碾轉（即把快要成熟的麥子煮熟後在石磨上磨下，麥子因碾而轉，故名。這種食品潑上蒜汁，十分美味，飢餓的人往往多食）而撐死的，當然，直接因飢餓而死的也大有人在，然而，人們總是對未來抱有十分美好希望，只是把一切的罪惡、一切的詛咒，統統都發泄在那些為非作歹的隊幹部身上，總是把所有的期望都寄託於我們黨和領袖身上，盼望黨中央早日下達政策打倒那些令人詛咒的壞幹部，早日降下能讓百姓吃飽飯的幸福的甘霖。這甘霖，終於災害的第三年即1961年飄飄灑灑地降落人間，政府開始發放救濟糧，雖然不多，還粗細搭配，但畢竟是救命糧啊！救濟糧不是白給的，需拿錢買，只要能救命，拿錢就拿錢吧。可百姓哪裏有錢呢？家裏有在外工作的倒還好些，總還有點活便錢，平常百姓怎麼辦呢？前幾年通貨膨脹，錢不當錢用，老百姓把本來就不多的錢都差不多花光了。於是，就幾家兌錢，先讓一家買糧，買糧後立即到集市上去把細糧糴掉，再讓其他人家去買糧。如此循環着，飢餓的人們挑着口袋，蹣蹣跚跚地到十幾里外的糧所，總算家家都把救濟糧都買回來了。大多的人家，大都把細糧賣掉，只吃粗糧，再用賣糧的錢購買下個月的救濟糧。這又是一個循環，直到麥後小麥豐收。
在我十三年的飢餓記憶中，這三年尤難忘懷，它留給我太多的問號，需要我一輩子去思索琢磨，去尋求一個能自圓其說的答案。這三年，也給我留下了太多苦難，中年後幾乎所有的疾病，都是因為飢餓而形成的。這三年，也固定我的生活習慣。至今，無論我到什麼樣的餐館吃飯，無論是請客還是吃請，我都不會故作風雅地去點什麼野草以示高貴，以示和過去的生活多麼遙遠。平常在家裏吃飯，我總是交代家人，一定要把菜炒透，城市人那種半生不熟的菜有營養的說法我的胃始終不能接受，一聞到菜青氣，我什麼胃口都沒有了。這種習慣，將伴隨我的一生。對飢餓的記憶，將伴隨我的一生。對飢餓的思索，也將伴隨我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