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鄂爾多斯官方的一則通告衝上熱搜，一時間家喻戶曉，街談巷議。
通告說，針對近期國內個別地區在防疫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鄂爾多斯市政法系統將汲取教訓，無論任何時刻，都將堅持生命至上，救人為先。
通告特別強調，緊急情況時，市民有權採取措施自救或緊急避險。
這大抵是疫情三年來，最有人情味的地方通告了。
對此，公眾滿心歡喜，奔走相告，不少人呼籲「學習鄂市好榜樣」。
我在對鄂爾多斯市報以讚許的同時，還咂摸出一些別樣的味道。
「緊急情況下有權採取措施自救或緊急避險」，並非鄂市自創的說法，而是源自《刑法》第二十一條、《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二條等相關法律之規定。
該市不過重申了相關的法律規定而已。緊急避險是法律權利，也是常識。
一條常識範疇內的通告，卻贏得「人性化通告」的美譽。這種人性化，在時下疫情防控中不能說絕無僅有，也不多見。慣見的是板着面孔、機械生硬。
由此，在諸多不正常的通告中，「鄂爾多斯通告」脫穎而出，成為一個新聞事件，這個現象頗為特別。
這既可以理解為少見多怪，也可理解成一種物以稀為貴。
在既成的現實情境下，適當肯定鄂爾多斯的做法，可當作對疫情防控法治化、人性化的引領。
看見有人撰文，從中解讀出「政治站位有高度，執法建設有深度」的意思來，這過度的褒揚，着實是在寒磣不少地方的另一面。
畢竟，鄂爾多斯所要實踐的，乃是分內之事。過分拔高該份通告的意義，反而是降低了對防控工作的正當要求。延伸開去說，有點寒磣其他一些地方的意味了。
就因為重申和強調了一個常識，就被貼上親民愛民的標籤，落得個講政治講法治的好口碑，這讓連這點分內之事都做不到的其他地方情何以堪？
推及開來，如果這個標籤和口碑能夠成立，那麼法院院長宣示不枉法判案，公安局長宣示不刑訊逼供，組織部長宣示不賣官鬻爵，豈不都應拿出來頌揚一番？
當應該做的變成了「標杆」「榜樣」，可見「不應該做的」已然成為社會常態。越過分拔高這樣的「標杆」「榜樣」，實際上是在貶低當前公共衛生治理的某些現實。
近些年來，泛神聖化的現象似乎越來越嚴重。通俗地說，是將本分升格為崇高。
明明都是些極為普通和本來應該做的事，比如維護和保障公民緊急避險的法律權利，被當成正面新聞大加褒揚，就是這種泛神聖化的表現之一。
這種褒揚的本意，無非是要喻示官員依法防疫、以人為本，但「好意」的結果卻可能大大降低正常的法律和道德標準。
本分成了崇高，聽起來是好聽了，但一個地方的防疫官員、基層防疫人員，如果將自己定位為凡人的時候，法律和道德標準對其就失去了約束力。
從西安孕婦，到上海護士，再到蘭州三齡童，相同的悲劇重複上演，便是明證。
讀「鄂爾多斯通告」，公眾被常識感動得稀里嘩啦。與其說是感動，莫如說是某種反諷。
對此，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官員，有無感到些許的汗顏。
（註：本文原始題目為《「鄂爾多斯通告」：我們被常識感動得稀里嘩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