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與張藝謀、姜文、鞏俐在拍攝電影《紅高粱》時的合影（資料圖）
翻到莫言很早以前的一篇採訪，太有意思了。
通篇的大實話，很有稜角。有的回答因為太剛，說完自己還要可愛地圓一圓：
「這是半開玩笑的話，你不要認真。但你發表時不要刪去這段，因為這很好玩，是我作為被採訪者的一次溫柔的反抗。
我們這些作家，被你們這些記者，像橡皮泥一樣，捏了幾十年，好不容易鼓起勇氣，說幾句反駁的話，希望你們也有點雅量，不要刪改。」
感覺那會兒的採訪倒是難得的生動樸實，沒有那麼多圓滑的套話和套題，有些問題甚至很尖銳，引出了很多意料之外的精彩回答。
這才是採訪啊～
1.新京報：很多人評論你的小說寫得過於殘酷，像《檀香刑》我確實只翻了幾頁，就不敢看了。
莫言：我知道你根本就沒看過《檀香刑》，你是人云亦云。因為，《檀香刑》中被人認為是「殘酷」的那些描寫，是到了書的二百多頁之後才出現的。
「記者從來不看書」，你們看不過來，這可以理解。而不看書又要評書論書，這是你們的職業需要，也可以理解。
這是半開玩笑的話，你不要認真——但你發表時不要刪去這段，因為這很好玩，是我作為被採訪者的一次溫柔的反抗。
我們這些作家，被你們這些記者，像橡皮泥一樣，捏了幾十年，好不容易鼓起勇氣，說幾句反駁的話，希望你們也有點雅量，不要刪改。
2.新京報：我是當代小說忠實的讀者，你的小說我當時確實翻了，但我確實沒有看下去，就是覺得語言很嘈雜，還有就是覺得太殘酷，看了會很長時間心裏不舒服。
莫言：那讓你來採訪我，真是難為你了。
接着說，我們家鄉有句老話，叫做「貓頭鷹報喜———壞了名頭」，意思是說，即便貓頭鷹報告的是喜事，人們還是不喜歡它。也有人說，「一次為盜，終身是賊。」
我寫了幾個殘酷情節，就成了殘酷作家，你沒看到我小說中那些溫柔得要死的情節嗎？
從人性的角度講，每個人，其實都是受刑者、觀刑者、施刑者三位一體。我相信當年在菜市口處決戊戌六君子時，那觀刑的人山人海中，大多是可以用善良來定義的百姓。
但那些劊子手，之所以要那樣誇張地表演，就是為了滿足這些善良的看客的需要。而那些受刑人，之所以能夠那樣慷慨悲歌，視死如歸，其中也有為了看客而表演的成分。
這樣，受刑者、觀刑者、施刑者，就是一種合謀的關係。
我這樣寫，是希望人能認識自己。回家問問你爸爸，讓他給你講講文化大革命時，有多少善良的百姓，變成了殘酷的幫凶。當然，在受刑者、觀刑者、施刑者背後，還站着一個集團，這些人，是受刑者、觀刑者、施刑者共同的主人。
3.新京報：有一位作家說，我們總是書寫人性，認為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是我們的小說里是不是應該有人性的理想，對這個觀點你怎麼看？
莫言：我的小說中，當然也寫了理想和希望，《檀香刑》中，所有的人都死了，但我讓那個身懷六甲的孫眉娘活了下來，這難道還不是理想和希望嗎？我曾經在小說結尾處寫上過「讓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這樣的理想之歌，可惜讓編輯刪去了。
真是遺憾，他們的武斷，毀了我理想主義作家的名聲。
4.新京報：你談到過自己很怕談思想，思想很可怕，你覺得一個作家可以不靠思想來寫作嗎？
莫言：看起來今後我應該改變說話的方式，不應該使用這種反諷的腔調。一個作家，不可能沒有思想。連智力障礙者也有自己的思想，連大猩猩都有自己的思想。
我怕談思想，一是怕那種向組織匯報的所謂「思想」，二是怕在小說中說教，或者在文章中冒充思想者把許多簡單問題複雜化。
我看了某些所謂的「思想者」的文章，感到他們實在是欺負讀者，他們不喜歡說通俗的話，他們從不把狗屎說成是狗屎，非要說成是「狗，也就是DOG的排泄物」，這很優雅，但多麼麻煩。
